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編者按：此文上篇為反兼併，讀哈維（上），論述都市化的資本邏輯，這個下篇則介紹哈維分析都市化如何刺激「反資本主義聯盟」的誕生。
城市的魅力
資本積累促進城市化，城市化又反過來加快資本積累，成為資本家呼風喚雨的力量。但是，資本積累又不得不同時創造出自己的最可怕的敵人 — 現代無產階級。1848年的歐洲工人革命震動了統治者。城市把這些可能成為資產階級的掘墓人的現代無產階級集中起來，對於統治者實在是一個重大威脅。法國的拿破侖第三在革命失敗後想出一個對付辦法：找來建築師歐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把小街小巷的巴黎統統推倒，改建為大街大路，使巴黎工人不能再那麼容易築起街壘搞起義了；而四通八達的大道，又方便了政府派出軍隊鎮壓。1871年梯也爾果然花了不大功夫就鎮壓了巴黎公社，這要多得歐斯曼。（隨便一提，歐斯曼以至許多官商，都因為巨大的巴黎改建計劃而發了橫財，而恩格斯也不忘在《論住宅問題》為歐斯曼算這個賬。大工程必有大貪污）。不過，1968年法國革命證明，歐斯曼的成功始終是暫時的。
當代發達地區的城市，其社群關係和階級關係當然比較十九世紀複雜得多。但這只是一面；另一方面，它也是蠻簡單的。複雜在於，受城市不公義發展影響的社群，不再是單一的「無產階級」，而是包括大批所謂「中產階級」，也包括許多小業主、租客、貧窮社區、關心飯碗的工人、環保份子、保育分子、學生等等。但是，另一方面，由於資本積聚和集中的規律，推動不公義城市發展的元兇卻越來越單一：就是壟斷資本及其政府。[1]所以抗爭主體雖然是多元的，但抗爭對象卻是一樣。這就是反抗不公義城市發展的階級性的一面（當然還有其他方面）。
城市化把資本集中起來，成為資本家賺錢堡壘。但是經濟功能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化同時也把各個中下階級和社會群體集中起來，把各種反抗運動集中起來，把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連同他們各自的文化，藝術與歷史，都集中起來。這種集中常常激蕩出新的文化和藝術潮流。這在古代城市已經是這樣，到了資本主義時代更加厲害而已。同時，這種文化繁盛的創造者，不限於知識階級。在1840年代，在英法兩國到處可見的那一代的工人活動家，通常不是雅各賓主義者就是共產主義者（也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志；《共產黨宣言》就是受他們委托而寫的），往往從自學中成為作家和藝術家。「他們建有工會圖書館、技工講習所、圖書館和科學俱樂部，也設立畫廊、傳教集會、戒酒聯盟、嬰兒學校，甚至還創辦花藝協會和文學雜誌。」[2]對他們來說，為飯碗而鬥爭，與為精神生活而鬥爭同樣重要。拿破侖第三和歐斯曼所摧毀的舊巴黎，同時也摧毀了工人社區的精神文化和人情紐帶，並因此而為工人所唾罵。總之，城市文化的不斷變遷，本身部分來源於資本積累的後果，但有更多是其他領域的變化的結果。這些其他領域，包括城市各個社會集團之間的社會、政治的鬥爭，更包括各種思潮和風格等等精神文化領域激蕩的結果。我們不能說美國黑人的靈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香港50-70年代的電影混合著廣東文化和上海文化元素而帶來新的風格，本身也不能從經濟因素直接找到原因（或許除了一點：香港工業的發展，為電影提供了新一代的觀眾 — 「工廠妹」）。城市把文化多元性集中起來，形成了一種驚人的創造力，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寶貴的精神力量。這就是城市的魅力。[3]文化發展，如同愛情一樣，越是不受經濟必要性（首先是生存的必要性）支配，就越可愛。
不過，要保護這種精神力量，恰恰需要認識資本主義的本質，而越是認識它，就越了解到，對人類文化發展的威脅，不多不少，正是來自資本。資本積累要不斷開拓新的商機，才能完成使命。當工業產品市場越加飽和時，它就必須轉往其他領域，而且必然找到：文化領域同樣商機無限。對它而言，整個世界，整個地球，全部文化，都是商機：the world is for sale! 資本積累越是周期性地陷入危機，它就越需要把萬物商品化。馬克思從資本主義表現為「龐大的商品的堆積」[4]來入手研究資本主義，這並不是偶然的。哈維寫道：
「資本主義將生活網絡中，許多不是生產為商品的基本元素，都當成了商品。這適用於勞動，適用於一切我們經常指稱為『自然』的東西，以及我們社會存在的特殊形式（最明顯是貨幣，但是也包含像文化、傳統、智慧、記憶，以及物種的物質再生產等特性）。一旦身體成為公然的『積累策略』，異化就隨之而來了。（例如在人類基因上賺錢 – 劉按）」[5]
「例如，考慮占用文化歷史來當成商品以供觀光消費的情形。資本對壟斷地租的追求，創造出某些現象商品化之後的酬賞，而這些現象在其他方面則是獨特、真實，因而是不可覆制的。掠奪文化歷史、收集和展示獨特物件（各種博物館），以及地方作為某種獨特環境的行銷，在近幾年裏成了一門大生意。」[6]
