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解放與家庭批判 (下)

 

(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上篇:婦女解放與家庭批判 (上)

作者:瑪麗·沃塔絲(Mary Alice Waters)

譯者:芳子

無國界編者按:Mary Alice Waters 是美國左翼婦權主義活動家和作家。此為舊作,曾於1980年翻譯並發表在《新思潮》上;今值三八婦女節,改正若干錯字後重新發表。原文及譯文都很長,現只抽取其中關於左翼對家庭制度的批判部分,分為上下集發表。


 

馬克思是否錯了?

在論及家庭在資本主義底下如何演化時,往往引發一個爭論,特別是在既是社會主義者又是女權主權者的婦女中。

這個問題關係到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基本主題。許多時候,當他們觸及婦女受壓迫與家庭的問題的時候,他們論斷說,家庭在資本主義底下實際上消滅了,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家庭。譽如共產黨宣言曾說,「在無產階級中,家庭實際上不存在。」

這個論斷表面看來是歪謬的。一百三十年之後的今天,很明顯的。家庭還是牢牢的存在於工人階級,而家庭所包含的性別歧視及由此產生的大男人主義墮落,反而更加深了。

是否馬克思和恩格斯都錯了?是否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便出了差錯?

不,遠遠不是這樣。如果我們作出這樣的結論,那便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說的話的表面意思也有所曲解。他們對家庭發展方向的一般推斷是完全正確的。但他們有如使用望遠鏡透視整個歷史過程,因而產生了一點混亂;但他們指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基本矛盾,對於了解婦女受壓迫是關鍵性的。

他們是敏銳的觀察者,他們發覺家庭制度作為一種控制工人階級的工具,卻由於早期工業革命對婦女和兒童的放肆和殘暴的剝削,而正在迅速崩解中。在這個過程,資產階級削弱着他自己的階級統治的一根支柱。關鍵在於,在工業資本主義,受薪者的家庭不再是生產單位了。

從前的小資產階級家庭——即農民、小量土地的私有者,和城市商人的家庭——是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在同一工場內工作的。那並不是一個優美宜人的組合;男性、女性、兒童一律幹至筋疲力盡。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家庭的個別成員並沒有經濟獨立的可能性。整個家庭的生存途徑便是緊靠一起。

但當數以萬計的家庭被驅逐出自己的家庭農場,而集體生產取而代之,這便有了根本改變。在工廠和煤礦里,家庭不再是個生產單位;每一個家庭成員都是獨自向老闆出賣他的勞動力,同時作為一個獨立工人遭受剝削。男性已通常不是家庭中主要經濟負擔者。工業革命時期,往往只有婦女和兒童才能找到工作。在他的經典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恩格斯描述了這個全面社會激變的結果。他指出:傳統的性別功能顛倒過來了,妻子成了養家活口的人,而她的丈夫卻留在家里照顧孩子,洗衣和煮食。他強調指出這在心理上和道德上如何同時摧殘着男性和女性。

資產階級知道,除非採取某些對策,否則在現存情況下繼續僱用更多的婦女,必然導至家庭制度的完全崩解,威脅着資本主義的統治。對婦女和童工的剝削越來越兇。那麼,家務將由誰來做呢?年幼的兒童將由誰來照顧、監管和教育呢?誰會為此付出代價呢?

如果家庭不能完成這些功能,唯一可能便是由社會負起這個責任;但這即意味着大量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最後使社會重新在合作社的基礎上進行一次徹底的改組。

英國統治階級知道必需扭轉家庭崩解的過程。沙夫茨伯里公爵,當時資產階級中比較敏銳的人,說如果工廠制度無限制的繼續下去,「家庭生活與家庭秩序很快便要完蛋了;社會將只有些獨立的個人,他們不再是組織在家庭里……」

統治階級知道資本主義制度的長遠利益與個別資本家的短暫利益,例如一天十六小時的勞動,吸乾工人的血,使他們在三十歲的壯年就早夭,這兩者之間有矛盾,所以他們呼籲要立法限制剝削。

