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視角下的勞動經濟學—主流經濟學批判

 

(圖片來源:台灣醒報

作者:毛翊宇/勞動視野工作室成員

(本文是作者的碩士論文的第一章。全文連結在。)

編者按:主流經濟學教導我們,勞動者的就業水平,相當程度由工資水平決定。也就是說,只要僱員願意減薪,勞動者總有可能找到工作。事實當然不是那樣簡單。作者認為,馬克思的《資本論》始終是深入分析資本主義的核心運作的重要工具。作者尤其強調,「相較於主流經濟學家凡事必用需求和供給曲線這種過度簡化的工具進行分析,我認為在勞動經濟學領域,應該捨棄之並另採『資本循環』和『勞動力循環』兩大分析工具。」

 


筆者著手書寫這篇序言時,正值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剛過不久,按照慣例,每年這個時候總會引起或大或小的風波,尤其是這幾年,這起發生於1947年的歷史事件更是緊緊攫住人們的目光,中國國民黨半世紀前的罪行,在激進的知識份子和年輕人之間引起憤慨,逝去的光景彷彿歷歷在目。為什麼這個現象會發生?在漫長的台灣政治史中,為什麼二二八事件會獲得這麼高度的關注和道德意義?轉型正義的未臻完備並非充分的解釋,這是一個當代的文化和政治現象,謎底要從當下的時代精神去找尋。

哥白尼式的革命

這不只是個關注轉型正義的年代,同時也是個以「台灣人」為中心的民族主義高高抬起了頭的時代,對過去本地人與外來政權衝突的歷史記憶之追尋,無非是一場在政治上尋根和重新建構出受難的台灣民族之努力。換句話說,要解讀我們的時代精神,從已經被當代論者反覆揀選和詮釋的歷史事實出發並不足夠,也許我們需要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1,從橫向的連結而非縱向的傳承剖析台灣重燃民族主義熱情的原因。

近二十年來人們對台灣經濟發展的擔憂,和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崛起環環相扣,舉凡資本外移到本土產業面對跨國資本的不對等競爭,當這些典型的「全球化」問題放在台海歷史脈絡下,就好似經過了層層折射,表現為一種極度簡化、與大眾長期被塑造的認知情感具有親和力的意識形態。似乎和中國在經貿往來上越密切,台灣的經濟就越雪上加霜,為資本大開方便之門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對象若是中國,即為「親共賣台」,為了抵抗「中國」強大的力量,社會各階層遂陷入對「台灣」國族的迷戀。為什麼用迷戀形容最貼切不過?因為哪怕台灣民族獨立的提倡者明知,台灣獨立建國並不會改變國際強權的力量對比、更不會解決台灣經濟發展所面對的困境,他們依然義務反顧地擁抱國族符碼。真愛是盲目的,越不在生活此岸的東西越須要用全副熱情去追求,也越成為一種感情和表達上的需要。

以壓迫者面貌出現的中國官僚資本和以賣台者面貌出現的台籍私人資本,共同繼承了台灣先人意識結構中的外來政權地位,然而,外來刺激並非塑造當代台灣人民族意識的唯一根源,源自內在的因素和更廣大的歷史脈絡亦扮演了部份角色。

「資本主義」在台灣知識界裡仍是個多少有些刺耳的名詞,「左」和「右」始終不是台灣人習慣的政治語言,這種政治文化的原因異常單純,源自過去長達三十八年戒嚴時期的思想箝制,讓台灣人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從不能說、不敢說演變成不會說,就像被剝奪了母語的民族。1990年代蘇聯的垮台和中共的資本主義改革,也讓人們對這些自我標榜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喪盡一切希望,在那之後,激進知識份子與勞動者的士氣和對左翼思想的興趣幾乎來到歷史的最低點。這不是台灣社會獨有的現象,而是我們時代的基本特徵。因此,「死人抓住了活人」2,對經濟體制的不滿和對社會改革的期待,以古老的反抗外來政權的語言表達了出來,然而民族主義的扁舟不堪乘載如此龐大的熱情,這絕不是說民族自決的目標和為此祭上鮮血的烈士們不具有道德正當性,正好相反,就是因為具有高度的道德正當性,才能如此輕易抓住人們的心智、填補思想空隙,問題在於:如果時代的核心矛盾是一顆跳動的心臟,民族主義就像皮膚上的微血管,如此真實可觸,卻又如此流於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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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在台灣知識界裡仍是個多少有些刺耳的名詞。(圖片來源:台灣醒報

