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蕩的世界與中國:關於當前政治經濟狀況與意識形態圖繪的報告

原文刊於: 陸仁佳寫字的地方

第一部分:世界

1. 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吸取了二十年代末大蕭條的經驗基礎之上,同時也面臨著現實無產階級鬥爭的壓力,各個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實施一種國家干預的經濟政策,這一擴張的財政政策通過維持國內市場的消費需求和國有化一些重要的或資本家覺得無利可圖的經濟部門,由此進一步加劇了資本壟斷和集中生產的趨勢,這一做法並不能阻礙資本主義“價值實現”危機的爆發,它雖然遲滯了崩潰,但卻阻礙了制度重組和債務清算。

2. 戰後資本主義經歷了二十年的繁榮時期,隨著資本有機構成在戰爭廢墟基礎上的不斷提升以及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因為“福利國家”等階級調和政策被抑制,資本的利潤率趨向下降,六十年代末,資本主義無可避免地又一次進入了衰退長波周期。

3. 實體經濟的下滑,伴隨著國家調控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及銀行系統的寬松信用制度,在戰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作用下,無產階級及其他社會階層並沒有陷入“消費不足”狀態。在需求沒有減少的情況下,更加壟斷化的供給狀況遇上了中東的石油危機,資本主義陷入了高失業率與高通貨膨脹率的雙重美景。

4. 危機關頭,資產階級廢除了擴張財政的國家調控政策,代之以調節貨幣供應量與流動性、限制通貨膨脹並傾向於減少稅收與國家調控的經濟政策,由於包括中國、蘇聯、東歐在內的斯大林主義國家的市場開始向帝國主義列強開放,資本家通過“資本的地理空間遷移”的方式既恢復了利潤率,又以更廣大勞動後備軍為籌碼,向西方工人階級組織發起強勢的攻擊。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時代就此拉開序幕,習慣了跟老板好好談的無產階級且戰且退。

5. 由於實體經濟利潤率的稀薄,資本開始尋找新的冒險場所,布雷斯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後,美元的匯率變化更加靈活,這也為多樣化金融產業的發展創造了矛盾展開的空間,資本家通過貨幣市場、證券期貨市場、房地產市場和各種對衝基金牟取更高的利潤率,信貸網絡的惡性膨脹以及經濟重心向虛擬經濟的傾斜,造成了高額的債務,經濟安全更加脆弱。

6. 信息技術革命是冷戰時代美蘇競爭中“軍工復合體”的成果,這一技術革命為資本開拓了新的市場,緩解了七十年代經濟危機,也給跨越民族國家疆域界限的大型跨國公司帶來了管理上的極大便利。不僅如此,“數字化泰勒制”的實施不僅使資產階級更容易實施一種規訓式管理,也使無產階級的生活和工作變得更加難以區分,帶來了勞動者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全面異化。

7. 在技術革命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下,盡管西方產業工人人數減少,無產階級人數卻並未減少,更多行業被卷入商品經濟。尤其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出現了兩種看似悖離的趨勢,一方面是無產階級本身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另一方面是要求高學歷的職業本身因為資本主義分工需要被日益去技能化。信息與符號作為價值承載體所佔比重大幅提高,追求競爭和新市場帶來的科技變革使得科技工作者人數不斷擴大,這導致了腦力勞動者的無產階級化趨勢。工人的意識發展與利益訴求毫無疑問是多樣化的,但資本社會的本質性矛盾並沒有發生移位。資本家試圖通過“靈活積累”等手段降低工人的博弈能力,這種旨在提高剩餘價值率的進攻促使工人重新組織,然而這種重組自一開始便向資產階級的政治改良主義主動靠攏。

8. 2008年爆發的經濟危機,是自前斯大林主義陣營崩潰後,第一次全球性規模的經濟危機。它發端於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向世界範圍內蔓延。與上世紀三十年代以工業危機形式出現的經濟危機不同的是,它以次貸危機的形式出現:信貸的惡性膨脹造成了儲蓄與投資消費之間極其病態的差距。這場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在於低迷的利潤率,資本家通過金融投機抬高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價格(包括住房),在高剝削率條件下,無產階級家庭只有靠借債度日,入不敷出造成了最後大量的壞賬;由於金融資本對工業資本的統治,大量上市公司誇大利潤率、隱匿負債率,靠資產抵押(如土地)和貸款進行著賭博式投資,這必然造成泡沫的破滅。

