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香港工人代表大會

(圖片來源:惟工新聞)

文:梁寶龍

二十年代中期,中共一直部署成立領導全港的工人組織,以指揮工人運動。省港大罷工時,中共把香港大部份工會組織起來,成立了「香港總工會」,罷工結束後不久香港總工會就被港英查封了。從1927年至1930年期間,香港有15間工會或勞工團體被港英列為非法組織,海員工會被宣佈解散。1928年,港英通過非法罷工停工法案,使香港工人運動一度消沉。1929年全球爆發經濟危機,香港工運更見低下。

中共在港成立工代會 親蘇口號脫離群眾

1929年3月,中共朝成立全港工人組織目標繼續前進,組織成立「香港工人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工代會籌備處首先召集各工廠工人開聯歡會,籌備召開全港工人代表大會,又發動各廠工人進行反對豬仔頭、判工頭的剝削;反對開除工人;反對剋扣工資;取消工廠苛待束縛的條例;反對打罵工人等鬥爭。工代會籌備處在鬥爭中組織工人,推動工人採用工人大會的方式,進行改善生活和待遇的鬥爭(注一)。

7月,香港工人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召集「第一次全港工人代表大會」,成立了「香港工人代表大會」,成員有洋務、太古、碼頭、煤炭、清道夫、九龍海軍船塢、黃埔船塢、渡海小輪、煙業、半島酒店、木匠等11個工會(注二)。香港工代會內設有中共黨團,書記為海員林鏘雲(1894-1970)。

工代會發表〈香港工人代表大會紀念「八•一」宣言〉,提出了一些不切實際、脫離群眾的口號。宣言要求:

「擁謢工人祖國蘇聯!保護中國革命! 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第二次大戰! 紀念中國工農兵大聯合軍事反抗──南昌暴動! 擁護真正的革命軍隊──朱、毛紅軍! 全港工人總罷工1天到中環示威!」

「反對中東路交回國民黨帝國主義手內!」(注三)

工代會提出紀念八一的意義是:

「八月一日是15年前世界帝國主義爭奪各國市場分贓不均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開始日,帝國主義及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黃色領袖把『保護祖國』──帝國主義的私產──口號,欺騙世界工人去開戰送死!」

「今年八月一日正是世界帝國主義把我們工人的祖國──蘇聯進攻,企圖向工人總進攻,更加剝削壓迫!我們要擁護我們祖國蘇聯。」

「今年八月一日正是世界帝國主義勾結國民黨軍閥,來進攻瓜分中國。」(注四)

工代會認為「中東路事件,國民黨忠實執行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挑撥中俄開戰,『借口保護外國僑民』,日本出兵佔領滿洲、蒙古,英國借口出兵佔領南中國,美國借口出兵佔領中國中部,法國借口出兵佔領雲南。」提出「反對中東路交回國民黨帝國主義手內」。(注五)

太古船塢工人聯合會發表〈太古船塢工人聯合會為紀念「八•一」及中東路事件告全廠工人書〉,認為「中東路事件是帝國主義勾結國民黨進攻蘇聯的陰謀,中東路的收回決不是交回我中國民眾,這是國民黨忠實執行帝國主義的賣國。中東路是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政策,準備世界第二次大戰的信號」。「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不均時,便是大戰的爆發了」。(注六)

廣泛連結工人組織 鬥爭屢遇挫折

除了政治口號外,亦有經濟鬥爭。7月25日,九龍倉躉船全體工人400餘人發表〈九龍貨倉躉船工友鬥爭宣言〉,提出:

1.要求每月增加伙食費2元;

2.通宵工作後應有1天有薪假期;

3.做夜艇伕錢照公司規定發給2元;

4.規定做工時間,由上午7時開工,到12時止,再由下午1點開工到5點放工,如有開夜及做過時間工錢發給;

5.星期日工作應發給雙工。

工人組織15人的代表團,前往公司見買辦黃金福。向資方提出以上要求條件,聲言不答覆便會於31日罷工(注七)。工代會的九龍、集賢兩分會採取行動,援助九龍倉躉船工人的鬥爭(注八)。

