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外判工人

口述:李美笑
撰文:梁寶龍

(本文是李美笑於2017年5月1日在《七十年代至今獨立工運的軌跡》講座的講話。)

 


工會之路

我是剛於前年退休的公務員,於八十年代初入職,市政署當時已有工會,因我是部門首批招聘的年青女性管工,立刻被邀加入工會,可惜每次開會只安排會員進行打牌和食飯等娛樂活動,與我期望的工會相去甚遠。自此,我没有再參加工會的任何活動,後來更退出工會。

為何我日後又加入工會呢!就因為九七後,董建華的一句:「將政府的政策方向改變為“大市場、小政府”。」計劃下不但要削減公務員人數,還要開放政府服務,讓外資和商界可以參與,為商人提供商機。自始將很多公共服務引入外判制度,因而削減很多公務員的職位。食環署主要是做街道清潔、垃圾收集等環境衞生服務,以往一個管工只需監管10餘名清潔工人,因各區將部份工作範圍外判,受影响的清潔工人調到非外判地段,加上自願離職政策,管理層人手同時减少,結果,有管工竟要監管60餘人。令同事怨聲四起。我們向主管反映人手不足問題,主管說這是政府政策,他向上層說也没有用,建議我們向議員反映。一下子間,我不知找那位議員好!

我為何關心起外判工友問題?其實我是長俸公務員,外判除了令我的工作量增加外,基本上是没有損失的。但我不想眼見,香港明明已經是一個進步的社會,但我監管的廁所外判清潔工友卻要工作十多小時,由早上6時工作至晚上10時。而只得三千多元工資,有病時還要自付工資來請替假工人,才可放病假。又因工作性質厭惡,加上工資低,廁所服務員多是無議價能力的七八十歲老人。我想為何國際都會竟要長者來服侍我們上廁所呢?這是社會的退步現象!我要反映外判制度的弊端。

但我知在政府機關內是無法反映,反映亦没有用。於是我計劃去找勞工界議員商議,首先去找陳婉嫺,她是工聯會的人,一向關心婦女勞工。可惜,她的助手没有安排我去見她。剛好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見李卓人正在搞宣傳,我便問他會否關心外判工友問題呢?他回答說會做的,於是我就去了職工盟和他商議,他說會代表我們約見署方反映,但最好有工會名義讓他出師有名,就這樣我開始踏上了工會之路。

 

外判與長工命運扣連

我們開始幫外判工友時,遇上了很多困難,因為公務員的清潔工人認為外判工搶走了他們的飯碗,所以敵視外判工人,那會支持他們呢!但我向他們宣傳敎育,指出在這問題上若想深一層,外判工的存在,因為工資低,僱主為了更大的盈利,必會設法以他們來取代原有的工人。因此雙方是存在唇亡齒寒的關係。既然大家都是勞工,唯一雙嬴的方法就是長工去幫助外判工友,一齊去爭取他們的合理工資和待遇。當大家的工資和待遇都提高時,自然對雙方都有利。所以我們工人間不應互相仇視,更不應去排斥外判工人。

因身份各異,我們不便直接幫外判工,故主動聯絡一些專幫外判工的工會,協助清潔工工會到我們監管的點名站招收外判工為會員,由它們組織外判工友,去爭取他們應有的合理福利和待遇,我們則負責聯絡工作。

任何行業有外判工出現的初期,都容易出現互相排斥的情況。長工認為是被搶飯碗,外判工認為自己工作量比長工多,同工不同酬,互相指責對方,發洩不滿。若大家有這種思維,僱主就會是大嬴家。當有外判出現時,只有大家放下身份,團結一致,互相支持,一同爭取同工同酬,才有出路。你的行業才不會被僱主越踏越低。


李美笑個人資料

李美笑於八十年代入職公務員隊伍,任市政總署管工。2004年組織「食物環境衛生署管工職系工會」,2007年組織「香港食物環境衞生署職工權益會」,現推行環保與工運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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