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認為城市化由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為社會主義創造了物質前提，所以必然是善。他倆常常不忘指出，這種發展的不合理的地方，它怎麼違反人性，它迫使人和環境付出甚麼可怕代價，因此反抗它是多麼重要。城市化一方面帶來經濟、文化和藝術等種種活動的集中，但是這種熱鬧的另一面，就是城市人的孤獨。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寫道：
「像倫敦這樣的城市是這樣壯麗，簡直令人陶醉。…但是，為這一切付出了多大的代價，這只有在以後才看得清楚。難道這些群集在街頭的成千上萬的人，不應當尋求自己的幸福嗎？可是他們彼此從身旁匆匆地走過，好像他們之間沒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們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點上建立了一種默契，就是行人必須在人行道上靠右邊走，以免阻礙迎面走過來的人；同時，誰也沒有想到要看誰一眼。…這種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難堪，愈是可恨。…這樣就自然會得出一個結論來：社會戰爭，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已經在這裡公開宣告開始。…結果強者把弱者踏在腳下，一小撮強者即資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窮人卻只能勉強活命。」[7]
當代那麼多偉大小說和劇本，寫的不是人類的幸福和快樂，而是他們的不幸、寂寞和異化，這本身也是一種不幸。這個文學現象再次提醒大家，一切聰明才智，一切最著名的文化藝術活動，都集中在城市，但不見得幸福與快樂也集中在多數城市人身上。這難道不應該叫人反省城市化嗎？所以，馬克思認為，社會變革需要把消除城鄉的對立，重新規劃人口和經濟活動，確保其集中程度符合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人和人的和諧相處。但這種變革，又需要以停止資本邏輯繼續支配社會為前提。
反資本主義聯盟
指出資本邏輯必然要壓縮原本屬於集體或個人的空間，把他們所擁有的東西商品化，不等於承認它絕對成功。恰恰相反。我們重覆一次：資本邏輯的必然性也必然激起被統治階級的反抗激情。我們當然可以選擇「將自己按照我們心中欲望來創造城市的個人權利，退讓給地產擁有者、地主開發商、金融資本家和國家」，但是也可以選擇反抗。圍繞城市發展而引起的鬥爭，由於涉及許多不同群體（小業主、租客、貧窮社區、關心飯碗的工人、環保份子），所以「並非所有這些鬥爭都是古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下的『階級鬥爭』」，而是具有多樣性（人們可以以不同理由去反高鐵：保家園，保育，環保，反貧富懸殊，反資本主義等等），既有保衛物質利益在內，也有追求精神財富在內（其實二者並不對立）。哈維告誡左翼朋友，如果左翼「忽略了當代條件下這種鬥爭的多面向特質，形同放棄打造反資本主義聯盟，而這種聯盟本來是能夠做一些事情，來遏止掠奪性資本主義的所作所為的。」[8]
當然不是每個參與者都想「反資本主義」。在實際鬥爭中左翼當然要尊重盟友的不同出發點。但是，另一方面，向盟友耐心解釋，這也是左翼的責任：為甚麼資本邏輯必然違反理性的生產與消費，必然破壞環境，必然把優雅文化商品化、從而庸俗化；而許多局部的反抗其實可以理解為全面反資本主義的其中一些步驟。從長遠奮鬥來說，反抗者只有認識資本邏輯，才能制其死穴，才能有效保衛並擴大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只有認識必然性，才能找到自由。後現代主義諱言「資本主義」，認為那只是老左的「堂皇論述」；或者拒絕討論「資本的必然邏輯」，認為那是「本質主義」；總之，結論就是：因為當代社會還存在著許多不受資本邏輯支配的空間。只要我們找到它，它就能讓我們過另類生活，何須研究甚麼資本邏輯？更有人認為，應該研究「甚麼不是資本邏輯」才對。然而，事實是，資本的萬物商品化的邏輯，恰恰正在每日每時扼殺原本不受其支配的空間。哈維在他的《不均地理發展理論筆記》一文，有針對性地說：