九龍、集賢兩分會自加強組織工作後,工會組織比從前更健全,能自動按期開會,並且切實提出鼓動人心的口號,有力援助九龍倉躉船工人的鬥爭(注九)。

1930年中共推行極左的立三路線,粵省委於8月25日,將黨、團、婦聯、工代會等組織合併為「廣東省行動委員會」,總負責人為香港工人羅登賢(1905-1933),準備組織和發動第二次廣州武裝暴動。一方面命令在東江、瓊崖以及廣西方面的紅軍進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在香港組織飛行集會、政治示威。

9月11日,香港市委將工代會、區委、海委、黨團等不同組織合併為「香港行動委員會」,委員有工代會黨團書記、兩區書記、海員書記陳郁(1901-1974)、團省委委員2人等,指導「八一」工作(注十)。

10月,中共在牛池灣東山廟召開香港工人代表大會,主持人是中共廣東省委常委馮菊坡(馬汝清,1899-1957)、省委委員文沛、省委委員周頌年等,出席會議有曾啟、黎國忠、李甫等50人。因黃埔船塢工人陳順向港英告密,警方拘捕馮菊坡、黎國忠、梁維平(1904-1975)等43人。除曾啟是香港本地出生沒被驅逐出境外,其餘各人被驅逐出境(注十一)。梁維平其後在黨組織的營救和工人的保釋下獲釋。

1929年12月,中共香港市委轄下組織有:太古船塢支部黨員10人,海軍船塢支部黨員3人,黃埔支部黨員4人,九龍船廠支部黨員6人,九倉支部黨員11人,清淨支部黨員3人,同德支部黨員人數不明,織造支部黨員5人,洋務支部黨員7人,擔泥支部黨員5人,汽車支部黨員5人,藤器支部黨員11人,手車支部黨員13人,街坊支部黨員5人,理髪支部黨員8人,印務支部黨員5人,店員支部黨員11人,山頂支部黨員11人,半山支部黨黨員5人,牛房支部黨員5人,轎車支部黨員3人,海豐支部黨員11人,煤炭支部黨員6人,酒店支部黨員3人,汽車支2 部黨3人,電燈支部黨員4人,美孚支部黨員2人,灣仔支部黨員3人,德科行電器支部黨員3人,太古貨倉黨員2人,鐵路支部黨員2人等,共有支部31個,新發展黨員26人(注十二)。

12月,工代會改組為常委,海軍船塢、鐵路退出常委,增補太古、九倉,決定以九龍船塢、九倉、太古船塢、海軍船塢、同德、清淨、織造、黃埔為工作中心,太古船塢有會員90人,九倉設有工人聯合會,會員60人(注十三)。

12月,中共發動廣州暴動紀念活動,結果只能動員10%群眾參加。活動由海陸豐工人同樂會聯合擔泥、手夫車各支部進行,活動期間發展了25名黨員,其中牛房3人,太古4人、清淨3人、擔泥4人、西業3人、海豐3人、山頂3人,煤炭3人,活動中散發了中英文傳單,有2人被拘捕(注十四)。

1930年6月,工代會下轄有20多個工會,赤色工會有黃埔船塢、水師、清淨、海軍船塢、太古、牛房、印務、糖房、同德、碼頭、手車夫、織造、波地、洋務、理髮、車衣、電車等。工代會只有3名幹事,一方面要應工會要求指導應付工潮,另一方面要發動鬥爭黃色工會,同時又把未有工會的工人組織來,工作困難重重(注十五)。

1930年工代會先後舉行紀念上海四•八慘案後援會,聲援上海四八慘案反英屠殺(注十六),和五卅紀念示威大會(注十七)。

10月,中共將梁廣(1909-1990)調回香港,任香港市委組織部長兼工代會主席。

1931年時,工代會下設6個支部,共有50餘人,都在手車、轎車、沙泥、碼頭、電車、女工等,醞釀了幾次手車夫鬥爭。中共認為工代會領導不注意提拔幹部,瞧不起派去工作的黨員,於上下級工作關係上,工代會常常不依黨團路線,直接找省委解決人手調動、批准用錢等問題(注十八)。