解開謎底須要的兩片拼圖都湊齊了,在台灣,馬克思主義和歷史的聯繫被斬斷,民族主義雖高舉人們的想像力,卻難以處理實際。「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成為物質力量」3,馬克思這句話沒有錯,問題是「理論」至今依然缺席,真正屬於我們這個時代、能與有血有肉的被剝削階級相互共鳴,進而言之,與台灣的歷史和實踐統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尚未出現。「馬克思主義」在今天的面貌,無非是一些外在於現實的原理原則,而非深入內部剖析現實後發現的運動規律,問題不在於原理原則與現實是否相符,而在於這些規律是不是現實本身的屬性。

當上述兩支趨勢匯流,就形成了普遍困擾激進知識份子的「二律背反」(Antinomies)4,就像哲學上的二律背反,看似有兩條解決問題的取徑,但不論選擇哪一條,走到底都會遇到另一條路徑設下的限制而進入死胡同。從民族的角度出發,觸不到矛盾的深層核心,從左翼的角度出發,又無法回應現實最直接的詰問。

批判的方法

如果我們今天擁有的只是「貧血」的馬克思主義,那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又該是如何?馬克思的《資本論》出版於1867年,許多學者試著回到文本爬梳馬克思的思想背景,藉由釐清馬克思所繼承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德國古典哲學以「回到」馬克思。然而筆者認為,這條道路不論走得多麼遠,始終不會是有效的策略,因為我們不應把《資本論》當作一個「對象」,《資本論》只是馬克思在十九世紀那個具體的歷史情境下,試著發現「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一個「工具」。而作為此工具之對象的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卻是一個我們今日直接生活在其中的現實,這個現實本身、及其各種經濟範疇最直接表現在我們眼前的形式才是最適當的出發點,我們不須要「回到」任何地方去。

有鑑於此,我們需要另一套策略,這套策略或可稱為「批判的方法」,馬克思主義無法以一個完整封閉、自在自為的形式被認識,因為它不是外在於我們想要分析的對象——「資本主義經濟」,而是深埋於各種經濟現象的內部,要認識這些規律,首先就要從這些現象出發,並且在向內探究的同時,剝去附著在上面的「意識形態」硬殼。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5,這句話雖不是放諸四海皆準,卻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洞見,尤其社會學說的領域,總是強烈受到優勢階級對社會的看法影響。在所有人文和社會科學之中,有一門學科在當代的性格和面貌極為特殊,它不遺餘力地自我宣稱為超歷史的真理,自認在諸社會科學中最接近自然科學也因此最為優越。從這門學科的教科書裡,我們幾乎看不到它的發展史,它的論述方法建立在抹殺自己的歷史上。更特別的是,這門學科的方法取徑有「正統」和「異端」之分,不採納一定的前提假設、不選擇一定的表達方式,就算研究的對象和該學科如出一徹仍屬不入流。且這是一門最崇尚少數菁英、又最喜歡教化「能力不足」大眾的學科,以上所描述的,絕對不是封建時代的教會,而是現代的「主流經濟學」,雖然兩者的社會性質十分相似。

現代人對資本主義經濟現象的認識,就像戴上了一副經濟學的眼鏡,這副有色眼鏡決定了我們能看到什麼以及如何看待它們。同時,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經濟學又是一門「意識形態」成分最高的學科,它將為現狀和既得利益者辯護的性格寫在基因裡,再用數學化的外表和排斥多元研究取向的姿態來鞏固自己,然而這個意識形態的傾向和真正的科學態度是衝突的。這就是為什麼隨著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危機,越來越多人對主流經濟學改採質疑的態度,因為從經濟學理論推導出的結果和現實經常發生衝突。就在這種衝突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說時,主流經濟學家卻緊抓既有理論的核心不放,這種現狀之所以讓人越來越難以忍受,不只是因為主流理論的保守性格,更是因為它連最基本尊重事實的科學精神也棄而不顧。

這就是經濟理論的時代境況,我們生活在一個舊的理論已經千瘡百孔,新的理論卻尚未成熟的時代,而主流經濟學在和現實的碰撞中顯示了自己的片面性,因此產生的空缺召喚著真正的科學。換句話說,凡是不甘於做學究而寧願腳踏實地研究經濟學的人,都不得不試著尋找一些新的東西,主流經濟學已經公開徵求「自身的掘墓人」6了,且這個現況並非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推波助瀾下才所造成的,不應忘記,此刻馬克思主義尚未自上個世紀末的沈寂中完全甦醒。

