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1917——激進工人民主的誕生

 

作者:Sandra Bloodworth

譯者:五月

英文原文為https://redflag.org.au/node/5723

 

無國界編者按:2017年的3月和十月,是俄國的二月和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剛在上週末,一場席捲俄羅斯的街頭抗議普京,讓世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這個曾經塑造過二十世紀世界歷史主線的國家。回首當年,波瀾壯闊的工人革命在世界許多國家推翻了舊制度,並終結了一戰這個史無前例的人類自相殘殺;但不幸的是,建立新制度的努力卻因為種種原因而失敗,更催生出許多殘暴的畸形政權。
可是,一百年過去了,我們的世界卻依然問題重重:肆虐的戰火和危險的軍備競賽,橫行的腐敗和被權貴玩弄的民主,污染的環境和大企業對自然無盡的索取,貧富的分化和大財閥對年輕人未來的壓榨,人權的退化和國家機器對弱勢群體的打壓……所有這些,都讓“革命”這一主題難以褪色為過時的古董。
因此,我們打算在近期刊登一系列有關十月革命的文章,除了懷念那些無畏的先驅,也為反思經驗和教訓,更希望傳達一個資訊——雖然一百年前的革命沒有取得最終勝利,但它證明了世界可以為普羅大眾所改變,所以今天的我們也不要放棄希望!

 

 

1917年2月,革命在俄國爆發,這使得數以百萬計的原本對政治毫無發言權的普羅大眾,登上了政治舞臺的中心。

歷史學家雷克斯·韋德(Rex Wade)描述了人民群眾如何「爆發地展示出令人眼花繚亂的自我肯定、公眾會議和新型社會組織」。「新的不受約束的公共生活!」——人們這樣描繪彼得格勒(今天的聖彼德堡)和莫斯科,因為這些城市的街頭成為了“巨大而持續的會場”。

每個角落的演說者都吸引了大量人群;紅旗到處飄揚,人們戴著紅絲帶,高舉紅色標語,一派節日的氛圍;革命歌曲此起彼伏,樂隊演奏著「馬賽曲」;到處人聲鼎沸,人們閱讀可以找到的一切讀物——貼滿城市的海報、報紙、傳單……

 

但是,這種激進且參與廣泛的「街頭民主」只是一個開始。在沙皇下臺之前,工人們就開始在工作場所中選舉代表,參加「工人代表蘇維埃」。幾天之內,就有2000名代表出席了蘇維埃大會。

作為溫和的革命支持者,左派孟什維克分子尼古拉·蘇卡諾夫(Nikolai Sukhanov)希望有一個資產階級主導的新政府來恢復「秩序」,以確保資本主義統治。但是,他也意識到一個革命的核心問題——工人階級已經感受到自身的力量和自由的滋味,他們是否還會容許建立資本主義統治?

他注意到蘇維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混亂,但同時也承認這是「催生偉大事件的熔爐和革命的實驗室」,其具有「無可爭議的權威」,因為只有它能促成「快速而果斷的行動」。例如,相關工會的代表能通過蘇維埃來確保反動出版物不會出現。

幾天內,工人們就建立起「數量驚人的新組織」,並開始討論如何實現他們的訴求:八小時工作日、增加工資、同工同酬、改善工作條件、消除老闆和工頭對女工的性騷擾,以及為受傷或生病的人提供食物。

而這些只是工作場所的直接訴求。工人們還會討論如何終止世界大戰,他們認為這是造成大多數苦難和引發反抗的根源。

但並不只有空談。在許多工作場所,惹人恨的管理人員被立即驅逐或懲戒。他們中的許多人被工人套上口袋,用手推車推到了廠外;還有的被扔到水溝裡。在另一些地方,管理人員被迫站在桌子上道歉,並承諾改變態度。

歷史學家將這種羞辱看作是工人獲得自尊的象徵。但這不僅僅是象徵,還是建立新的權力平衡的手段。政府已經變天了,現在工人們要改變他們受壓迫的狀況。

但是,自我委任的臨時政府是不能忽視的。它體現了資產階級及其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支持者的精英主義和極度自信,他們堅信臨時政府可以獨立維持統治。

如果工人想要通過行使民主權利來根本地改變生活條件,就必須像對待君主制一樣,將臨時政府掃入歷史的垃圾堆。革命剛發生時,只有最具階級意識的工人才明白這點;但到了秋天時,廣大工人都清楚了這點。

工人民主

蘇維埃並不是激進工人民主的唯一形式。

工廠委員會就是另一個例子:工作場所中的工人,不論性別、宗教或其他背景,都可以參與選舉;從換燈泡、限制酗酒、收集捐款給低收入工人,到領導工人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委員會處理的問題無所不包。

