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潘漢年在香港的情報活動

(1952 年11 月,潘漢年(前排左一)到上海火車站。網絡圖片。)

香港不但是貿易港,也是特務的天堂
香港是一個自由港,除了成為貿易中心之外,同時也成為國際情報中心 亦即是特務天堂。中日戰爭時期,面對日本的野心和威脅下,英國身為香港的宗主國,在香港收集情報是必然的工作,而中共、國民黨、國民政府、美國、蘇聯、日本等國和政黨同樣重視這個情報基地,派出特工收集情報。

香港--特務天堂

英國為了掌握好香港的控制權,使社會秩序穏定,保障大英帝國的利益,於1934年在香港設立「政治部」,由情報部和保安部兩個分部組成,下設行政、行動、情報、支援等分部,內設S組負責情報行動,S組下設 S2敵對情報小組、S3非華人商會社團情報小組以及 S4本地威脅小組等。政治部原隸屬英國軍情報總處(Directorate of Militaly Intelligence)軍情五處(MI5),同時獲得軍情六處協助,成立之初,有200名人員。1946年被納入香港警察隊架構內,回歸前解散,所有機密資料均運到英國軍情六處,而且要有關人員簽署終生保密協議後,由英國政府安頓在英格蘭米爾頓凱恩斯小鎮(Milton Keynes)居住,其保安部的管理權則於回歸前轉交刑事及保安處。

日本在香港的情報員有如水銀瀉地,幾乎大部份在香港日本人都曾經參與。如以公開外交方式組織商業考察團,曾有300餘名台灣農民、商人和手工業者在新界租用農地耕田,秘密架設電台。日本又在香港設立間諜組織「香港機關」。日本駐香港副領事戶根木(?)在香港測量了維港的水深和地形,為日本陸軍進攻香港提供資料[1]。日本廣東特務機關曾派德籍特務前來香港架設電台,收集英美軍動態的情報。日本駐港武官鈴木卓爾(?)中佐因明目張膽地搜集情報,被港英勒令離港。日軍在香港組織的「第五縱隊」亦有收集情報,成員以黑社會分子為主[2]

日本的盟友意大利在港英內部擁有線人搜集情報,為日軍提供情報[3]

在中日戰爭立埸上,英國是採取中立態度,但認為日本在亞洲的擴張野心,潛在軍事佔領香港的危機,影響英國在亞洲地區的利益,不能不防,所以中英兩國在情報工怍上有合作關係。

國民政府軍部與英軍合作進行情報工作,派出「第八工作隊」駐美利兵房[4]。國民政府情報機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與英軍情報機關有聯繫[5]。軍統在西環海島軍火庫內設有電台,還與寓居香港的上海黑幫首領杜月笙(1888-1951)合作,因杜月笙領導的「人民行動委會」設有秘密電台,收集淪陷區的情報[6]

國府行政院長孔祥熙(1880-1967)在香港設有自已的情報據點。國民黨在香港設有調查統計室負責情報工作[7]

 

中共在港的情報人員

抗戰時中共主管情報的組織是「中共中央社會部」,對內稱「中共中央情報部」,對外稱「中共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是中共中央一級管理和領導情報保衛工作的專門機構。社會部部長為康生(1898-1975),副部長為潘漢年(1906-1977)、李克農(1899-1962)、孔原(1906-1960)等。

1939年9月,潘漢年因眼疾需要動手術到香港治療,順便了解和兼顧香港的統戰和情報工作。兩個月之後,潘漢年的眼疾基本痊癒。康生指示潘漢年留在香港工作,專門搜集英美和蔣介石之間的資料[8]

潘漢年長期主持中共的情報工作,同居女友董慧(1918-1979)是香港道亨銀號(今道亨銀行)董事長董仲偉(1892-1968)之女,董慧從不以潘漢年夫人身分出現,兩人沒有正式結婚。

