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危機: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的興衰——中文版序言

中文版序言 [1]

區龍宇

作者按:這本書原為英文,2012年底由Merlin Press出版,先後出了法文版和日文版,中文版則是今年才由台灣群學出版社出版。為了方便讀者,現在這個網絡版序言略加刪節,同時補充小標題。文後附有關於此書的書評連結。


中國從一九七八到二〇〇九年,經濟平均年成長高達9.9%,國民生產總值躍升了十八倍。[2]這樣的連續高速增長,當代世界上任何一國都不能匹敵。有研究指出,這個成長率被誇大了,比較現實的評估應為7.5─8%,因此中國的表現,基本上與戰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相似。[3]我們應該認真看待這個觀點。

然而,即使中國的經濟表現不是那麼出色,它的高度成長,仍然使它從小農大國,變成一個相當都市化的社會,這種轉型及其影響不容低估。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和製造商,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方面,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它已經進入了中上收入國家之列。

 

中國變化之快堪稱奇蹟

中國變化之快,使層出不窮的各種理論,出爐不久,便被證明過時了。當二十世紀即將結束時,中國即將崩潰論甚囂塵上,[4]但只維持了幾年的光景,而取代它的,竟然是中國崛起的論述。最近,這套論述轉變為「中國將統治世界」論,認為中國不只崛起,而且為世界提供了「另類現代性」。無怪乎有左翼學者嘲笑這是「中國躁狂症」的表現。[5]在中國大陸,親政府支持者甚至說中國共產黨已經開闢了漢唐盛世,或者開發出所謂中國模式,保證了中國的長期繁榮。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帶來了財富高度集中,而這往往犧牲了勞工和環境。一次又一次,不同作家預測中國出現大規模的民主反抗高潮,甚至革命。二〇一一年初,當阿拉伯之春橫掃中東,小規模示威也出現在北京和上海街頭了,這時很多人預期中國也會出現大變。這沒有發生。

中國的發展撲朔迷離,也反映在一次國際機構所進行的民意調查。二〇一〇年,中東革命前六個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和蓋洛普市場調查公司(Gallop Market Research Corp),同時在中東進行民調,而結果相同──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處境很吃力,而不是寬裕。這兩個調查,也與後來的阿拉伯之春,相當吻合。但是,他們對中國的民調結果卻相左。皮尤的調查發現,「中國顯然是最自我滿足的國家。近九成(87%)的中國人滿意國家的方向,91%對當前經濟感覺良好,87%對中國經濟前景持樂觀態度。」[6]與此相反,蓋洛普調查發現,只有12%的受訪者認為經濟寬裕,多達71%的人認為處境吃力。[7]二〇一一年3月,皮尤研究發表文章,題目是〈樂觀的中國人不準備發動茉莉花革命〉。[8]此文似乎顯示該機構頗以其調查結果更準確為榮。無論如何,對中國的兩種矛盾的調查結果,反映研究中國之難。

中國為什麼發展這麼快?為什麼中國的發展充滿不可預測性?經濟成長會持續下去嗎?崛起的中國向何處去?它真的代表另一種更好的現代化?它是否會認真挑戰美國霸權?抑或中國面臨內爆的危險?

 

如何形容中國眾說紛紜

談到當今中國的社會/國家性質,概念名稱可說是琳瑯滿目。一位任教於香港的學者丁學良,說用來命名中國的體系之名稱高達十八個,從威權資本主義、商業列寧主義到儒家資本主義,不一而足。[9]這個有趣現象,再次反映,中國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紀最大謎團之一。這份名單肯定不完整。他沒有提及官方的命名,即「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中國內外,都有人同意這個命名。

《經濟學人》在其二〇一二年1月的特別報告中,則把中國歸類為國家資本主義。考慮到中國的驚人成長,相當程度是國家主導,這個說法自有一定道理。最近,世界銀行發布《2030年的中國》,再次建議,中國政府應促進更多私有化和放寬管制,理由是只有自由市場和私營部門,能帶來效率和成長。然而,此論無視中國的高速成長,已長達三十年,卻相當依靠國家之積極干預,以及國家控制經濟命脈,而非只依賴所謂自由市場。