9. 今天的世界依然處在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時代,世界經濟一體化與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疆域限制的矛盾並沒有消除。俄國與中國成為帝國主義俱樂部的新會員,這帶來了更激烈的競爭與更直接的衝突;土耳其、印度、巴西等地區強國對周邊輸出過剩資本的嘗試往往伴隨著赤裸裸的軍事政策。然而,我們強烈反對“世界體系論”所說的“半外圍國家”或“邊緣國家”資產階級具有相對進步性的觀點。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堅持無產階級獨立的政治立場,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10. 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抬頭

(1)民族保守主義:中國、俄國、土耳其的沙文主義情緒日益猖獗,資產階級對外資本輸出的利益動機披上了復興古老帝國榮耀的外衣,成為一場時空錯位的鬧劇;大量難民與移民工人湧入歐美發達國家,種族主義意識形態開始抬頭。

(2)民粹保守主義:在西方發達國家,工人階級政治組織的衰落和右傾,導致工人個體日益陷入原子化困境,一種精神分析學的“非家異感”與日俱增,投機政客(如特朗普)以底層代言人的身份粉墨登場,得到很多當地工人的支持。由於壓制工人階級集體鬥爭的必要性尚未出現,統治階級目前對待極右翼群眾運動的態度是“不可不用、不可大用”。

(3)宗教保守主義:歐美的基督教民兵組織和伊斯蘭極端武裝組織是這種意識形態與階級鬥爭現實相結合的產物。在伊斯蘭世界,貧苦農民和城市小生產者是“伊斯蘭法西斯主義”運動基層干部的主要來源;然而在“伊斯蘭國”這種以古老教法實行治理的控制區,頻繁進行的石油貿易同樣以高額壟斷利潤為目標。在發達國家,部分宗教保守觀念(對其他奇異文化不信任、對近世啟蒙帶來的“政治正確”共識嗤之以鼻)也是法西斯主義的組成部分。

11. 抵抗運動

(1)工人運動:工會官僚化帶來了工人組織的困難,需要新的戰鬥性工會;部分地區如希腊、阿根廷,由於經濟發展長期停滯,工人開始自行接管工廠,組織合作社運動,這是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工人在難以進行反攻的情況下另尋出路的嘗試。

(2)多元社運(女權運動、環保運動):它的政治哲學是後現代主義強調的“對他者的承認”、“對多元性和流動性的接納”,局部性的反抗從呼喚一種身份認同開始,但並不謀求從整體上對抗資本主義。

(3)黨:“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改良主義政黨(社會民主派)和官僚主義政黨(斯大林派及其變種)無力引導引領無產階級進行堅決的鬥爭,激進左翼團體各自為戰,因此呼喚無產階級政治領導的主張在今天並沒有過時。我們需要一個堅持革命和改良辯證統一的黨,一個維護無產階級民主的黨;我們不應該像朗西埃那樣拒絕政治組織,也不應該像本賽德那樣幻想什麼“廣泛性工人階級政黨”,同時還不應該像巴迪歐那樣對多元化社會運動持一元化宗派主義態度。這個黨必須是群眾自我解放的工具,而決不是凌駕於廣大無產階級之上的“現代君主”。

(4)工人委員會:近年來,隨著經濟危機的爆發,在拉美和希腊等地出現了類似的群眾性的委員會。這類機構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陷入困境的資產階級收縮部分社會管理和服務職能以應對赤字危機。無產階級初具規模的自我管理嘗試已經充分說明一個沒有資本家的社會是可能的,然而整體的階級意識尚未得到根本提升。因此,這類機構尚未達到如俄國革命中的“雙重政權”一般的政治地位。

12. 新技術的發展為一個無階級社會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大數據與機器學習算法的躍進使得計劃經濟所構想的信息充分收集、管理民主化與扁平化、生產服從需求等理念不再是奢望,原先被少數精英壟斷的知識在互聯網上也可以被更加便利地獲取,生物技術革命則有可能進一步提高勞動者的平均壽命並改善其生活質量。然而,在一個生產僅僅是為了少數人牟取利潤而運轉的私有制社會,信息技術成了一種算法治理體系,基因工程也帶來了更精細的人口治理體系。自動化本應讓群眾有更多閑暇時間全面發展個體,然而資本主義的運行機制本身就依賴於對活勞動的榨取:資本在自動化過程中不斷創造新的非自動化工作,從而加強了對無產階級的束縛與規訓。信息流通的便利促使統治階級采取更嚴厲的言論管控、出版審查以及更苛刻的知識產權制度,知識的持續喪失造成了治理體系的集權化與勞動者同自身、他人和社會的疏離。