因此,代表着資產階級共同利益的國家,為了制止家庭制度的放肆地受破壞,介入拯救家庭(過去一百五十年中,這種情況發生了許多次。)他們為婦女制訂了一天工作十小時的法案,為了使她們能夠多花些時間在家務上。他們建立了全民的教育制度。而且又通過了一些保護婦女和童工的法例,此外還實施了一些公共醫療服務。

從此剝削被緩和了,家庭制度被重新支撐起來。男性與婦女及童工爭奪工作機會的情況也改變了。童工越來越變成勞動力中很小的部份,對婦女的超級剝削漸因工作環境的改善與家庭制度的鞏固而緩和,男性與女性之間的經濟關係重新轉回傳統的等級制度。

 

周而復始的循環

在英國,這種平衡的重建發生於十九世紀的中葉。由於它根源於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個循環在過去一世紀中已發生了若干次。

婦女勞工的工資較低,因而為雇主掙得更大的利潤,由於競爭驅使,資本家僱用很多女工,特別是在戰爭與經濟繁榮的時期。在美國也有兩個新近的例子,即第二之世界大戰與一九六零年經濟繁榮。在六零時代,人口統計局報告說,三分之二的新創造的就業機會都為婦女取得。

但這個過程意味着越來越多婦女取得經濟獨立,結果加速了家庭制度的崩解,這又再迫使國為婦女負起多些家務,特別是照顧孩子及教育的責任。當這過程重複時,婦女便開始想到其實她們本該擁有就業權利,擁有為她們的孩子找個托兒中心的權利。但當商業週期轉到停滯與衰退的時候,婦女又比男性更大量地被逐出勞動市場。由於傳統的性別歧視,老闆們估計到,令大量婦女失業總比大量男性失業,較少社會爆炸性。

同樣地,資本家收縮所有社會支出,譬如托兒服務。這種收縮有雙重作用,托兒服務缺乏使許多婦女離開就業市場。婦女重新被逐回家庭,造成的結果不單是全部婦女僱用人數的暫時降低,而且是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降低。這時他們又鼓吹「男主外女主內」了。這種對婦女的侵犯,對於資本家把經濟危機的禍害轉嫁到工人階級身上時有很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們看見統治階級重新嘗試把大量婦女逐出勞動市場,重新製造一支以婦女為主的產業後備軍(馬克思是這樣稱呼它的。)但資本家卻遭遇到一個問題:婦女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堅決反抗。鬥爭以許多方式出現,包括在工會中爭取就業的權利,要求她們不應比男性遭到更大量的解僱、要求托兒服務、墮胎權利以及與男性的平等的權利。

一百三十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過程繼續發展。越來越多的婦女外出工作;離婚率直線上升,越來越多婦女不願意結婚或再婚;越來越多婦女成為一家之主;整個趨勢無可否認是家庭的崩解。

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明顯地低估了二件事情,他們的第一個錯誤估計不僅涉及家庭,還涉及其他方面。例如「共產黨宣言」不僅宣稱家庭已經消失,甚至國家界限亦已經消除,以及小資產階級被吸收進工人階級。

馬克斯和恩格斯明白到工人階級中的分化,是沒有長遠的歷史基礎的,客觀上,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主義,以及民族分野等都是與階級的利益衝突的。但他們低估了統治階級利用這些分野來加深勞工市場的競爭的能力。

馬克思和恩析的第二個錯誤估計與第一個是有關連的,他們低估了家庭制度本身的意識形態的作用,及其對維持資本主義的必要性。他們低估了資本主義——它還沒有完全消滅它的生產能力——可以延續家庭制度。

當然,其他後起的馬克思主義者比馬恩二人有較多有利條件。今天我們可以從這數十年的階級鬥爭的經驗和教訓中作出總結。我們可以運用他們所分析過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過程的觀點,來估量我們這個時代的走勢。

原文轉自Women &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by Mary-Alice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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