如果說中國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那麼它也很特別,所以擁有自己的名字可說當之無愧。這個名字便是「官僚資本主義」,因為此名抓住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特徵,即官僚(bureaucracy)的核心作用。是這個階層,把中國從非常敵視資本主義,轉變為徹底的資本主義,同時,它還透過壟斷國家強制力和金錢的力量,使自己致富。以此為切入點去分析,較能撥開迷霧。但如果僅止於此,那就無法解釋它迅速崛起。關鍵是官僚代替了資產階級進行現代化。早在一九七七年,後來移居西德的原東德哲學家和政治家巴洛(Rudolph Bahro),在其《東歐的前途》一書,針對蘇聯東歐經驗,就指出「官僚制在保證工業騰飛所必須的強制性積累中發揮重要歷史作用……它是那些資本主義無力完成工業化使命的社會中……的資產階級的替代階級。」[10]這種體制,也給了統治集團新的動力,促進更高速的工業化和國家投資,以及藉由壓制勞工,為中外資本打造出世界上最有利營商的地方之一。由於其牢牢把握權力,一旦進入經濟衰退週期,它也可以迅速救市,所以當二〇〇八年各國出現幾十年來最大的市場失靈的時候,中國的救市最為迅速有效。

 

官僚高踞一切階級之上

更為驚人的是,這個官吏集團,高踞所有階級之上;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它消滅了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同時通過高速工業化,締造了新一代的工人階級,但又​​不容他們過問「社會主義建設」的決策。然後,在資本主義時期,它又召喚私人資本還魂復活,不過只能叨陪末座。同時,官吏集團一方面把「國家主人翁」(國企工人)貶逐到失業行列,另一方面,則從農村打造出一個全新的工人階級─農民工。六十多年來,它把這個階級貶逐/消滅,把那個階級提拔,然後又貶逐,好像各個階級都只是可憐的臣民,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全憑黨的憐憫。而在這個過程,中共又大大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成就了中國崛起。難怪有人開始把中共統治與漢唐盛世做比較了。

為什麼中國官僚能獲得這樣的權力?為什麼號稱要建設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運動,在蘇聯陣營和中國,都先後變成官僚國家?它的權力基礎是什麼?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有關「charisma(超凡魅力)型」領袖的理論,及其官僚與理性化的理論,均可揭示一些秘密。然而,韋伯雖然料到,資本主義的「理性化」需要,令本是統治精英的「辦事員」,即官吏,可能有一天掌握最高權力,把社會變成「硬殼」(即舊譯之「鐵籠」);但是,只要統治精英,通過議會選舉鍛煉出超凡領袖,就能始終反制官吏之奪權傾向。

可是,韋伯沒有料到,超凡領袖可以和官吏階層(還有街頭惡棍)結合;最好的例子就是希特勒聯合國家官僚及軍官警察(還有流氓無產階級組成的衝鋒隊),共同毀滅議會民主,從而毀滅反制官吏的力量。總之,對於整個官僚問題,韋伯未能提供足夠合適的分析工具。而這個不足的思想根源,部分由於他過分以統治精英為中心,又過分看輕人民群眾在型塑歷史事件上的作用。[11]

 

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

與此對比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國家和官吏的研究,他們指出,官吏在特定條件下如何變成至高無上的仲裁人;他們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一幕幕人民群眾介入歷史的場面,看到社會各集團的互動關係的全景圖,這樣才能比較了解官僚權力的來源。這些早期理論,對於了解十九世紀拿破崙主義,以至後來的法西斯主義,都很有參考價值。後來托洛斯基依據馬克思的分析,再參照俄國革命的墮落,分析蘇聯的內外矛盾,並準確預測,蘇聯官僚,在一個集體化財產的社會,其能高踞一切階級之上,只能是暫時現象。它要麼復辟資本主義,成為新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要麽被工人革命掃除。無論哪種方式,官僚的權力,最終都會面對重大挑戰。一九九一年蘇聯的崩潰,證實了他的理論。相比之下,即使到了一九八〇年代,美國政府高層情報官,仍然相信冷戰會繼續下去,因為蘇聯發展得不錯。難怪他們對於蘇聯不到十年就崩潰無比震驚。[12]