潘漢年是江蘇宜興人,1925加入中共,1926年任《革命軍日報》總編輯,1930年任中共特科二科科長。1936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潘漢年與國民黨駐蘇大使館武官會談,1937年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1939年出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太平洋戰爭爆發,從香港轉移到皖南根據地。抗戰期間在李士群(1905-1943)安排下與汪精衛(1883-1944)會面,在上海期間,潘漢年還由李士群介紹會見了他的軍事顧問、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1946年再到香港工作。中共建政後,任上海市委副書記。1955年潘漢年向陳毅(1901-1972)談了當年會見汪精衛一事,陳毅轉告毛澤東,毛澤東下令逮捕潘漢年,以內奸罪名被捕判刑,1977年逝世。曾在香港參與潘漢年情報工作的張唯一、劉人壽(?-2009)、董慧、華克之(1902 -1998)、惲逸群(1905-1978),葉文津(1916-1980)、袁殊(1911-1987)等全部涉案被捕判刑。潘漢年的悲劇正好是毛澤東的狡兔死,走狗烹牛段的註脚。

在抗日前提下國共再度合作,原是非法的中共武裝,編為國民政府的正規部隊,番號分別是八路軍和新四軍。中共得到英國的同意,於1938年1月在香港設立「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以下簡稱八辦),負責中共黨務、軍事、統戰、華僑、交通等工作,兼負情報工作。情報工作主要負責人是李少石(1906-1945)。八辦與中央社會部沒有直屬工作關係,潘漢年則與該處有密切工作關係。

香港在港英統治下,所有政黨都是非法組織,中共不能公開設立辦事處,而八路軍是正規的中國軍隊,更不能公開在港活動,加上英國在中日戰爭的中立地位,所以八辦沒有公開掛出招牌,而是採用「粵華公司」的名義掩護進行對外工作,辦公室設在皇后大道中18號2樓。

地方抗日部隊──東北抗日聯軍與中共有密切聯係,東北抗日聯軍在香港設有駐港辦事處,與八路軍辦事處有合作關係,互相交換情報[9]

蘇聯駐香港情報點由朱伯生(朱明,?)負責,情報人員有《星島日報》總編輯金仲華(1907-1968)、《星島日報》主筆邵宗漢(1907-1989)等,兩人藉新聞工作的方便,收集國際情報資料,並定期與東北義勇軍辦事處與八路軍辦事處進行橫向聯繫[10]

 

中共在港的情報網

1939年10月,潘漢年在香港以社會部副部長的身分組建華南情報局,統一領導、指揮原在香港的各系統情報組織。潘漢年將東北抗聯駐港辦事處、孔祥熙的情報據點、蘇聯在香港的情報據點納入華南情報局,建立華南情報局的點線面。接著又從八辦調來張唯一擔任情報局的內勤和機要,相當於秘書長的職務。潘漢年吸納了剛從重慶到香港的劉人壽、黃景荷(黃承珍,1921-2009)夫婦加入華南情報局。社會部也在這時派董慧到香港協助潘漢年工作。劉人壽、黃景荷、董慧等是潘漢年直接領導的情報人員。另外,潘漢年又吸納了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總經理簡玉階(1875-1957)的女兒簡竹堅(?)、和華克之(張建良,?-2009)等人為情報員,使華南情報局的工作深入到香港社會的各個層面[11]。潘漢年不僅利用電台,而且還利用郵政聯繫,派專人遞送等方法,保持香港與延安、重慶之間的聯繫。

 

香港至上海的情報網

潘漢年的活動範圍由香港到上海,乃至整個中國南方的淪陷區。為了進一步擴展情報隊伍,擴大情報工作的活動範圍,獲取更多有價值的第一手情報,潘漢年在加強香港情報工作的同時,又奉命著手組建上海情報網路。1939年秋冬之際,潘漢年帶著董慧以及劉人壽、黃景荷等,從香港到上海。

董慧到上海後,以老闆女兼道亨銀號上海分行職員的身分,繼續負責財務工作。另外,潘漢年的情報人員中也包括從原來情報系統調來的黨員。

1939年11月,潘漢年經袁殊拉線,化名胡越明與日本上海副總領事岩井英一(1899-?)會面,表示願與岩井合作進行情報工作。岩井主動派袁殊告訴潘漢年,要潘漢年為岩井機關搜集情報,並要求潘漢年草擬一份在香港開展工作的計劃。袁殊是中共、共產國際、軍統,日偽等五重特務。