主流經濟學和現實產生裂痕之處,就是我們可以重新發現《資本論》經濟理論的地方,這也正是前述所謂「批判的方法」,這條取徑的特別之處在於:首先,它從公眾視界中的經濟現象和問題出發,而非要求人們將目光從現實中移開,轉而專心致志研究抽象的資本主義經濟規律,這是讓被壓迫階級的意識和理論相結合的起點;其次,從主流經濟學的盲點出發,是我們挑戰其理論架構的有力出發點,理論的對抗雖然不是階級衝突最關鍵的部分,但仍是其一環,批駁對方的論述至少和建立自己的理論同樣重要,尤其在當今的力量對比下,前者甚至更為優先,且這種批駁絕對不能建立在自身具有較高的「階級」正當性上,將對方貶為「階級立場不同」就了事,這種迂腐的做法,當力量對比站在馬克思主義這一邊時還無傷大雅,反之則是致命的錯誤7;最後,不管就任何理論而言,過程本身對於結果是至關重要的,按照這種方法建構起來的「資本論」和照本宣科逐句註解的《資本論》截然不同,在實際的社會主體和思想交鋒上建立起來的「運動的理論」,和「工人階級的聖經」差別甚鉅。

主體和客體的統一

《資本論》和主流經濟學、甚至其他多數經濟理論有個極大的不同,主流經濟學出於自身的社會本性,還有在方法上刻意模仿自然科學的影響,將所分析的經濟範疇當作純粹的「客體」,哪怕是作為決策主體的理性個人,也被刻意設定為機械化的、行為可預測的單調對象,真正的認識「主體」研究者和所研究的對象硬生生割裂。然而《資本論》正好相反,按照馬克思主義慣常的說法即「主體和客體的統一」8,「勞動」作為一個和「資本」對立的經濟範疇是貫串《資本論》的核心環節,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真實僱傭勞動者,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中學到的不是象牙塔裡的高深學說,而是僱傭勞動者在資本主義下的集體命運。如此認知如果能深入意識,不可能對一個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毫無影響,認識的主體和被認識的客體是相同的,結果就是主體的轉化,成為具有「階級意識」的行動者。

上述影響不論在個人還是集體層次上都是明顯的,在台灣當前缺乏左翼政治力量的現實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力量僅能以個人為渠道發揮零星影響,但縱使就個人層面而言這種影響仍然巨大。這也是為什麼筆者選擇《資本論》作論文主題的原因,閱讀《資本論》是少數真正改變了我人生軌跡的事件之一,如果這不是我的親身經驗,我很難相信閱讀一本著作會對人的思想和信念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對我而言,它不僅解釋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方式,更是當時迷惘的我在這個狂亂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看到的堅定力量,讓我的知識生命自此開始慢慢沈澱,結晶成我今日的精神樣貌。在這樣一個人類社會能夠持續進步的信念風雨飄搖的時代,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洗禮不是在慷慨激昂的街頭,而是在昏暗的斗室,伴隨著陳舊書籍獨有的氣味,在三三兩兩的同伴之間暗自經受著內心的悸動,這就是讀《資本論》這件事對我個人的意義,既輕如鴻毛又重如泰山。當我的人生進入一個又一個新階段,距離那段泛黃的歲月越遙遠,反而讓我越常在精神上回顧這段歷程,每次回顧,總有個想法益發強烈,認為《資本論》應該以一種比我當時所接受的更強而有力的方式被理解,否則對大多數人來說它無疑比「沈悶的科學」9更加沈悶。

撇開上述多少有點侷限的個人經歷,僱傭勞動者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結合,這種意識上的轉化,是尚為一盤散沙的大眾通往「階級意識」的關鍵環節之一。階級意識最直接的具體化,只有在代表受僱者的政黨和政治主張成形時才能見到,這也是好幾代台灣左翼人士曾為之努力,卻還未實現的目標。

光憑思想不能取代整個轉化過程,但它卻是重要的酵素,同時也是防腐劑,有縱覽全局的階級視野,才能不為短暫的蠅頭小利偏離目標,才能在一時激昂或膽寒的社會氛圍下保持清醒。理論是重要的,然而經典並不是現成的理論,僅僅是前人留下的遺產,每個時代的人都要從自己的視角出發,付出智識上的努力重新理解過去的思想,並將它們轉化為今天的「理論」,思想唯有透過這種勞作才能維持生命力、才能被保存下來。這是為什麼筆者不乾脆大肆讚揚《資本論》的美妙、勸大家儘管埋頭讀《資本論》,而是寫下一本有關《資本論》的論文。

