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區龍宇
（論六七暴動之一）
六七暴動陰魂不散。問題是，陰魂再臨，自以為過來人卻未必認得出來。例如程翔[1]。他滿懷悲憤，唯獨理性分析缺缺。他長篇累牘論證中共的六七暴動是紅色恐怖主義。他不知道，這樣定性大大誤導，客觀上反為中共解套。
沒有白色恐怖的紅色恐怖
白色恐怖，不嫌過於簡化地說，是原有統治階級，對起來反抗它的反對派施以法律內外的暴力打擊；而紅色恐怖，則是反對派對白色恐怖的武力回應。這種決鬥再發展下去，往往變成內戰，這時濫用暴力就更加難以避免了。就以國共鬥爭來舉例。1925年中國第二次大革命爆發，本來是國共聯手北伐，但1927年蔣介石反共，在上海大殺共產黨人，之後國民黨也隨剿共而快速法西斯化。另一方面，中共在斯大林的指揮下，明明革命已經失敗，卻死不承認，還要在1927年先後搞了廣州和南昌暴動。暴動慘敗之後，湖南省委為了阻擋敵軍南下湘南，竟然把大路兩邊十里內村莊房屋統統燒毀！連中共史家也承認這樣幹實際上把許多本來不反對中共的都逼得反對。[2] 這種所謂紅色恐怖，以後更不時出現，毛澤東甚至籍反白色恐怖，把無辜同志大批殺掉。這就是所謂富田事變。
中共的「紅色恐怖」雖有不堪一面，但那的確是在白色恐怖下的回應—雖然往往是不正確的回應。但六七暴動是紅色恐怖嗎？如果是，那白色恐怖在哪裡？？殖民地政權當然是壓迫性的；六七年五月港英鎮壓人造膠化廠工人罷工，當然也是違反勞動人權的。但這還不是白色恐怖。沒有白色恐怖，港共自己卻搞「紅色恐怖」，就連出師也無名了，乾脆就是胡搞和兒戲，難怪後來中共自己也承認「搞錯了」。
港共頭頭為求自保
港共當時為何胡搞？因為偉大毛主席胡搞了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嘛。六七不過是文革這個更大格局下的產物。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詞，每個字都錯。主宰這場假革命的，不是什麼無產階級，而是官僚集團最高領袖；搞的也不是什麼文化革命，而是毛主席鬥倒不夠聽話的副手，順帶來個二十世紀焚書坑儒，消滅掉一切有礙領袖專政的文化。而處於邊陲的港共，此時關心的，也絕對不是什麼「反殖」、「人民利益」，只是擔心什麼時候，最高領袖的紅衛兵之火，燒到自己身上而已。為了自保，港共頭頭梁威林和祁烽才會把一個小小罷工無限上綱，變成反英抗暴。港共當事人金堯如在回憶錄是這樣說的：
「在香港新華社裡已經煽動起紅衛兵情緒。許多中下層幹部已經…用小字報責問社領導，黨在香港的組織裡有沒有『走資派』？…新華社的當權派…動機目的在於轉移群眾目標，自保烏紗帽和權位。在港澳如果搞起反帝反殖鬥爭，新華社的『革命群眾』就不會在內部造他們的反了；中央也就不會把他們調回大陸…」[3]
現在還是有很多人為六七暴動辯護，理由是殖民地統治多邪惡啊。對呀，邪惡呀，那為何中共不乾脆早早收回香港？反而一直叫普羅大眾「靜待解放」？事實上，當時不少年輕人對於殖民統治越來越坐不住了，不想「靜待解放」。1966年的天星小輪因為加價斗零（五仙）而引起蘇守忠靜坐抗議，再觸發幾千青年人聚集抗議。這是戰後一代青年反殖的先聲。然而，當時港共不僅不加支持，反而敵視。但港共沒有想到，自己一年之後，為求自保忽然變成勇武派，拿起炸彈去炸「黃皮狗」（及無辜）了。
反英是幌子
在第一個階段（公民抗命階段），港共號召反英時，麾下群眾固然支持，外面普通青年人，也有一些去支持的。港英雖然無搞白色恐怖，但其貪腐與壓迫，早就埋下民憤。然而，當三罷不成，升級為第二階段的炸彈浪潮，外圍的支持立即消失了。這很自然，普羅大眾不一定都讀過政治倫理與道德學，但心中也多少知道，目的與手段必須相稱，豈有為了罷工而去扔炸彈之理？不過，這時港共麾下群眾仍有很多死忠響應，因為，當港共提出口號「港英不低頭就要走頭」時，群眾的確以為中央已經打算收回香港，於是拼死奮鬥，哪裡知道，原來…原來中央毫無收回香港的意願，相反，原來還是要保持香港殖民統治的繁榮和穩定的！正是中共之惡性利用群眾，它的翻雲覆雨、毫無誠信，不只斷送自己的信譽，而且導致麾下群眾除了吃盡苦頭之外，更承受理想幻滅的悲劇。經此一役，港共的群眾基礎徹底喪失（連帶也大大斷送本地工運）。以後雖然它重建了基礎，但那已經不是原來的真正出於信念的無私群眾，而是蛇齋餅粽與封官許願而來的群氓了。
港共墮落變質過程，不過反映整個中共政權的同樣過程而已。之前國民黨，之後共產黨，同樣都是以多少代表被壓迫人民的民主革命黨始，卻以變質為新統治者，而且是法西斯式專制統治黨終。越反惡魔，越變惡魔。在共產黨來說，這個演變早在1989年六四屠殺已經完成。而文革不過是這個墮落過程的中間階段而已。
明乎此，就明白為何稱呼文革/六七暴動為極左，或認為六七暴動的主要教訓就是兩個字：防左，是多麼的誤導（張家偉語[4]）。雖然文革/六七暴動都有一些表面極左的東西，但它也有許多本質極右的東西。它要「否定一切」，但毛主席的絕對權威，不在「一切」之內，相反，還要再把其絕對權威無限拔高為神，同時也把中共變成神權國家。這不是極左，而是極右。
不懂左右，如何「防左」
