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琪＠勞工教育及服務網絡編輯室
無國界編者按：這系列文章原連載於《勞工教育及服務網絡》，全系列一共四篇，無國界社運將會逐日上載。謝謝網絡同仁及作者馮碧琪同意，先全文轉載於此。全文摘要為作者親撰。
文章摘要：「新常態」作為一個新的政治口號，從2014年末至今不斷被頻繁使用。而事實上，自2008年金融海嘯始，支撐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部環境和內在條件已經開始發生深刻的變化。當出口加工導向的製造業往二、三線的城市轉移， 沿海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完成產業遷移與昇級的指標，另一方面他們其中一個最擔心的問題是：如何在減低企業的搬遷成本、達成政治指標的同時，防止因搬廠、大批倒閉、失業可能給社會造成的不穩定性。大部份這些因搬廠、大批倒閉集體行動的案例當中，工人在行動前是先研究了國家法律，尋求過律師、公益機構的諮詢，這是「基於政策的抗爭」，然而「依法維權」作為解決衝突模式的失落，使大多數的工人並沒有把「去法院」、「打官司」解決看作最佳的手段； 反之，集體行動、尋求上級政府的處理、發佈消息尋求社會關注製造社會壓力，以至在行動中自發選出工人代表與資方談判，成為了大部份工人新的維權機制。我們可以斷言， 這樣的工人集體維權有助提高或增加個別工潮中工人代表的勞工與抗爭意識，在參與中成長成為工人領袖。但在政府向資方傾軋並打擊有連結的公民組織的狀況下，更多地呈現出的，卻是去組織化的集體行動，這亦不等同於工人組織的成長與成熟。本研究微觀地呈現當資本與政府成為一種共同的專橫力量時，如何有效地保護工人的權利、工人代表如何在行動後把這些行動中的經驗提煉，反省與再生產傳播，就成為一個尖銳的問題。
2014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及 “新常態”，用以描述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經濟增長結構，政治與社會建設進入反腐，以法治國等(我們這裡說得比較簡單)的新方向；事實上， 以“新”與 “舊”對比當前中國的變化似乎用的並不恰當， 某些經濟結構的變化早在2008年後已見端睨，習的 “新常態”在中國被換置的意義更多是“新常態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這某程度仍舊是 “中國夢”的一種建構。
之後的半年，“新常態”成為一個熱點關鍵字活躍於各大媒體的舞臺。直到2014年11月， 習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題為《謀求持久發展 共築亞太夢想》的主旨演講中首次系統地闡述了“新常態”的具體內容，在經濟上它有幾個主要的特點：
中國這一個 “新常態”的核心不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多少，因為中國的GDP增長在對比他國的GDP增長上仍然可觀，儘管各方面在質疑中國是不是能保持7% GDP增長有著不同的擔憂， 然而事實上， 習只是點出了這幾十年工業化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在發生變化，由官方主導， 納入官方推動的再一次經濟改革的路線:“我們正在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資訊化、農業現代化，這有利於化解各種成長的煩惱。中國經濟更多依賴國內消費需求拉動，避免依賴出口的外部風險[1]＂。
早在習的“新常態”提出之前， 支撐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部環境和內在條件已在發生深刻的變化。 細心看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 我們可以發現這七年(2008-2014)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逐步減速，從14.2%的高峰值降到2014年底的7.4%，跌了幾乎一半。中國GDP增速從2012年起開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增速分別為7.7%、7.7%、7.4%，中國告別過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
2008年11月，中國為應對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推出人民幣4萬億挽救經濟方案以望應對金融海嘯對中國帶來的影響， 以拉動內需、稅制貨幣政策改革、大量的基建作為內容支撐起因出口需求減少而面臨疲軟的中國經濟，提出沿海城市需要舊城改造進行產業升值，祈改變過去過份依賴出口外銷主導型經濟的弊端。
同年， 以廣東省為例， 廣東省政府推出《關於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粵發[2008]4號）“雙轉移”正是廣東省提出的“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兩大戰略的統稱，使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廣東省的東西兩翼、粵北山區轉移；而東西兩翼、粵北山區的勞動力，一方面向當地二、三產業轉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較高素質勞動力，向發達的珠三角地區轉移。廣東省5年內投入財政資金超過500億元人民幣進行一系列措施配套“雙轉移”：經廣東省政府批准認定的省級產業轉移工業園有28個，每個欠發達地市至少有一個省產業轉移工業園，28個省產業轉移工業園總規劃面積24.80萬畝，被轉移的多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2]: 例如深圳、東莞的傢俱產業基地東遷至惠州 ，製鞋業則往惠東遷移。
同時， 廣東省亦推出了”新十大工程” ， 重大建設項目222項，總投資達到人民幣22,770億元。當中涉及交通運輸體系工程: 主要是省內不同城市的城際鐵路網系統的建立； 金融服務功能區: 各地的會展中心、國際金融中心、營運中心等；能源、環境建設等項目投入最多[3]。
這些的政策安排的出發點是藉雙轉移一方面在工業已發展地區進行產業昇級, 《廣東省工業轉型升級攻堅戰三年行動計畫（2015—2017）》以智能生產機械(Robotization) 進一步使生產機械化(mechanization) 取代勞工密集行業[4] ，另一方面同時拉動廣東東西兩翼的工業化與城鎮化；產出的是中國國內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在經濟中拉動的角色產生逆轉；同時解決因為經濟依賴出口外銷為主導的弊端。中國的第三產業於2015年主要以建築 (由城鎮化推動的房地產、基礎項目建設)、金融業為拉動的火車頭，以填補第二產業疲弱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習近平提出中國經濟新常態的3個特點及帶來的4個機遇”，《人民網》，2014年11月9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09/c1024-25998809.html, 查閱於2015年7月20日。
[2]2008年廣東省已認定的省產業轉移工業園共28個, 對口區域與地市。 預期投入開發資金500億元,協議投資額超過960億元，產業轉移工業園區用工近15萬人，其中本地勞動力8.13萬人。已認定的省產業轉移工業園主要承接紡織服裝（含制鞋）、電子通信、玩具、箱包、家電、塑膠製品、傢俱、金屬製品、客車、精細化工、建材、鐘錶業的產業轉移項目。
[3] 廣州啟動新十大工程,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gd.xinhuanet.com/zt08/08gdxsx/, 查閱於2015年7月22日。
[4] 《廣東省工業轉型升級攻堅戰三年行動計劃（2015-2017）》（以下簡稱《計劃》），未來3年，廣東將累計投入9430億元用於工業技術改造，并推動1950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開展「機器換人」，首先在汽車和摩托車制造、家電、五金、電子信息、紡織服裝等行業重點推動。根據該《計劃》制定的目標，至2017年末，廣東3年將累計引導2萬家、超過50％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完成新一輪技術改造；初步建成10個在全國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智能制造產業基地，建成2個國內領先的機器人制造產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