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兼併,讀哈維 (下)

劉宇凡

 

編者按:此文上篇為反兼併,讀哈維(上),論述都市化的資本邏輯,這個下篇則介紹哈維分析都市化如何刺激「反資本主義聯盟」的誕生。


 

城市的魅力

資本積累促進城市化,城市化又反過來加快資本積累,成為資本家呼風喚雨的力量。但是,資本積累又不得不同時創造出自己的最可怕的敵人 — 現代無產階級。1848年的歐洲工人革命震動了統治者。城市把這些可能成為資產階級的掘墓人的現代無產階級集中起來,對於統治者實在是一個重大威脅。法國的拿破侖第三在革命失敗後想出一個對付辦法:找來建築師歐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把小街小巷的巴黎統統推倒,改建為大街大路,使巴黎工人不能再那麼容易築起街壘搞起義了;而四通八達的大道,又方便了政府派出軍隊鎮壓。1871年梯也爾果然花了不大功夫就鎮壓了巴黎公社,這要多得歐斯曼。(隨便一提,歐斯曼以至許多官商,都因為巨大的巴黎改建計劃而發了橫財,而恩格斯也不忘在《論住宅問題》為歐斯曼算這個賬。大工程必有大貪污)。不過,1968年法國革命證明,歐斯曼的成功始終是暫時的。

 

當代發達地區的城市,其社群關係和階級關係當然比較十九世紀複雜得多。但這只是一面;另一方面,它也是蠻簡單的。複雜在於,受城市不公義發展影響的社群,不再是單一的「無產階級」,而是包括大批所謂「中產階級」,也包括許多小業主、租客、貧窮社區、關心飯碗的工人、環保份子、保育分子、學生等等。但是,另一方面,由於資本積聚和集中的規律,推動不公義城市發展的元兇卻越來越單一:就是壟斷資本及其政府。[1]所以抗爭主體雖然是多元的,但抗爭對象卻是一樣。這就是反抗不公義城市發展的階級性的一面(當然還有其他方面)。

 

城市化把資本集中起來,成為資本家賺錢堡壘。但是經濟功能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化同時也把各個中下階級和社會群體集中起來,把各種反抗運動集中起來,把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連同他們各自的文化,藝術與歷史,都集中起來。這種集中常常激蕩出新的文化和藝術潮流。這在古代城市已經是這樣,到了資本主義時代更加厲害而已。同時,這種文化繁盛的創造者,不限於知識階級。在1840年代,在英法兩國到處可見的那一代的工人活動家,通常不是雅各賓主義者就是共產主義者(也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志;《共產黨宣言》就是受他們委托而寫的),往往從自學中成為作家和藝術家。「他們建有工會圖書館、技工講習所、圖書館和科學俱樂部,也設立畫廊、傳教集會、戒酒聯盟、嬰兒學校,甚至還創辦花藝協會和文學雜誌。」[2]對他們來說,為飯碗而鬥爭,與為精神生活而鬥爭同樣重要。拿破侖第三和歐斯曼所摧毀的舊巴黎,同時也摧毀了工人社區的精神文化和人情紐帶,並因此而為工人所唾罵。總之,城市文化的不斷變遷,本身部分來源於資本積累的後果,但有更多是其他領域的變化的結果。這些其他領域,包括城市各個社會集團之間的社會、政治的鬥爭,更包括各種思潮和風格等等精神文化領域激蕩的結果。我們不能說美國黑人的靈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香港50-70年代的電影混合著廣東文化和上海文化元素而帶來新的風格,本身也不能從經濟因素直接找到原因(或許除了一點:香港工業的發展,為電影提供了新一代的觀眾 — 「工廠妹」)。城市把文化多元性集中起來,形成了一種驚人的創造力,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寶貴的精神力量。這就是城市的魅力。[3]文化發展,如同愛情一樣,越是不受經濟必要性(首先是生存的必要性)支配,就越可愛。

 

不過,要保護這種精神力量,恰恰需要認識資本主義的本質,而越是認識它,就越了解到,對人類文化發展的威脅,不多不少,正是來自資本。資本積累要不斷開拓新的商機,才能完成使命。當工業產品市場越加飽和時,它就必須轉往其他領域,而且必然找到:文化領域同樣商機無限。對它而言,整個世界,整個地球,全部文化,都是商機:the world is for sale! 資本積累越是周期性地陷入危機,它就越需要把萬物商品化。馬克思從資本主義表現為「龐大的商品的堆積」[4]來入手研究資本主義,這並不是偶然的。哈維寫道:

 

「資本主義將生活網絡中,許多不是生產為商品的基本元素,都當成了商品。這適用於勞動,適用於一切我們經常指稱為『自然』的東西,以及我們社會存在的特殊形式(最明顯是貨幣,但是也包含像文化、傳統、智慧、記憶,以及物種的物質再生產等特性)。一旦身體成為公然的『積累策略』,異化就隨之而來了。(例如在人類基因上賺錢 – 劉按)」[5]

 

「例如,考慮占用文化歷史來當成商品以供觀光消費的情形。資本對壟斷地租的追求,創造出某些現象商品化之後的酬賞,而這些現象在其他方面則是獨特、真實,因而是不可覆制的。掠奪文化歷史、收集和展示獨特物件(各種博物館),以及地方作為某種獨特環境的行銷,在近幾年裏成了一門大生意。」[6]

 

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認為城市化由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為社會主義創造了物質前提,所以必然是善。他倆常常不忘指出,這種發展的不合理的地方,它怎麼違反人性,它迫使人和環境付出甚麼可怕代價,因此反抗它是多麼重要。城市化一方面帶來經濟、文化和藝術等種種活動的集中,但是這種熱鬧的另一面,就是城市人的孤獨。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寫道:

 

「像倫敦這樣的城市是這樣壯麗,簡直令人陶醉。…但是,為這一切付出了多大的代價,這只有在以後才看得清楚。難道這些群集在街頭的成千上萬的人,不應當尋求自己的幸福嗎?可是他們彼此從身旁匆匆地走過,好像他們之間沒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們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點上建立了一種默契,就是行人必須在人行道上靠右邊走,以免阻礙迎面走過來的人;同時,誰也沒有想到要看誰一眼。…這種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難堪,愈是可恨。…這樣就自然會得出一個結論來:社會戰爭,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已經在這裡公開宣告開始。…結果強者把弱者踏在腳下,一小撮強者即資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窮人卻只能勉強活命。」[7]

 

當代那麼多偉大小說和劇本,寫的不是人類的幸福和快樂,而是他們的不幸、寂寞和異化,這本身也是一種不幸。這個文學現象再次提醒大家,一切聰明才智,一切最著名的文化藝術活動,都集中在城市,但不見得幸福與快樂也集中在多數城市人身上。這難道不應該叫人反省城市化嗎?所以,馬克思認為,社會變革需要把消除城鄉的對立,重新規劃人口和經濟活動,確保其集中程度符合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人和人的和諧相處。但這種變革,又需要以停止資本邏輯繼續支配社會為前提。

 

反資本主義聯盟

 

指出資本邏輯必然要壓縮原本屬於集體或個人的空間,把他們所擁有的東西商品化,不等於承認它絕對成功。恰恰相反。我們重覆一次:資本邏輯的必然性也必然激起被統治階級的反抗激情。我們當然可以選擇「將自己按照我們心中欲望來創造城市的個人權利,退讓給地產擁有者、地主開發商、金融資本家和國家」,但是也可以選擇反抗。圍繞城市發展而引起的鬥爭,由於涉及許多不同群體(小業主、租客、貧窮社區、關心飯碗的工人、環保份子),所以「並非所有這些鬥爭都是古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下的『階級鬥爭』」,而是具有多樣性(人們可以以不同理由去反高鐵:保家園,保育,環保,反貧富懸殊,反資本主義等等),既有保衛物質利益在內,也有追求精神財富在內(其實二者並不對立)。哈維告誡左翼朋友,如果左翼「忽略了當代條件下這種鬥爭的多面向特質,形同放棄打造反資本主義聯盟,而這種聯盟本來是能夠做一些事情,來遏止掠奪性資本主義的所作所為的。」[8]

 

當然不是每個參與者都想「反資本主義」。在實際鬥爭中左翼當然要尊重盟友的不同出發點。但是,另一方面,向盟友耐心解釋,這也是左翼的責任:為甚麼資本邏輯必然違反理性的生產與消費,必然破壞環境,必然把優雅文化商品化、從而庸俗化;而許多局部的反抗其實可以理解為全面反資本主義的其中一些步驟。從長遠奮鬥來說,反抗者只有認識資本邏輯,才能制其死穴,才能有效保衛並擴大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只有認識必然性,才能找到自由。後現代主義諱言「資本主義」,認為那只是老左的「堂皇論述」;或者拒絕討論「資本的必然邏輯」,認為那是「本質主義」;總之,結論就是:因為當代社會還存在著許多不受資本邏輯支配的空間。只要我們找到它,它就能讓我們過另類生活,何須研究甚麼資本邏輯?更有人認為,應該研究「甚麼不是資本邏輯」才對。然而,事實是,資本的萬物商品化的邏輯,恰恰正在每日每時扼殺原本不受其支配的空間。哈維在他的《不均地理發展理論筆記》一文,有針對性地說:

 

「其他理論家假設了有受保護空間(福柯命名為『異質地方』)的存在,在裏頭,日常生活和情感關系的運作,可以不受到資本積累、市場關系和國家權力的支配。…我同情這個整體目標,但認為它錯誤且自毀長城地假設了某種異質地方或分隔之『生活世界』的存在,這種空間隔絕了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和概念。接受了『生活世界』和『系統』這樣的區分,會導致拋棄馬克思交到我們的,有關歷史唯物論探究原則的每件事情。畢竟,馬克思尋求的是日常生活的批判知識。他的方法導向『對於存在的一切事物的無情批評』。…我們就必須承認目前在工作場所,以及生產-消費過程中發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種方式陷入了資本循環和積累。幾乎我們現在吃喝穿戴,收聽,觀看和學習的每件東西,都以商品形式來到我們面前,而且有分工、產品利潤的追求,以及體現資本主義信條的論述與意識形態的一般演化所塑造。」[9]

 

如果地產商已經把路修到最後一個桃花源,而你還說,那麼我們就搜尋桃花源中還有沒有小桃花源吧!這不是開玩笑嗎?不,我們應該挺身而出,同資本邏輯對抗,從反高鐵運動開始,一直到廢除資本邏輯的支配地位為止。是以全球正義運動叫出「世界不能割賣!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the world is not for sale,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的吶喊,它之所以激動人心,因為它對症下藥。哈維甚至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請大家思考,是否需要提出一個新口號「另一個共產主義是可能的!」呢。[10]

 

話說回來,左翼應該體認到,從來沒有一種信念適合所有人,即使它自認其反資本主義信念以理性分析為基礎。莫說某些從根本上挑戰理性思維的後現代主義者,始終對馬克思主義(西方意義上,不是中國意義上)不服氣,就是堅持理性思維的,也有人(而且是更多人)出於各種信念而不服氣。人的思想和性格,本來就是多種多樣。即使同一個階級地位,也永遠存在各種思潮,誰也說服不了誰。那種認為工人階級只應有一種論述,或者「一個階級,一個黨」的思維,應該擯斥。左翼如果參與辯論,如果想駁倒對方,既為了把歧異弄清楚,也為了求同存異,但絕非妄想說服所有人。在社會抗爭上,定然是各路英雄分進合擊。

 

結語

反高鐵運動這種圍繞城市不公義發展的鬥爭,不止可以追溯到喜帖街和皇后碼頭的行動,還可以追溯到更遠一點,例如1978年元州仔木屋居民反遷拆事件,1979年上水安樂村居民反逼遷被鎮壓事件,還有同年的艇戶反逼遷等等。就像香港的民運歷史並非始於1986年民主促進會一樣,香港的反拆遷運動也並不是始於21世紀。再從橫切面看,今天菜園村,性質上其實同近年來中國大陸此起彼伏的反拆遷行動也是一樣的。發掘歷史和放眼全中國以至全世界,不是也不應是為了表示「古已有之,何足為奇」,「境外有之,你算個啥」;相反,而是為了增強今天青年反抗的道義力量:啊,原來吾道不孤!

 

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但願菜園村在香港進步青年的支持下,成為香港最牛釘子戶!

 

(完)

 

 

[1]要指出,政府偏袒壟斷資本,這本身不會因普選而改變。不過這是後話。

[2] 《革命的年代》,艾瑞克·霍布斯邦,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臺北,311頁。

[3]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寫道:「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對馬克思來說,社會主義只能是由城市工人階級運動來領導,而不能夠是農民。

[4]資本論第一章第一段

[5]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王志宏翻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臺北,109頁。

[6]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王志宏翻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臺北,87頁。

[7]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45-3-15.htm

[8]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王志宏翻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臺北,84及110頁。

[9]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王志宏翻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臺北,76-7頁

[10] http://davidharvey.org/2009/12/organizing-for-the-anti-capitalist-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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