然而,中國與蘇聯相比,雖有相同一面,更有相異一面,需要我們對中國進行更精細的分析。官僚從反資本主義變為恢復資本主義,在這個歷史軌跡上,中蘇兩國是相同的。但其具體結果,卻大不相同,所以一個因走資而經濟蕭條,一個卻因此繁榮了近乎三十年,並因此變成工業化國家。

何以如此,直接而言,當然與蘇共分裂,而中共在一九八九年沒有分裂,很有關係。蘇共裡面的史達林派與走資派,互相鬥爭,最終後者勝出,並復辟資本主義,更帶來嚴重經濟倒退和非工業化。中共沒有分裂,且由鄧小平統一全黨,鎮壓民運,才有後來的成功走資。中共成功,表面上因為有鄧小平這位「超凡領袖」。但超凡領袖本身,往往也是社會在特定的經濟及政治發展水平下,特定的階級力量對比的產物。簡言之,鄧小平之「超凡」,以至中共官僚制度之特強,可以從中國經濟與文化水平,比諸當年俄國更落後,找到關鍵解釋。這便是「落後的優勢」的理論。此所以中國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也殊異於當年俄國,亦從此塑造了中共官僚集團的特殊性。這個特性既讓鄧小平當年得以統一全黨,又讓他在最有利於中共的條件下,一箭雙雕,既復辟資本主義,又推動更高速的工業化。

 

瘋狂工業化走向反面

然而,饒有興味的是,中共一箭雙雕,卻帶來非意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那就是大大改變了中國原有的經濟水平和階級關係。一九八〇年代,中國仍然是一個小農佔八成人口的國家,而今天,中國城市人口已經超越農村,成為相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大國。俄國中間階級發展遲緩,但中國的中間階級卻發展得很快。至於勞動人口,城鎮勞動者現在佔勞動人口超過五分之二,而產業工人佔世界總量的四分之一,服務業從業員佔世界總量的五分之一。這一切,反過來必將改變中共的權力基礎。因為工業化及都市化,雖非直接帶來民主,無疑也為民主化提供了雖非充分、卻是必要的條件。有人斷言,中國人天然不支持民主。此話昧於幾百年民主革命史及民主理論。近代世界民主運動,之所以浩浩蕩蕩,波瀾壯闊,實得益於現代化,它締造了民主的必要物質條件,包括都市化、工業化,而這又催生了傾向民主的新階級;再加上通訊技術、普及教育等等,又促進了公民意識、個體性覺醒等等。而這是分散的小農經濟難以提供的。[13]所以,中共非常成功的工業化,其實最終孕育了自己的潛在反對者。

事實上,中國中下階層日漸不滿。工人日益難以忍受軍營式資本主義。即使是中間階級,也由於財富日益集中於官吏集團,越來越難向上流動。由於官吏集團同時壟斷了國家強制力量和經濟命脈,從中又化公為私,同樣令到中小資本充滿怨憤。官吏日益成為所有階層的箭靶。官民之間的較量,只是剛開始。隨著中國經濟成長開始走下坡,社會矛盾難免偏向增強而非減弱。中國官僚資本主義今天已經進入瓶頸。

但城市工人和中產階級的增加,不會自動帶來民主覺醒或階級意識。雖然我們看到很多自發罷工,以及普通公民反污染的運動,但是它們局限於單一工廠/議題,也沒有超越眼前的需求。究竟什麼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力量,在抑制他們朝更進階的社會運動發展呢?

那個死而復生的私人資產階級,既然在數量和經濟實力上也大有增長,那麼,他們能否有一天,挺身而出向中共要求民主呢?中共自己,在一個已經都市化和工業化的社會,面對著日益提高了社會期望的各個階級,又會如何回應呢?它的前現代的官僚政治文化,能解決現代化的任務和矛盾嗎?還是兩者日益衝突?

