文：區龍宇

【延伸閱讀：利他的力量】

很多香港人都相信「適者生存，弱肉強食」。反正人性自私，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而利他精神，則是違反「天性」。有人更認為，這種觀點有基因科學的根據。Richard 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就根據基因學說來證明人性自私，人的一切行為，都只為確保自己的基因傳承下代而已。如果人們無私幫忙別人或者讓人分享自己所有，那只能在血親之間，而這樣做的目的，正是為了自私，為確保其血脈能夠承傳。

捨己為人，所為何事？

幾年前一位德國科學家克萊恩（Stefan Klein）出版了《仁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Nicest）一書，根據人類學和實驗心理學的最新研究，道出另一種故事：利他主義不僅是人類社會的基礎，而且植根於人類的演化中。

其書一開始便提到美國黑人奧特里（Wesley Autrey）的事蹟。這位普通打工族，在2007年紐約地鐵月台，冒生命危險跳下路軌，在列車進站的千鈞一發，拯救跌下路軌的路人，一個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克萊恩問：這人所為，如何用自私的基因學說來解釋？或者這只是特例？但克萊恩補充，歷史上固然出現過無數捨己為人，從容就義的事；就在當代，已經有三百萬德國人，登記成為骨髓捐贈者，而他們永不知道受助者是誰。在美國，也有網絡聯繫起所有願意捐出一個腎臟給陌生病人。在香港，有些農友/花卉愛好者，彼此贈送種子/果實/花卉，而不問回報。這一切，人性自私論如何解釋？

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在二十世紀初，寫過一本《互助論》，詳細記述從動物到人類社會中常見的互助現象。現在這個知識不算新鮮。我們在電視紀錄片都常見。甚至是彼此對立的捕獵者與被獵者，有些居然相互合作，例如有一種小魚，會游到兇猛的另一種大魚口中，吃掉大魚的寄生物，而大魚客隨主便。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

《仁者生存》記錄了近年多次行為心理學實驗。根據經典市場論中的「經濟人」假設，即使我們幫助別人，也只是出於錙銖必較的自利心。但是，學者Kevin MaCable進行一個實驗，測試人們在博弈中，是否只會觸動大腦中掌管算計與收益的部分。他請兩個陌生人來，給其中一個人十塊錢，由他決定是否分給對方一部分。如果他分潤，研究者便會給予第二個人兩倍的錢，並由這個人決定，是否和第一人分潤，以及分多少。在這個博弈下，二人都自行決定是否分潤，以此測試，誰更吝嗇。這個實驗接著在好多對博弈對手間重複。從純粹自利計，第一人可以毫不分潤，因為第二人會否同自己分潤，第一人毫無把握。同時，研究人員把測量儀器連接其腦袋，看看當他們做決定的時候，觸發腦袋中掌管算計與收益的部分，還是其他部分。結果研究者發現，第一人有一半會平均分潤5.16美元，第二人則平均分潤4.16美元。但再經過幾個回合，當大家相互熟悉之後（彼此通過電腦博弈，只看過對方照片），研究者發現，第二人逐步增加分潤。可能因為他一面盡量誘使對方多分，另一面又盡量多留，也就是說，在追求最大自利，與大方對待對方之間，求取平衡。

再經過多次來回博弈，有趣的事情發生了。研究者從腦部掃描中發現，慢慢雙方之間，在知悉對方分潤額之前，其實已經決定了自己的分潤額，儘管二人其實不是自覺的。這是因為，此時他們已經不是運用腦袋中算計與收益的神經元，而是掌管社交與情感的部分，因為，這時相互之間，已經建立起…信任。換言之，雙方大方地合作互惠，已經不是出於自利心，而是出於感情。這也證明了互利互惠，純粹出於自利計算的理論，是錯誤的。當然不是所有被測試者都達到信任程度。建立起互信的，大概是一半博弈者。（《仁者生存》第三章）

同樣有趣的是，作者也介紹了一個調查，就是對各國人民進行信任程度的調查，結果顯示，挪威人的互信程度最高，達到61%；德國是35%；秘魯只有5.5%。可惜數據沒有中國的。

上述實驗不過印證了日常交往的經驗：最初彼此之間會比較算計，一旦覺得對方「幾好人」，便開始建立互信。這種互信，可以強烈到「以生死相許」。人的確奇妙，能夠彼此心連心，建立起所有動物都不及的感情紐帶。作者根據最新的大腦研究，指出這是因為人有「鏡像神經元」。「鏡像神經元」的作用，就是當我們觀察其他人某一行為時，它們就會在自己腦中，全部映照出來，如同自己也進行同一行為一樣。雖然靈長類都有，但人類最為發達。小孩子聽到別人哭笑，自己也會哭笑，便是「鏡像神經元」活動的結果。所謂感同身受，便是如此。這也是同理心的來源之一。

有關「鏡像神經元」的討論，帶引讀者進入一個更廣寬議題：人類具有那麼強烈的情感連結，有多少同人類的演化有關？我們將在下篇交代。

族群恩怨

上週六（6號）香港民族主義集會，有青年參加者表示，願意為香港獨立付出生命。香港人素來自掃門前雪，就算過去幾十年有了一點民運，從來也沒有知名領袖說願意為民主事業而死。但今天竟然有人說願為香港獨立而死。這不正是利他主義的極致嗎？

上週我在《適者生存還是仁者生存》一文，介紹了德國科學家克萊恩（Stefan Klein）的《仁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Nicest）。作者認為，利他主義不僅是人類社會的基礎，而且植根於人類的演化中。