全市範圍的大會規定,選舉應每六個月舉行一次。但是,工作場所每月舉行的全廠會議可以要求重新選舉和授權代表,代表們也要在此彙報工作。S·A·史密斯(S.A. Smith)對彼得格勒委員會有過詳細的記錄,他評論道:

「工廠委員會成員認為他們的‘辦公室’是實現經濟和社會變革的手段。對於沒有穩定的任期,他們樂在其中。他們並不是被某些僵化的機構所任命,而是由工人選舉出來,並直接對工人負責。」

區級和市級的蘇維埃代表是在工作場所中選出的。當工人的政治意識愈發激進的時候,他們經常會罷免代表,這點可以從代表組成的變化中看出。另外,在1917年,有2000多個工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並進行選舉和頻繁的會議。

不同層級代表的確切責任和職能是爭論不斷的議題。他們通常會一起介入罷工或開會討論政治問題。

工廠委員會和工會會為工人爭取飯休和病假,有時甚至直接實行這些福利;它們要求在雇用和解雇事宜上享有話語權,還會把帶有侮辱性條款的工廠守則燒掉。

工廠委員會和工人關係最直接,因此也是最積極的組織,後來不斷變化的政治聯盟就是最先在工廠委員會中顯現出來的。

八小時工作日是一個關鍵的訴求,是工人作為公民參與民主的基礎條件。有了它,工人才有時間從事休閒、文化和教育活動,而這些活動被廣泛看作是革命的重要方面。這也意味著需要更多的組織、俱樂部和社團來促成這些活動。

3月10日,彼得格勒製造商協會與該市蘇維埃簽訂協定,承認八小時工作日——雖然前者仍然對此懷有敵意,認為這侵犯了老闆管理企業的權利。事實上,工人委員會和工人們此前已經自行實施了八小時工作日,這一協議只是對現狀的認同。在縮短工時和把加班時間降至最低方面,女工是最強硬的執行者。

在莫斯科,像金屬行業工人這樣政治上最進步的群體,人數遠不夠形成主流,因此整個城市的激進程度較低。雖然有一些工廠委員會實行了八小時工作日,但也有許多人堅稱這樣一個重大改革只能由市級蘇維埃來授權。溫和的孟什維克分子則堅持認為,必須在政府立法後才能實施。

這是對民主結構和工人對其代表機構影響力的考驗。來自幾個工作場所的報告表明,蘇維埃對八小時工作日的否決將會“嚴重破壞”其權威。最後,蘇維埃決定支持縮短莫斯科所有工人的工作時間,並呼籲政府在全國推廣這一政策。

莫斯科工人運動歷史學家黛安·考肯克(Diane Koenker)將這一情況稱為“程式與實質之間的衝突”,揭示了工人在民主實踐中遇到的嚴重問題和工人群體自身政治發展的不平均。

工廠委員會希望對工作場所的條件有重要決定權。但他們必須小心行事,既要實現自己的訴求,又要避免自己的言論和行動被管理層或政府所利用。

無政府主義者呼籲工人接管工廠,孟什維克則支持接受臨時政府控制,但工廠委員會都拒絕了。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SR)的動議則既體現了工人的激進監督,又滿足了蘇維埃取得中央權力的需要,因而獲得大多數工人的支持。

資本家會通過關閉工廠來消除有組織的工人力量。因此,工廠委員會要努力保持工廠運營。有一次,他們說服工會借給他們一些罷工基金,以便購買燃料來保持生產。其他工廠的委員會也會將燃料和原料重新分配,供給物資短缺的工廠。

各種各樣的委員會和會議都浸染在一種由辯論和創造構成的充滿活力的文化之中。政黨獲得或失去影響力,取決於它們如何參與其中。

到了五月,布爾什維克的議案獲得了多數工廠委員會的支持,他們的黨員也是最積極的。但是,蘇維埃一開始卻是由反對工人權力的孟什維克主導,直到8月,布爾什維克才在其中成為多數派。

正如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列寧在四月預測的那樣,革命進程中的經歷和討論,使工人們改變了立場。工廠委員會揭露管理層以燃料短缺為藉口停止生產的謊言,沒有整體規劃的情況下獨自生產的工廠無法應對日益增長的經濟危機,都非常有力地證明了革命者的觀點——只有蘇維埃工人政府才能協調工人在工廠層面的控制。

臨時政府企圖向戰場派遣軍隊,再次發起進攻;科爾尼洛夫(Kornilov)將軍則發動反革命政變,向彼得格勒進軍。這些都證明了只有蘇維埃政府才能捍衛革命,更別說贏得改革了。

工廠委員會的組織工作對擊敗科爾尼洛夫至關重要:他們拆毀鐵路,還將軍隊路標轉向錯誤的方向(其中一些路標被工人張貼在城市街道上,以此來嘲笑反革命政變)。 布爾什維克抗擊政變的領導角色讓廣大工人相信,只有前者有意向和能力去捍衛並擴大革命成果。