這本書希望能夠對上述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答案。但中國有太多謎團,觀察家必須準備好,來年將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意料之外的事。這本書希望做到的,是以中國革命歷史為經,以社會各集團的相互關係、及其如何隨經濟/文化發展而改變為緯,來探討中共威權統治的未來,以及中國的民主前途。


附錄:關於本書的書評/訪問:

  1. 台灣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萬毓澤短評:
    本書中文版的出版,對理解當代中國或「中國模式」有重要意義。區龍宇指出,要理解中國崛起的動力與矛盾,不可套用「國家」與「市場」的二分法,而是必須掌握中國革命史,掌握官僚集團、國家機器與各階級的相互關係,才能解釋中國當前既具普遍性也具特殊性的「官僚資本主義」。在思想戰線上,本書也對中國的自由派、民族主義左派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並在記錄「底層的反抗」(中國工人的民主抗爭)和「邊陲的覺醒」(香港的雨傘運動)等過程中,探索中國社會與政治變革的前景。全書結構完整、論據嚴謹,是必讀之作。
  2. 朝日新聞訪問:談中國官僚資本主義

  3. Christopher Connery: Revolutionary China and Its Late-Capitalist Fate A Review of Au Loong Yu, China’s Rise: Strength and Fragility, and Other Recent Writings on China

[1] 這篇序文,是在英文版序言的基礎上,略作增補而成。

[2] 《中國統計年鑑2010》,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

[3] 參考《龍的經濟─首席經濟學家的中國思路》,喬納森.安德森,御書房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7,第五章(”How to Think about China”)。

[4] 較為著名的,是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中文版由台灣的雅言文化出版(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Gordon G. Chang, 2001, Random House)。此外,還有China on the Brink – The Myths and Realities of the World’s Largest Market, Callum Henderson, 1999, McGraw-Hill. 後書作者,在估計中國當時快將崩潰上,不像前者那麼大膽,但他認為,中國經濟也許難以熬過1990年代末的經濟危機。他估計錯了,但這並非關鍵,關鍵是他作出估計所依賴的理據。他自認是「市場的虔誠信仰者」,因此他認為,只有自由市場才能支持持續的經濟增長。參看其〈結論〉一章。

[5] 《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馬丁.雅克,中信出版社,北京,2010(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Martin Jacques)。關於此書的批評,可參看:”Sinomania”, Perry Anderso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6] http://www2.lse.ac.uk/IDEAS/programmes/transatlanticProgramme/pdf/pewGlobal.pdf

[7] http://www.gallup.com/poll/147167/High-Wellbeing-Eludes-Masses-Countries-Worldwide.aspx#1

[8] http://pewresearch.org/pubs/1945/chinese-may-not-be-ready-for-revolution

[9] 《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丁學良,香港牛津出版社,2011,頁70。

[10]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1978, NLB. 中文譯文引自:

《官僚制》,戴維.畢瑟姆(David Beetham)著,吉林人民出版社,長春,2005,頁85。

華人學者而研究過這個議題的,可參考:

〈中國的改革─沒有資產階級主體的資本主義革命〉,王曉瑩,載於《政治理論在中國》,陳祖為、梁文韜編,牛津出版社,香港,2001。

[11] 對韋伯的扼要批判,參看簡守邦翻譯的《社會理論思想史導論》第五章,韋伯文化,台北,2004(Social Theory: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Alex Callinicos, 1999, Polity Press)。較詳細的批判有Max Weber: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Kieran Allen, 2004, Pluto Press.

[12] Age of Extremes –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Eric Hobsbawm, 1994, Abacus, p. 249.

[13] 關於現代化與民主的關係的辯論,當然不可不提Seymour Martin Lipset (1959)的”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但具體哪個現代階級能夠實現民主,又有很大爭論。Lipset傾向把「中等階級」視為民主旗手。Barrington Moore的《獨裁與民主的根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1966),則常被解讀或誤解為主張「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三位學者1992年所著的Capitalist Development & Democracy(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則認同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才是民主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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