潘漢年決定藉與岩井合作機會,進一步擴大香港的情報範圍,利用岩井的關係作掩護,在香港創辦一份公開刊物《二十世紀》半月刊,作為情報活動據點,以便團結、聯繫一批人,搜集情報,定期每半個月向岩井呈交一次情報。岩井願意每個月給潘漢年2,000元經費,作為香港情報工作的活動資金,另外還會提供《二十世紀》的籌備經費。《二十世紀》以灰色的面目在香港出版,主筆為惲逸群,助手為鄭禹森(?)。惲逸群、鄭禹森2人都是中共地下黨員,又都是潘漢年手下的舊情報人員。每半個月,這個情報據點的代表陳曼雲,會交一份情報給岩井的代表小泉清一(?),每個月小泉清一將2,000元交給陳曼雲。惲逸群向岩井提供的情報內容都經潘漢年與廖承志、張唯一等商定,由徐明誠和張唯一起草,內容有關大後方及國共合作的情況,有時增編一些英、美、蘇在香港的動態。這些情報均有分寸,不能令中共太過暴露,也不能沒有價值,但以無損中共的根本利益為準則。

潘漢年從岩井公館獲得的重要情報有三項:
1.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克活動;
2.1941年6月13日,潘漢年從香港簽發的德蘇戰爭一觸即發報告,南方局早幾天亦有類似報告,為此蘇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謝;
3.德蘇戰爭爆發後,指出日本動向是南進而非北進,以及日美談判的情報。這是個涉及蘇聯遠東紅軍能否西調的事情,對國內的階級動向也很有關係。所以中共七大時,毛澤東在講到日佔區大城市工作時,表揚了潘漢年[12]
不僅如此,潘漢年還利用岩井公館,掩護自己和下屬一批情報人員,安排劉人壽進入岩井公館掌管了1部電台。

 

中共撤離香港

香港淪陷後,局勢十分緊張,潘漢年認為留在香港的情報人員活動己較困難,向岩井建議把他們撤出來,一部份轉移大後方,繼續搜集情報;一部份轉到上海,搞和平運動。岩井得悉小泉與陳曼雲的聯繫因戰事中斷,同意了潘漢年的建議。潘漢年派葉文津南下香港找陳曼雲,安排撤退事宜。潘漢年要求岩井將葉文津南下一事通報日本駐香港領事。岩井寫了一封介紹信給葉文津,並派助手德田(?)與葉文津一起南下。華南情報局取得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幫助,擁有船隻,曾協助東江縱隊將何香凝、廖承志等安全撤離,並將香港情報人員分兩批撤離香港。其中徐明誠、陳曼雲、高志昂等撤到內地;張唯一、惲逸群、王紹鏊(1888-1970)、何積(?)、潘麗華(?)等撤到上海。惲逸群因有《二十世紀》的關係,到上海後就由潘漢年派往岩井公館,惲逸群在岩井公館所屬的上海編譯社任社長,進行宣傳、情報活動[13]

(完)

 

梁寶龍

20.01.2017


[1]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1995,第93-102頁。黃秋耘:《風雨年華》。

[2]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1995,第97-100頁。

[3] 鄺智文等著:《孤獨前哨》,香港:天地,2013,第109-110頁。

[4] 鄺智文等著:《孤獨前哨》,香港:天地,2013,第161頁,引:王惠民:〈第八工作隊在香港〉。

[5]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1995,第122-124、144頁。

[6]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1995,第122-124、144頁。

[7] 劉維開:〈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載: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第477-490頁。

[8] 尹騏:《潘漢年傳》,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1996,第190頁。

[9] 尹騏:《潘漢年傳》,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1996,第191頁。

[10] 郝在今:《中國秘密戰》,北京:作家,2005,第123頁。張雲:《潘漢年傳奇》,上海:上海人民,1996,第215頁。

[11] 張雲:《潘漢年傳奇》,上海:上海人民,1996,第123頁。

[12] 劉人壽、何犖:〈記潘漢年對敵隠蔽鬥爭工作片斷〉,載: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潘漢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1995,第165-166頁。

[13] 尹騏:《潘漢年傳》,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1996,第208-2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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