互助可以，分享免問

人類能夠生存到今天，而且能夠演化成地球霸主，真夠神奇。因為我們智人祖先，百萬年以來，種群數量只有一萬人上下，隨時有滅絕危機。然後，當其在七萬年前離開非洲的時候，更加經歷無數艱苦。如果人類早期，實行像當今新自由主義者所宣揚的，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的自私主義，早就滅絕了。但人類終於克服了困難，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彼此團結奮鬥,從而發揮出巨大的集體力量。再經歷無數世代的演化，形成了人類社會獨有的、強烈的互助互愛。這種百萬年的演化史，也在我們的本能上留下痕跡。在動物世界中，幾乎只有人類懂得分享所得。其他靈長類，無需教育就懂得互相幫忙。但把自己的食物/糖果分予他人，其他靈長類絕對不會，以外的物種更不會。就算是猩猩母親，也老大不願把食物分予自己孩子。人類的小孩子，在兩歲之前也不會。

 

兩歲之後呢？就慢慢學懂了。這多得人類有發達的大腦額葉，它掌管自制力。隨著額葉開始發展，小孩子才慢慢學懂克制自己的動物本能，把自己所有分予他人。人的額葉要到發育年齡，才充分發展，這時人才能有長期的施予行為。這種施予，不限血親。

只有人類懂得分享

靠著互助互愛，人類才能在幾百萬年的演化中，克服歷次瓶頸，發展出文明。這個漫長演化史，也在人類大腦留下烙印，它能分泌出特別發達的催產素。催產素（oxytocin）在雌性哺乳動物的分娩中及分娩後扮演重要角色。在雌性生產時，就會大量釋放催產素，有助於擴張子宮頸和收縮子宮，促進分娩；分娩後催產素也會刺激乳汁產生。催產素也大大促進母嬰連結，是母愛的重要來源。雄性一樣有催產素。催產素其實為所有哺乳動物發展社會連結，負責所有溫暖和愉悅的感覺，而人類尤其突出，它促進同理心、信任與友誼。

達爾文當年有一個疑惑：在早期人類的演化中，利他主義者由於經常犧牲自己所需，所以不利於自己繁衍下代，時間一久，就會絕種。但為什麼一直到他的時代，利他主義者仍然活著呢？

利他主義的正反兩面

克萊恩引述了學者George Price的研究。Price認為，關鍵是我們要區分兩種競爭。就個人競爭而言，利他主義者的確處於不利。但群體之間的競爭不同。一個群體有較多利他主義者，即表示這個群體有更強大的集體力量，因而居於上風。

大家知道，從最早期的狩獵採集時代開始，人類便散居不同群體，時而合作，時而鬥爭。到人類再散居全球各地，發展出各種語言、特別是發展出國家之後，各個古老文明間，戰爭更加頻繁。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社群對立，到了民族主義時代，便演變為兩次世界大戰了。當然，無論是當代民族主義還是當代戰爭，成因很多，但追本溯源，從人類學去發掘社群對立和戰爭的深層原因，不會是多餘之舉。

因為我們看到，人類不只有一種愛護血親的本能，而且也有愛護族群的本能。平時好像前者凌駕後者，但當族群處於天然災禍或者外敵侵略（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侵略危機）時，「為國捐軀」之情，往往凌駕血親的愛。就像林覺民《與妻訣別書》中告訴妻子：「汝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

但這種利他主義，雖能超越血親，擴及族群，不過，也只限於自己族群。即使族群之間也有利他行為，但始終不及對己群的忠誠與奉獻。相反，有時甚至兵戎相見。當代國族之情，更容易成為統治者煽動人民盲目仇外的感情資源。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英國的民族主義者便到處煽動：「最好的德國人就是死掉的德國人！」。

以博愛超越族群主義

好在，這種只及於己群的利他主義，不是真相的全部。克萊恩指出，隨著文明的發展，社群的擴大，人類社會也同時發展出一種超越族群的普世利他主義。這種利他主義施予一切人類。很多古老文明，都先後出現大思想家，主張普遍的人類愛。克萊恩也提到，幾個主要的世界宗教，也無不傳播人類的博愛。到了這個地步，其實說明了，此時的人類社會，已懂得依靠文化/宗教/哲學的力量，去超越生物進化的局限了。

克萊恩也舉出了中國孔子。其實，我覺得，以孔子為例，不如以墨子為例。孔子的人類愛，還是存在等差，是以血緣定親疏的愛。《墨子》一書記載了一位儒者的質問：「你們墨者連世上人口多少都不知道，怎能憑此去愛這些陌生人呢？」墨子就答：「是的，我不知道，但你就儘管去問吧！你問一個，我愛一個。你如果把所有人都問遍，我就把所有人都愛遍！」（《經說下》）[1]

到了近代，人權民主思潮，席捲全球。而西方社會主義運動，更進一步嘗試克服資本主義對人權民主的限制，且在結束兩次世界大戰中，起了重要作用。平等博愛思想，雖歷經困難，始終不息。

博愛當然不否定自愛和利己；它只否定損人利己。文革時期提出的「狠批私字一閃念」，不過是獨裁者假借集體與國家之名，而謀獨裁私利為實而已。要由個人自由，便一定要尊重正當的個人利益。反過來，如果社會完全建築於私利和損人利己的社會，不可避免會因為人類互信的崩潰而崩潰。克萊恩在書末，便提醒大家，2008年由信貸危機所引起的全球經濟危機，便是這種崩潰的最好說明。

2016年8月12日

 

[1]文中對話，根據譚家健、孫中原的《墨子今註今譯》的譯文，摘要而成。詳見339-340頁，商務印書館。墨子原文可點擊http://ctext.org/mozi/exposition-of-canon-ii/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