在這些事件中,工人們開始組織民兵隊,有時他們是主動的,還有時候是為了使工廠免受到破壞或應對老闆的威脅。這些民兵隊越來越有組織性,並被稱為“赤衛隊”。 他們在擊敗科爾尼洛夫的鬥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及之後

到了十月份,大多數工人都已經清楚他們需要控制經濟——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罷工等活動減少了。這並非是「十月革命是布爾什維克政變」的「證據」,正如列寧在當時的解釋:

「這並不意味著革命的衰落……而是對決議和選舉的信心下降了。在革命中,群眾要求的是行動,而不是政黨的講話;他們要求的是勝利,而不是空談。人們會覺得布爾什維克也不比別的政黨更好,這一時刻就要來臨了,因為人們對布爾什維克抱有信心,而我們卻無所行動。」

起義前的幾個星期都充斥著用來測試民意的動員狂潮。托洛茨基巡視士兵營房,說服他們做好捍衛蘇維埃政府的準備;工人們工作時也將槍支放在手邊,隨時準備迎接最後攤牌;赤衛隊開始公開在街頭操練。工人比許多士兵更加可靠和堅定,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他們起到了鼓勵和穩定後者的作用。

10月22日,星期日,彼得格勒蘇維埃日。數十萬人參加了室內和街頭的會議,連續數小時聆聽激進的演說;當被問及是否支持蘇維埃奪權時,大多數人都舉手贊同。

如果沒有這些工人民主的要素,布爾什維克根本不可能在溫和派社會主義者敵對的情況下通過政變推翻臨時政府並組建新政府。

在整個帝國範圍內,特別但不僅是在工業中心,一些地方的工人和農民蘇維埃已經先于全俄工農兵蘇維埃開始奪權。

奪權之後,有許多成員已加入反革命陣營的孟什維克,開始傳播布爾什維克政變奪權的謊言。但是,作為孟什維克領導人和列寧最頭疼的對手之一的瑪律托夫(Martov),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卻承認:

「我們要明白,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場無產階級的勝利起義——幾乎整個無產階級都在支援列寧,並期待這次起義能贏得社會解放。」

布爾什維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組成聯合政府。他們的一切希望都寄託在西方國家的工人革命能帶來迫切需要的經濟援助。

然而,工廠委員會對工業國有化的要求漸漸增強,但這時政府遠沒有能力對此進行資助和組織。許多資本家在工人試圖接管時選擇了一走了之,從而加劇了經濟混亂。

1918年的頭幾個星期之內,內戰和帝國主義大國的入侵相繼上演。資源被用於對抗反革命勢力;已經衰弱的國內經濟再加上外部經濟封鎖,造成了可怕的饑荒;成千上萬最忠誠的革命工人在戰爭中喪生。

在內戰當中,即使面對經濟崩潰和國際孤立,蘇維埃政府仍實行了深層且激進的改革。其中一些改革,在今天最富有的民主國家中都尚未實現。

社會革命党的土改方案成為政府政策。這促使農民自己動手,取得土地所有權,並按照自己的意願來使用。

執政第一年,蘇維埃政府下令實行普選,並廢除繼承權。結婚和離婚不再由教會或國家控制,同性關係和同性婚姻也得到了承認。私生子不再違法,分娩前後的帶薪產假則被寫入法律。公共食堂和托兒中心大量出現,令婦女擺脫了家庭負擔。

掃盲和教育成為重中之重,但1918學年的開始卻必須推遲,因為教師們還在依照工人民主的原則討論應該採取何種教學方法。少數民族獲得了獨立權,甚至可以分離出俄羅斯;政府承諾尊重少數群體的宗教信仰,反猶主義也受到了譴責。

為了達成和平,蘇維埃政府被迫向德國做出巨大讓步,並喪失了大量資源。這一決定引發了激烈辯論,導致布爾什維克分裂和社會革命黨退出政府,後者還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進行了恐怖襲擊。

反革命勢力出乎意料地被擊敗,是工人民主的一大勝利。但悲劇的是,失業使得城市工人大大減少。到1918年4月,彼得格勒的工廠工人人數只有前一年的40%,且還在不斷下降。僅在上半年間,就有一百萬人離開彼得格勒。工人民主的社會基礎由此被摧毀。沒有失業的工人,也不得不去鄉下尋找食物,以求生存。

西方國家工人革命的失敗,更使俄國陷入絕境。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基於工作場所的工人民主力量和足夠為所有人提供體面生活的充足資源,都不復存在。

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史達林,成為了新的反革命領袖。他所創造的官僚階級,踐踏了工人民主的一切成果,並將其聲譽毀於一旦。

我們今天仍要面對的野蠻和不人道的制度,曾被俄國工人推翻過短短幾年。一個世紀之前,他們在一個落後國家創造的榜樣,仍然值得我們學習,下一輪的工人的起義也將受益於這些經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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