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焦慮,即時的補救── 論特朗普現象

 

文:Zygmunt Bauman

譯:Chuh Andrea Melody

 編按:本港民主派高舉三權分立、人權法治等代議民主概念,能否根治社會各界的焦慮呢﹖排外主義的政治策略和意識形態又是否可取﹖歸根究底,各方各界的焦慮其實從何而來﹖著名作家及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早前受法國新聞雜誌l’Espresso訪問,評論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一事,及後Bauman再把訪談內容編輯一遍,用英文登稿於歐洲媒體Social Europe。Bauman認為,特朗普的勝出反映人民對整個政治建制的不滿,一直無從質疑的代議民主不再受大眾的擁戴和信任,反而渴望果斷行事之人速速推行快捷、即時見效的政策方案,以解決各種焦慮之感。 Bauman更指,排拒少數群體的經濟和政策方針並非一朝一夕由特朗普瞬間掀起,而是全球化和消費主義社會一直都把他們邊緣化的結果。Bauman的看法或能為充滿疑問的港人帶來一絲啟發。

 

英美的「左翼自由主義者」,對特朗普成功當選總統的主要回應是:驚慌。他們好像面臨世界末日一樣,形容「這是極爲嚴峻的時刻」,指「特朗普的勝利挑戰了整個西方民主政制的楷模」,甚至說他比任何你能想像成為總統的人,更會「把我們帶到跨越新自由主義,跨越歷史之終結的政治狀況中去」。也有人認爲,「特朗普當選總統,是美國的一大悲劇,是憲法的一大悲劇」。你認同這種末日式的回應嗎﹖

 

當人認定事物將不再如常,同時又對未來無所適從,不知所措時,總會出現世界末日般的想像。特朗普勝出頓時引來熱烈的社會迴響:反應就好像英國脫歐公投時一樣,群眾以示威運動向建制和精英政治表達整體而言的抗議,展示社會普遍已對這些政客失去信心。力保現存政制的最大得益者就是這些自由派,所以難怪他們對特朗普當選的反應會是如此。

 

特朗普不是什麼政治精英,從沒就任民選公職,來自「建制外」,甚至與他曾經是其成員的黨派正面交鋒(特朗普曾在民主黨待了五年之久,2009年重返共和黨)。今次選舉,特朗普象徵的就正是一個獨特的機會,向整個政治體制表達完全的不滿。就如英國脫歐公投一樣,當主要的政黨(保守黨、工黨、自由派等)都聯合呼籲留在歐盟,選民反而能以脫離歐盟的一票,對現存政制表達整體上的不滿。

 

除此之外,更有一個常有時事評論提到的重要因素:人們渴求一個堅強不屈的「強人」去取替那些了無止境在議會煩囂,卻一直未有解決問題的政客。他們希望堅定、有能力的人,讓國家不再躊躇不前,並立即實行那些快捷修補、捷徑並即時解決問題的政策方案。相比起其他候選人,唯有特朗普如此精巧地把他的公眾形象,成功地塑造成這個敢於果斷行事的「強人」。

 

以上當然不是特朗普得勝的唯一原因,卻是最關鍵、最首要的原因。另一邊廂,希拉里達三十年之久為建制中人,加上其猶疑不決、循序漸進的政策綱領,讓她在爭取成為大眾選擇的路上,逆流而行。

 

我們現在一同見證的,相信就是對本來無從挑戰的民主原則,徹底的重新反思。(雖則如此,我不認為「民主」這個字眼本身,會被棄作政治理想的名字;以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的套路來說,「民主」這個名字作為一種「能指」(signifier),直至現在還容納得了許多不同的「所指」(signified)。)譬如說,一直作為後盾的傳統概念(例如孟德斯鳩主張的立法、行政、司法制度的「三權分立」,或說英國引以為榮,權力互相制衡的體制)如今逐漸脫離大眾的擁戴,失其地位,並直接以威權甚至獨裁式的模樣集中權力取替之。你說的例子,其實反映了一種傾向,希望把權力從精英的高處拉近一點,希望身處高地的強人能與其下的支持者促進溝通,並以社交網絡作為意見灌輸或民調的媒介。

雖然特朗普專注討論民族、國族的議題,但這些說法的吸引力卻不完全仰賴於種族民族主義情感。不少分析經已強調,除了歸咎於差異的眼光外,特朗普最可貴的皇牌其實是那些被全球化現象邊緣化的美國人民,他們的經濟焦慮。經濟焦慮與對他者(the Others)的焦慮有相關嗎﹖如是者,是怎樣相連﹖