招募工人去蘇聯參軍 未開船已食盡糧餉

中共為了擴大國內的武裝力量,於1931年在工代會設立擴大紅軍委員會,成員有省組織1人,軍委1人,交通科1人,香港軍委1人等,冀能在香港吸收工人參加紅軍,執行共產國際指示,加強紅軍中的工人階級成份,以強調工人階級領導革命,改變現有紅軍中以農民成份為大多數的情況。1931年2月,工代會只有不足40人報名參加紅軍,願意去而能夠去的不足20人,已去的則只有11人。這些人都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從海南島轉移到南洋,再從東江轉移到香港,他們保留有失敗情緒,而且又是沒有職業的失業者。曾有洋務工人準備前往蘇區,等候出發呆等了十多天,令他們情緒日漸低落,甚至動搖起來,怕被人賣豬仔。

擴大紅軍委員會組織不健全,未能認真處理問題,沒有固定會址。第一次準備安排10餘人去蘇區,可是交通派來接送的船只能運載1人。第二次有20餘人準備去蘇區,交通派來的船又只能運載11人。第三次有10人準備去蘇區,最後沒有1人成行。活動在各方面未能配合,頻頻出錯,沒有任何成績。香港在業工人很少願意去當紅軍,報名的大都是失業工人,或流動性大的工人,所以第三次原有10人報名,最後沒有一人成行。藤業曾有很多人報名,在長達10多天的等船期間,準備的飯都吃光,工人要求伙食,擴大紅軍委員會沒錢提供伙食,工人心存怨恨,認為受騙,各自離去找工作。擴大紅軍的工作與省委的要求差距很大,省委的目標是冀望於1個月內有500至700人參加紅軍(注十九)。

隨着中共在香港不斷被港英打壓難以立足,工代會的工作又脫離群眾,工代會一兩年後於無聲無息下消失。

注釋:

一. 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33,廣州:1983,第245-247頁。

二. 周文港主編:《工在家國》,香港:和平,2011,第23頁。洋務工會:《洋務工會簡史》,載:陳明銶主編:《香港與中國工運縱橫》,香港:香港督敎工業委員會,1986,第149頁。

三. 香港工人代表大會:〈香港工人代表大會紀念「八•一」宣言〉,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33,廣州:1983,第255-257頁。

四. 同注三,252-257頁。

五. 同注三,252-257頁。

六. 同注三,256-257頁。

七. 〈太古船塢工人聯合會為紀念「八•一」及中東路事件告全廠工人書〉,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33,廣州:1983,第259-260頁。

八. 〈九龍貨倉躉船工友鬥爭宣言〉,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33,廣州:1983,第265-270頁。

九. 《廣東省總工會5月份工作報告》,1930年6月1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33,廣州:1983,第306頁。

十. 同上。

十一. 〈中共廣東省委關於組織香港行動委員會的決定〉,1929车9月11日,載: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廣東省檔案館編:《中共廣東省組織史資料》,第2輯,廣州:1986,第46頁。

十二. 何錦洲:〈中共六大代表、江門籍老黨員黎國忠憶述廣州、莫斯科、香港的革命鬥爭史〉。李沛群:〈關於廣東區委及各地黨委一情況的回憶〉,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黨史資料》第2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

十三. 〈中共香港市委給省委的報告〉,1929车12月17日,載: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廣東省檔案館編:《中共廣東省組織史資料》,第2輯,廣州:1986,第49-52頁。

十四. 〈中共香港市委給省委的報告──黨的組織情況、工作總結〉,1929年12月17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25,廣州:1983,第199-205頁。

十五. 同注十四,第204-206頁。

十六. 同注九,第232-233頁。

十七. 龍少爺:〈1930年香港工潮與中共〉,載:《香港工人的故事》。

十八. 梁寶龍:〈1930年中共在香港舉行的五卅示威游行大會〉,載:《惟工新聞》。

十九. 兩廣省委:〈中共兩廣省委致中央報告〉,1931年8月20日,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27-193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第608頁。

(分題為惟工新聞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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