今人所謂極左，只理解為極端，甚至只是極端暴力。但極右/法西斯主義不也極端？不也濫用暴力？兩者區別在哪？ 1956年的國民黨暴動，同1967年的港共暴動，二者性質又有何不同？明顯地，以這種程度的認識，根本無法釐清左和右的歷史脈絡。
從來所謂左右，都是指右派屬於保守主義，極右則是極端保守主義，其中最顯著特徵，便是絕對威權主義，絕對相信「上智下愚不易」，其發展巔峰，便是神權國家。這種價值觀，不過就是統治階級的利益所在而已。相反，左翼通常都主張平民精神、民主、自由平等和財富再分配、世俗化等等；也就是多少代表被統治者的利益。而所謂極左，就是把這些主張推到極端，或者想一蹴而就。其中一個表現，便是推崇下層群眾抗爭的自發性，反對政黨來領導。每次大型社會運動都一定出現這種思潮，傘運也不例外。由於無政府主義在這個方面最為突出，所以也往往被當成極左派。但六七暴動卻和原本意義的極左處處相反，又豈能再稱其為極左呢？[5]至於文革，雖有群眾自發性的元素，但不是主要元素；不要忘記，文革是「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啊。
文革時的中共，有某些極左現象，本質上卻不能說是極左；相反，恰恰從文革開始，雖然這時它滿是極左語言，其實已經走上極右的歷史軌跡。因為此時它無論如何都已經同民主與平等的價值觀，同勞動人民的權益，毫不相關了。因為此時它早已從反抗者墮落為統治者，再墮落為獨裁政權、神權政權了。文革不過是毛澤東這位大祭司，為一己權力而先利用青年去打倒劉鄧，再利用軍隊打倒青年，來奠定自己的神聖性。六七暴動不過是這場荒謬劇的其中一幕而已。
極左固然可惡，但極左和極右，可惡的性質與方式都很不同，受害群體與蒙利群體亦有分別，因此對付的辦法各有不同。如果連左右也無法區別，無論極右還是極左你都是無法提防和對付的。你可以不站任何一邊，卻不能對於這個基本國際政治光譜連基本認識都無。沒有認識，注定被騙，有如六七暴動中的熱血青年，或者傘運前後出現的極右排外，很多香港民主派竟然將之視為「同路人」，直至被拆大台。
獨立思考何其可貴
六七暴動的確有很多教訓，但站在勞動人民立場，這個教訓不是簡單「防左」，而是要在幾個層次認真思考：
1傘運以來，仍然有不少人主張「任何反抗不公的手段都是正義的」。但六七暴動的教訓，恰恰說明這個主張之荒謬。手段總有些是有效的，有些是無效的，有些甚至適得其反的，豈有「任何反抗手段」都適用之理？手段一定要審時度勢，一定能團結最大多數，方是好的手段。否則只會被煽動家利用，或者自己也落入「越反惡魔，越變惡魔」的陷阱。
2 民主奮鬥是非常曲折艱險的道路，不能依靠直覺，只能不懈思考目標和路線，學會分辨是非黑白，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哪個政治領袖不這樣做，只知叫群眾相信自己的口舌便給，那就是煽動家而不是民主教育家和行動家。
3 「越反惡魔，越變惡魔」這個格言，也可用作反民主的思想工具。反民主派會說，勞動人民起來反抗專制政府，結果只會演變為暴力的循環往復，甚至社會倒退，得不償失，所以還是做順民好些。這個看法也是錯誤的，客觀上為專制政府麻痺人民而已。民主抗爭是必要的，也有方法防止暴力循環。
4 「越反惡魔，越變惡魔」在中國之所以那麼普遍，原因很多，其中一個便是因為中國歷史上革命雖然常見，但真民主革命很少，而易姓革命則很多。要擺脫這種歷史命運，更加需要強調真正的庶民精神，亦即真民主精神。有文明以來，社會都分裂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即使在外國較完整的代議政制下，大部分勞動人民平常都是被統治者，只是每隔四年在幾個爛政客中選擇禍害較少者而已。香港更等而下之；至於大陸，則除了專制，還是專制。真民主派應該明確自己的階級立場，究竟是站在大多數勞動人民立場上，還是站兩者之間，居中調和，還是站在統治階級立場。理性分析也需要一個終極的道德判斷標準，亦即和普羅大眾及青年婦女同呼吸共患難的民主精神，才能有個立足點。換言之，民主與科學，仍是我們的歷史任務，雖然也是一個往往沒有容易答案（no easy answer）的任務。
2017年5月15日
[2] 《中共七十年風雲錄》，利文出版社，1992年，153頁。中共啞子吃黃蓮，不敢算斯大林賬，便把這個所謂「『左』傾盲動主義」，統統算在瞿秋白和李立三等人身上。
[3] 《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金堯如，田園書屋，1998年，88-9頁。
[4] 《五十年了香港終究要防左》，明報，2017年5月11日。
[5]列寧被中共奉為「祖師」，一定夠資格講何謂極左。他的文章《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就是批評一些德國共產黨人極左。極左？難道這些德共搞了領袖專政？用暴力打碎了知識分子的腦袋？呵呵，恰好相反，原來他們崇拜群眾反抗的自發性，不要「領袖」呢。把文革或六七暴動簡單歸結為極左，明顯沒有讀好「馬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