 

狡猾之處,就是使其中一種焦慮與另外一種彼此連結,弄得無可分割、互相交纏、互相鞏固;而這正是特朗普這個超級騙子(雖則他並非全球各地政治舞台唯一一人)成功之處。我甚至想從身份政治與經濟焦慮的掛勾,更進一步去提出:特朗普成功地把前工人階級及「中產」階級,各方各界全部的困惑焦慮都通通濃縮起來,然後向那些苦主一律灌輸,說清除陌生者、外族者、尋求庇護者以及其他新的外來人士,就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快捷修補,足以一舉應付全部焦慮。

1451504427_675885_1451509881_noticia_fotograma.jpg
Bauman認為,特朗普的勝出反映人民對整個政治建制的不滿,一直無從質疑的代議民主不再受大眾的擁戴和信任,反而渴望果斷行事之人速速推行快捷、即時見效的政策方案

有些票投特朗普的人,實屬「被驅逐的人」–就是那群在「社會契約」本佔一席、後來卻被邊緣化或拒之門外,又或從來沒有並且無望參與其中的人士(亦即學者Bonaventura de Sousa指的「前/後契約論」)。Saskia Sassen等學者認為,特朗普的勝利象徵了戰後凱恩斯主義 (Keynesian) 包容式的經濟體系之唾棄,轉而採納相反立場,驅逐外人的經濟模型。你同意嗎﹖

 

從包容式到排拒式的世界觀、思維和政策方向,其實屢見不鮮,甚至與另一個質變的躍進,一直緊密同步進行,即由生產者的社會,躍進為消費者的社會,而這也必然出現邊緣化社群,就是把一種「低等階級」不但擱在一邊貶低,更使他們從階級社會驅逐出來,又或歸類成不適宜被社會接納的,「有缺陷的消費者」(意指沒有消費力的窮人-譯者按)。現在那種把社會問題「證券化」(意指把退休金、學生債務等等社會福利變成買賣商品—譯者按),只不過是繼續把排外的巨網撒得更遠,同時把自己的獵物,那些地位雖屬次等但生活尚可的社群,再貶逐為險惡毒辣、變態陰險的一群。

 

你寫的一些書,例如《尋找政治》(Search for Politics),分析了你稱之為「三大惡毒」(wicked trinity) 的感覺,分別是不確定感(uncertainty)、不安感(insecurity)以及無力感(vulnerability),三者都是在政治與權力分離的世界中出現的東西。那麼,你認為這種分離會無可避免地導致要求「強人」的情緒以及民粹主義嗎﹖

 

對,我傾向相信是。你提到的分離留下了一道可怕的、不斷擴闊的空隙,讓絕望感和不幸感不斷產生,而那些傳統的、熟悉的、人們慣常認為能抵抗各種煩亂焦慮的工具,卻不再被視為能夠有效實踐其承諾。現在越來越少人親歷過極權主義的德政,而那些主張獨裁的「強人」又未曾當權,這樣,在很多人眼中,獨裁政權不被視為毒藥,反而視為解藥,皆因「強人」裝成能夠即時解決問題、作出快捷修補並立竿見影。

 

特朗普勝出後,意大利五星運動(Movimento Cinque Stelle)領袖Beppe Grillo寫了簡短的評論,強調他自己黨派在意大利與特朗普在美國得以成功的相似之處,並指「敢作敢為,倔強不懦的野蠻人會帶領世界向前邁進。我們就是這些野蠻人!」我們慣常把一切反建制力量判定為民粹主義,但你不認為,民粹主義成為了建制派太常用的萬能標籤嗎﹖他們本來需要了解這些野蠻人,他們的實際訴求是什麼,然而他們卻用這個標籤來逃避責任。特朗普的勝出,應該被理解為(不滿現狀的人)對建制派的一個特別訊息嗎﹖

 

在歐洲,Grillo支持者人數眾多。對失望於自己的文明的人來說,野蠻人自然是救世主。又或者這只是他們在退步,然後以此遊說那些輕信的人。又或者是那些被文明之福所遺棄、忽視的人,現在熱衷信仰Grillo這類人。建制派也急於把握機會(利用這些人)。就如一些相信死後再生的人,有時會先自行了斷一樣。

 

 

原文網址:https://www.socialeurope.eu/2016/11/46978/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