克服二律背反

循上述途徑進行的研究,筆者希望它同時也成為一種《資本論》的導讀,在凸顯主流經濟學理論缺陷之際,利用馬克思在這本經典著作中闡述的經濟思想,建立另一套理解現實問題的理論框架。藉此我們可以看到《資本論》真正的價值所在,是它能回答主流經濟學理論受限於自身盲點而無法回答的難題,而非因為它是左派人士眼中最政治正確的聖書。一旦對現實問題有興趣的人看見了《資本論》的優點,發現它對於目前被主流理論蒙蔽的勞動經濟學領域,例如勞動需求、勞動供給、工資決定、失業水平等問題,竟然可以提供如此截然不同而且貼近現實的解釋,想必才會產生對《資本論》進一步探究的慾望。然而這正是全部的關鍵所在,否則為了讀《資本論》而讀《資本論》,只怕沒有幾個人會在短暫的邂逅後,願意留下來和其長相廝守。

除此之外,本文並不打算簡單陳列兩套不同的理論框架了事,在面對這些直截了當的問題之前,方法論層次的探討也很重要,主流經濟學和《資本論》看見的經濟現象之所以層次有別,是因為兩者採取的視角有關鍵性的差異,這個差異會是本文優先探討的重點,簡而言之,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不受主流經濟學對「個體」和「均衡」的頑固信仰所限。

筆者也嘗試在理論上做一點創新,相較於主流經濟學家凡事必用需求和供給曲線這種過度簡化的工具進行分析,我認為在勞動經濟學領域,應該捨棄之並另採「資本循環」和「勞動力循環」兩大分析工具。原因無他,這個分析架構充分包含了資本主義社會以生產剩餘價值為導向和以僱傭勞動制度為基礎的複雜性。有了這些基礎,我們對於諸多勞動經濟議題便可以有較眼中只有「政府管制」和「加稅」的社會民主派更深入的理解。在闡述了分析問題的基本框架後,筆者也將以「基本工資」這個實際議題為例,展現這個理論觀點在分析具體的勞動問題時能提出怎樣的洞見。為什麼選擇以勞動經濟學為主要探討對象,主要有兩大因素:首先,筆者認為以勞動關係為核心的經濟分析,是《資本論》真正的精華所在;其次,當代歐美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似乎陷入了計算「利潤率」的狂熱,這種對解釋和預測「危機」的偏愛,看似淵博卻在實際的政治策略上無所用途,甚至走上了討論如何「拯救」資本主義的偏鋒,十分可惜。筆者認為真正的危機理論不應該只是「資本的危機」理論,而應該著眼於「勞動力的危機」,以「勞動力」而非「資本」為中心,方能開啟超越資本主義的思路。

任何理論性的研究,一般來說不以特定歷史時期和民族國家為對象,一本以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為對象的論文,似乎更應該如此,但其實筆者的問題意識和論述方法,和我們所生活的時代以及這個島嶼密不可分。唯有從根部重新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才能自信地回應這一代人的焦慮,在新興資本強權中國的周邊地帶宛如熱病般蔓延的本土和獨立意識,只是這種焦慮最直接的反射,並非對問題的清楚認識更非解方。將馬克思理論對資本主義最核心的批判和現實中焦慮的主體進行連結,是克服至今仍陰魂不散的歷史性「二律背反」之起點。理論不該是馬克思主義者用來對具體難題避而不答的託辭,它應該是掌握現實的槓桿,「這裡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躍吧。」10

 

註釋:

1.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提倡日心說以反對當時流行的地心說,主張是地球繞著太陽旋轉而非相反。後在哲學上被引申為將關注焦點從認知客體轉向主體認知能力的方法取向。

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頁9。

3.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4.康德(Immanuel Kant)在處理例如時間空間有無限制、上帝是否存在等傳統形而上學問題時所提出的哲學概念,指兩個各別依照普遍原則建立起來之命題間的衝突。

5.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

6.馬克思,《共產黨宣言》。

7.「這些體系的社會學特徵也絕不能使我們放棄在純邏輯批判方面進行鬥爭的責任……意識形態鬥爭力求使方法上的錯誤反映在體系的部分結論的錯誤中,也就是說,或是反映在該體系內部互相矛盾中,或是反映在該體系的缺陷和『本質上』不能包羅該學科許多重要現象的情況中。」(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經濟學》,頁2)

8.「在一切形而上學中,客體,即思考的對象,必須保持未被觸動和改變,因而思考本身始終只是直觀的,不能成為實踐的;而對辯證方法說來,中心問題乃是改變現實。如果理論的這一中心作用被忽視,那末構造『流動的』概念的優點就會全成問題,成為純『科學的』事情。」(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頁50。)

9.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稱經濟學是「沈悶的科學」,後被人引申為指主流經濟學太過艱澀、無趣,以致乏人問津。

10.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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