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兼併,讀哈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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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宇凡

無國界社運編者按:前有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後有橫州公屋大計胎死腹中,再次敲響四個字的警鐘,就是「土地兼併」。土地兼併,古已有之。現代資本主義呢,除了用於發展工廠農場(factory farm)之外,往往用來配合都市化和士紳化(gentrification,把舊區「改造升級」為中產以上住宅)。新界更為荒謬,農地還可以變成車場、貨櫃場和高污染的廢物改造場。其實,這些現象,乃全球性。美國左翼地理學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不僅對資本主義土地兼併和都市化有深入研究,而且由於與社會運動有連結,所以他也對如何形成反土地兼併和各種保育運動,有獨到見解。本文分析了資本主義都市化,也介紹了哈維的分析。本文原題為《超級城市和高速鐵路背後的博弈》,發表於2010年反高鐵運動期間,現徵得作者同意,乘新界土地問題熱議之際,將本文分為上下再發表,促進討論。上篇論述都市化的資本邏輯,下篇談哈維的「反資本主義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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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德裔英籍經濟學家舒馬赫(E.F. Schumacher)發表了他的名著《小即美》(Small is Beautiful)。舒馬赫批判資本主義那種盲目追求經濟增長和消費,公司規模,城市規模,無一不求其大,而結果卻是犧牲了人類福祉。他主張發展社區經濟和地方經濟,來抗衡後來稱之為全球化的那種盡量追求跨國投資和貿易的做法。在這方面他可說是其中一個先驅。

 

大即美

今天那種跨國投資與貿易所達到的程度,確實越加荒謬。你如果留意一下自己餐桌上的飯菜的來源地,就會知道,即使最便宜普通的食物都經歷千山萬水送來:菜心來自北京,牛肉來自巴西,雞蛋和大米來自泰國。但為甚麼新界就不能成為香港人的菜籃子呢?為甚麼不能在政府的扶持下,在那裏大力發展有機耕種呢?如是,則市民不受毒菜威脅,又省掉許多運費,減少許多溫室氣體,何樂而不為?

 

任何理性的社會都不應容忍這種荒謬的生產與消費制度。但是,你有你講小即美,官商階級繼續推行其大即美:公司越大越好,城市越大越好,連漢堡包也越來越大。所有產業,從銀行、電訊、保險,一直到醫藥、超級市場和連鎖快餐廳,都是越做越大,在關鍵行業更是達到幾十家甚至十家以內就壟斷了全球發達國家的主要市場。可憐的社區經濟,在這些跨國暴龍的壓榨下就越加前景黯淡。那些大得不能倒的英美銀行,如果在未來幾年縮小規模,那不是市場的無形之手的結果,而是國家有形之手的功勞。

 

大之外,還有快。市場競爭的壓力迫使資本家不斷進行通訊與運輸上的技術革命,去縮短距離,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稱之為時空壓縮。貨幣,商品與勞動力加快流通,讓資本的周轉加快,一筆資本可以當兩筆,三筆,四筆用。壞處是你追我趕迫使大家做事要快,講話要快,走路要快,吃飯要快。近年在歐洲開始有人發起減慢運動(go slow movement),不過,除非你不用工作,否則要慢真難。

 

有人把1970年代以來的資本主義稱為後現代,同舊時代大為不同了。但是,即使這個時期同過去有甚麼不同,資本主義還是同過去一樣繼續好大喜快,繼續違反理性的生產、消費與文化發展,繼續違反人類福祉。不管是現代還是後現代,資本邏輯繼續發揮作用。

 

資本的必然邏輯是甚麼?就是資本的積累。「積累啊!積累啊!這就是摩西和先知!」[1]。資本是一種價值,但不是一般的價值,而是能夠增值的價值。它不只增值一次,而是要不斷增值,不斷變大,這就是資本積累。資本絕對不能夠有知足常樂的想法,不能滿足於保值,因為在競爭的規律下,唯有增值,它才能保值。唯有進,它才能不退。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客觀強制性,不以資本家個人意志為轉移。只能純粹保值的資本,早晚要被競爭對手打垮,變成對手的財產(這就是資本的集中)。

 

資本和市場,兩者都歷史悠久,但它們并非任何時候都具有這種力量。這是因為,千百年來兩者都受著政治、宗教、倫理、地方勢力等等的嚴重限制,因此資本無法自由流動,市場的競爭也無法真正自由展開。只有到資本主義時代,競爭的規律才全面展開,資本積累才無限制地發展起來。

 

指出資本邏輯的必然性,不等於承認它是唯一的必然性,不等於說反抗是絕望的,更不等於否定人類有意志自由。恰恰相反,資本邏輯的必然性也必然激起被統治階級的反抗激情。這是我們理解150年來的世界史,理解今天圍繞城市發展的一切鬥爭的鎖鑰。

 

城市化與資本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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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積累,在物質上既表現為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同時也表現為城市化,即「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2]資本積累不僅決定經濟結構,從而是就業結構,它也決定著城市的生死。美國矽谷的繁榮和底特律的衰敗,本身就是美國資本積累策略自1970年代以來發生巨大改變的結果。香港的歷史本身也體現著資本積累過程的變化和地緣政治的衝突:1842-1949年,香港是帝國主義在中國大陸的轉口港,1950-1980年之間是孤懸大陸之外的反共基地和出口加工區,然後,在1980末至今則一方面回復大陸轉口港地位,另一方面又上升成為金融中心。但是這個雙重地位,正在因為大陸資本主義的騰飛而日漸受到威脅。當中國的歷史性崛起完成之日,就是香港又一次根本改變之時:能夠升級為中國的紐約的機會不高,而下降為中國的三流城市則不低。

