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丁
本文原載JACOBIN網站JACOBIN網站，是由In Defense of Housing: The Politics of Crisis一書的緒言修改而成。作者David Madden和Peter Marcuse，分別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二人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對“住房危機”進行了思考，我們編譯了文章要點，希望可以説明大家更全面地認識這一問題。
如今，住房危機的徵兆，諸如無家可歸、強制驅離和因斷供而被銀行收樓，在世界各地都隨處可見。
在美國，一名全職工人如果只拿最低工資，是無法負擔單身公寓的租金的，更別提買房；全國一半的租房家庭無法保證持續交租；在鄉村地區，百分之三十的家庭面臨著住房開支方面的困境，說明這並非只是城市問題。
全球範圍內，根據不同的統計標準，無家可歸者最少也有一億，最多則高達十億；估計另有三億三千萬個家庭負擔不起體面的住房。一些研究顯示，近幾十年來，經濟發展建設造成的搬遷甚至超過了自然災害和戰亂——過去五十年中，光中國和印度就有一億人因此被迫放棄原有的家園。
住房危機的存在雖然被廣泛認可，但卻缺乏對其成因的深刻理解，更沒有好的解決方法。主流觀點認為供應充足的住房是一個技術問題，並且只需要在技術層面解決——包括更優良的建築科技、土地規劃和政府管理等等。
但是，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住房是一個政治-經濟問題。一直以來，住房體系都是不同群體和階級相互角力的結果，與國家體制及經濟制度都息息相關。
而當下的住房危機就映射出住房作為生活空間和作為利潤工具之間的衝突，即“家園”和“房地產”的衝突。因此，我們也需要從社會不平等和階級對立的層面來分析和理解這一危機。
重新提出住房問題
早在1872年，恩格斯就從政治-經濟層面對當時無產階級惡劣的住房條件進行過論述，並認為只要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繼續存在，工人階級的住房問題就無法得到徹底解決。他認為，住房鬥爭是階級鬥爭的衍生物，因此只有社會革命才能真正解決住房問題。
從這一觀點出發，如果要分析今天的住房問題，我們就要提出以下問題：住房為誰而建？為何而建？受誰控制？為誰牟利？又使誰受到壓迫？
但是，今天的住房鬥爭也不再僅僅是階級鬥爭的衍生物，其自身也有獨立的政治能量。資本主義制度下，雖然住房問題不能被徹底解決，但住房體系還是可以被改變的。法國馬克思主義都市理論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城市的權利》一書中甚至提出，無產階級已經不再是社會革命的唯一主體，被其稱為“都市居住者”的新群體也可以擔起社會變革的重任。雖然列斐伏爾對於“都市居住者”如何完成社會革命並沒有清晰描述，但在他筆下的未來，社會需求不再從屬於經濟必要性，所有人都享有非異化的居住空間，平等和多樣成為了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
列斐伏爾認為當代住房問題涉及的群體和利益關係要更加複雜，不能光靠恩格斯那樣的傳統政治-經濟分析來解讀。後者僅僅強調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但維持剝削能力只是統治階級鞏固其統治的一個方面；除此之外，還有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的要求，也都會大大影響住房條件。
而隨著全球經濟的金融化，地產業也變得越來越重要，住房和都市發展已成為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動力。因此，圍繞住房問題展開的社會運動確實有可能為社會變革提供新的策略。
誰的危機？
百餘年前，改革家和社會活動家就已經提出過“住房危機”這個概念；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這個提法又變得普及起來。但是，“危機”這一提法暗含的意味是，住房昂貴或供給不足，屬於不正常的、暫時的現象。但對於工人階級或貧困地區的居民來說，這些現象是一直存在的——受壓迫者的住房條件一直就處於“危機”之中。
所以，目前主流媒體所指的，其實是中產階級和投資者所面臨的困境，要解決的也是這些群體的問題。比如，在美國，對於“住房危機”的論述就是圍繞著譴責政府“干預”住房市場展開的；在英國，主流話語則是支持予以開發商更多的法律權力。
以上論述都把住房危機解釋為現有系統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住房危機是持續且可以預測的。作為資本主義空間發展的基本特徵，住房的生產和分配並不是為了滿足所有人的居住需求，而是為了讓少數人獲利。 住房危機不是系統故障的結果，而是系統按預期運行的結果。
雖然我們應該拒絕主流意識形態對“住房危機”的定義，但這一詞彙本身還是有用的。對於生活在異化的空間中的被壓迫者來說，這一詞彙描述了他們的日常現實。
我們的目標不是去解決主流意識形態所認可的危機，回到他們所認可的“正常”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要利用這一議題來指出目前的住房體系是不可持續、且會不斷產生危機的，從而讓大眾認識到資本主義存在著根本性問題。
捍衛住房權利
我們不會捍衛現有的住房體系——值得捍衛的是作為家園的住房，而不是作為房地產的住房。對於有些群體來說，住房是他們的居所和最大的經濟負擔；對於另一些群體來說，住房代表著財富、地位、利潤或權力。我們只捍衛前者的權利，因為對於他們來說，住房的使用價值比交換價值更重要，居有定所是他們參與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必需品。住房不僅僅可以遮風擋雨，還為他們提供了人身和精神上的安全。
住房的建築形式一向被視為是社會組織的有形反映，揭示了階級結構和權力關係。但它也一直是新的社會秩序的想像載體。每次解放運動都必須要處理住房問題。這種激發政治想像力的能力也是住房社會價值的一部分。
住房是工作和休閒的前提條件。 控制一個人的住房，也是控制其勞動力和自由時間的一種方式，這就是為什麼住房鬥爭總是爭取獨立自主的一部分。居住的地點和形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人會受到國家何種待遇，以及與其他公民和社會運動的關係。對於一個人的公民地位、工作、身份和政治來說，住房的重要性是其他任何現代商品所不可比擬的。
住房的以上作用，是我們需要捍衛的。作為分析家、居民和住房鬥爭的參與者，我們的挑戰是要理解跨國企業侵犯住房權利的原因和後果。 我們的目標，是批判性地理解住房的政治-經濟特性，使我們能更好地針對當前和未來的住房危機需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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