「其他理論家假設了有受保護空間（福柯命名為『異質地方』）的存在，在裏頭，日常生活和情感關系的運作，可以不受到資本積累、市場關系和國家權力的支配。…我同情這個整體目標，但認為它錯誤且自毀長城地假設了某種異質地方或分隔之『生活世界』的存在，這種空間隔絕了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和概念。接受了『生活世界』和『系統』這樣的區分，會導致拋棄馬克思交到我們的，有關歷史唯物論探究原則的每件事情。畢竟，馬克思尋求的是日常生活的批判知識。他的方法導向『對於存在的一切事物的無情批評』。…我們就必須承認目前在工作場所，以及生產-消費過程中發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種方式陷入了資本循環和積累。幾乎我們現在吃喝穿戴，收聽，觀看和學習的每件東西，都以商品形式來到我們面前，而且有分工、產品利潤的追求，以及體現資本主義信條的論述與意識形態的一般演化所塑造。」[9]
如果地產商已經把路修到最後一個桃花源，而你還說，那麼我們就搜尋桃花源中還有沒有小桃花源吧！這不是開玩笑嗎？不，我們應該挺身而出，同資本邏輯對抗，從反高鐵運動開始，一直到廢除資本邏輯的支配地位為止。是以全球正義運動叫出「世界不能割賣！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the world is not for sale，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的吶喊，它之所以激動人心，因為它對症下藥。哈維甚至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請大家思考，是否需要提出一個新口號「另一個共產主義是可能的！」呢。[10]
話說回來，左翼應該體認到，從來沒有一種信念適合所有人，即使它自認其反資本主義信念以理性分析為基礎。莫說某些從根本上挑戰理性思維的後現代主義者，始終對馬克思主義（西方意義上，不是中國意義上）不服氣，就是堅持理性思維的，也有人（而且是更多人）出於各種信念而不服氣。人的思想和性格，本來就是多種多樣。即使同一個階級地位，也永遠存在各種思潮，誰也說服不了誰。那種認為工人階級只應有一種論述，或者「一個階級，一個黨」的思維，應該擯斥。左翼如果參與辯論，如果想駁倒對方，既為了把歧異弄清楚，也為了求同存異，但絕非妄想說服所有人。在社會抗爭上，定然是各路英雄分進合擊。
結語
反高鐵運動這種圍繞城市不公義發展的鬥爭，不止可以追溯到喜帖街和皇后碼頭的行動，還可以追溯到更遠一點，例如1978年元州仔木屋居民反遷拆事件，1979年上水安樂村居民反逼遷被鎮壓事件，還有同年的艇戶反逼遷等等。就像香港的民運歷史並非始於1986年民主促進會一樣，香港的反拆遷運動也並不是始於21世紀。再從橫切面看，今天菜園村，性質上其實同近年來中國大陸此起彼伏的反拆遷行動也是一樣的。發掘歷史和放眼全中國以至全世界，不是也不應是為了表示「古已有之，何足為奇」，「境外有之，你算個啥」；相反，而是為了增強今天青年反抗的道義力量：啊，原來吾道不孤！
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但願菜園村在香港進步青年的支持下，成為香港最牛釘子戶！
（完）
[1]要指出，政府偏袒壟斷資本，這本身不會因普選而改變。不過這是後話。
[2] 《革命的年代》，艾瑞克·霍布斯邦，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臺北，311頁。
[3]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寫道：「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對馬克思來說，社會主義只能是由城市工人階級運動來領導，而不能夠是農民。
[4]資本論第一章第一段
[5]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王志宏翻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臺北，109頁。
[6]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王志宏翻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臺北，87頁。
[7]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45-3-15.htm
[8]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王志宏翻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臺北，84及110頁。
[9]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王志宏翻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臺北，76-7頁
[10] http://davidharvey.org/2009/12/organizing-for-the-anti-capitalist-tran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