 

雖然資本本身沒有恒久不變的形態,它可以是貨幣資本,商品資本,土地資本等等,但哈維的貢獻是他提醒大家,資本的積累本身,又必須以一定的空間為基礎,而這首先是城市。[3]在一個訪問中,哈維說:

 

「我們所居住的城市,本質上就是資本累積的過程。」

「忽略城市,只把國家當成唯一的實體,這是有問題的。當然,在聯合國投票的是國家,這個答案,大家都覺得有理,我也不例外。但是,從金融流動的角度看,紐約和倫敦之間所具有的緊密來往,程度上比美國和英國之間要高得多。」[4]

目前,城市人口已經占了全球一半;過去幾十年,超過一千萬人口的超級城市到處拔地而起。中國在這個競賽中更獨占鰲頭。同時,在這些超級城市中,貧富分化以特別醜惡的形式表現出來,一方面是高聳入雲的商業大廈和超豪別墅,另一方面則是嚴重污染的貧民窟。但是兩者都受同一個價格運動的支配。不斷從農村和各地流入大城市的貧民,移民和商人,使城市土地價格總是趨於上漲。地產商可以從豪宅中謀利,也可以從窮人中謀利。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個早期著作中,就談到1840年代的倫敦:

 

「地價隨著工業的發展而上漲,而地價越是漲得高,(資本家)就越是瘋狂地在每一小塊土地上亂蓋起房子來,一點也不考慮居民的健康和方便,唯一的念頭就是盡可能多賺錢,反正無論多壞的小屋,總會找到租不起好房子的窮人的。」[5]

 

21世紀的香港「屏風樓」現象,不過是同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化的基本法則的作用而已。

 

資本主義城市化最為不公義的其中一點,就是:城市每一幢大樓都是建築工人蓋起來,他們也是工業意外的最大受害者,但是他們,如同一般工人一樣,卻總是居住在貧民窟和窄小的工人住宅區。勞者不獲,獲者不勞,在城市住宅上面尤其突出!不只這樣,連這些只夠供棲身的住宅,其下面的土地只要升值,立刻就會有地產商密謀趕走他們。恩格斯晚年著作《論住宅問題》,再次回到城市化與住宅這個題目,並特別指出,這種土地價格的運動正是造成工人住宅總是短缺的原因之一。

 

城市化意味官商階級必然掠奪土地:一方面是對舊城區土地的掠奪,另一方面是對城郊土地的掠奪。這是全世界都經歷過,而且還在經歷的過程;20年來,這個過程在中國上演得尤其徹底而又醜惡。一直到1970年代末,香港這個過程其實也是又徹底又醜惡。從前舊區或者新界哪個地方,政府發展計劃,不論是建鐵路/道路,還是發展新市鎮,多數意味剝奪當地居民的土地。同時,由於地方勢力(特別是新界地主),往往與官員勾結,首先得悉發展計劃,及時收購土地,所以成為這些發展計劃的最大得益者。打從1980年以後,過程基本沒變,迫遷的新聞簡直不是新聞,只是官商勾結從此做得更為隱蔽而已。

 

再把歷史眼界放得久遠一點,城市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發展,歷史前提就是剝奪農民土地,迫使他們流入城市去當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英國16世紀所謂羊吃人就是最典型例子)。中國則是另一種剝奪方式:鄉鎮及村官通過稅費把農村搞到破產,迫使一億五千萬農民出外打工。

 

時空壓縮:運輸與通訊

 

城市的物質生產,市場的交換與商品的消費,在在需要發達的運輸系統和通訊系統。哈維在《不均地理發展理論筆記》一文中寫道:

 

「(資產階級)有很強烈的個人和集體動機,要將資本的周轉時間降到最低,而且,我們因此看到了,有許多創新是為了加速生產、行銷和消費。既然距離是以移動的時間和成本來衡量的,就有強大的壓力要藉由運輸和通訊創新,來減少距離障礙。商品、人員(勞動力)、貨幣和資訊移動的成本與時間,馬克思所謂的『經由時間消滅空間』而減少,這正是資本積累的基本法則。」

 

「必須有空間上固定且不能移動的運輸及通訊系統等實質基礎設施(港口、機場、運輸系統),才能將其他資本和勞動形式解放出來,達致更便利的空間移動。運輸投資會被吸引到主要生產、金融和商業中心,因為這裏是最有利可圖的所在。」[6]

 

換言之,利潤率決定了資本主義的城市發展必然錦上添花,而不會是雪中送炭:越發達的城市地段(西九),吸引越多投資;反之亦然(天水圍)。而運輸系統則確保這種人、財、物的流向符合資本的需要。這樣就形成一種循環,對資本家來說是良性循環,對勞動者來說是惡性循環:越繁盛的地方,地價越貴,越吸引資本投資於交通運輸(又或者游說政府去做冤大頭),而交通越發達本身又再推高地價。高鐵要放在這樣一種歷史框架中去理解。

 

(待續)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22章第三節,652頁。

[2] 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選集卷一,56頁。

[3]哈維談到空間對資本積累的重要性,也是為了說明,資本積累的地域性意味地緣政治始終重要,意味資本主義不可能廢除地域性競爭和國家霸權。又由於地理空間必然是不平衡的(例如資源的分布),所以資本的積累過程也必然是不平衡的。為重新瓜分資源、市場和有利的地理位置而鬥爭,就成為資本主義必不可少的內容。這種觀點正好同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 對立

[4] http://www.theory-talks.org/2008/10/theory-talk-20-david-harvey.html

[5] 馬恩全集第二卷,336頁。

[6] 載於《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王志宏翻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臺北,2008,95-96頁。譯文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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