 

第二部分:中國

1.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官僚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雜交生出的怪胎,也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和凱恩斯主義國家調控巧妙綜合的產物。作為執政代理的官僚階層父輩希望對社會經濟實行更全面的掌控,控制經濟命脈的子弟資本家則偏好較少受管制的投機。它壟斷了世界的低端制造產業,又具備各種新興產業,受惠於毛澤東時代工業化的基礎,擁有一個高素質又任勞任怨的僱傭勞動者群體。今天的中國可以算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裡的後進列強,力求向落後國家輸出更多資本、搶佔更大市場並且在國際貨幣定價中取得發言權,因此它亟需加強自身的政治實力作為支撐——中國資本主義迫切需要擴張軍備建立地區威懾。這個後革命的政權在意識形態上處於反動倒退的保守趨勢,連“政治正確”的共識都沒有。馬克思主義者在事實上的群眾運動來臨之前,需要落實“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擊以保存並傳播一種被壓迫階級的話語,這個話語是超越性的,它不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約束。

2. 2008年,世界資本主義進入了長期衰退的階段。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中國資產階級借助國家力量進行空間修復。中國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30%左右下降到今天的不足15%,因實體經濟不景氣,大量貨幣流入虛擬經濟領域,導致投機盛行。此外,由於對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供應主要掌握在國有企業手中,壟斷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通過限制供給和市場調控等措施推動了物價上漲,停滯性通脹如影隨行。中國資本主義的危機不是消費不足,而是信用崩壞。大規模基礎建設與快速城市化所造成的區域發展不平衡,再加上廣大市民主觀上希望通過持有地產實現財富保值的心理,使得房價居高不下。這反過來又導致了被壓迫階級的內部分化:一部分大城市原住市民受惠於計劃經濟的遺產,以較低價格獲得了滿足基本居住需求的房屋產權,他們害怕財富貶值的心態也催化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高速泡沫化。在其他領域,金融資本的運動同樣加劇了通貨膨脹,造成價格和價值間的嚴重偏差。越來越多的無產階級群眾不再受苦於貧窮,而是受苦於需要勉強維持體面生活,他們被分割成原子化個體,這種現像在白領職員中比在藍領工人中更加顯著。

3. 中國工人的自我組織依然處於在黑暗中摸索的階段,凌亂的底層自衛迫切需要向更高層次的、組織化的集體鬥爭發展。階級鬥爭的發展有其客觀必然性,雖然當前的鬥爭水平遠不如很多左翼人士所設想的那樣樂觀,但哪怕是官方主導的三方工資協商、走過場的工會選舉,都刺激著最不馴服的奴隸們內心深處的叛逆火種。一方面,中國政府通過對勞動法規和社保法進行修訂,有限地推進了社會改良,在處境相對改善的刺激下,部分無產階級產生了投入集體行動的意願,用工成本的提升也讓資產階級叫苦不迭。另一方面,政府又在削減部分社會福利,例如在2016年出台的政策明確減少工資中的社保繳費額度,這可以被視為一種資產階級通過提高剩余價值率來緩解利潤率下降危機的做法。

4. 中國資產階級整體解決利潤率下降的辦法:供給側改革(增加有效供給,淘汰低端落後產能並讓該行業工人下崗,產業轉型,即通過發展高利潤率、高附加值產業,佔據國際分工有利位置)、一帶一路(空間修復是以國家力量消耗過剩產能,試圖通過背負財政赤字來解決問題)、雄安新區(權貴們需要這樣的房地產泡沫,因為最後的債務負擔落在底層群眾的肩上)。

5. 中國實體經濟的下滑也造成了對外原料進口的下降,這嚴重影響了拉美各國改良主義政權的政績,21世紀初拉美左轉趨勢就此告終。在經濟危機中,中國的低端制造業產品擠壓了國際市場上的同類其他產品,部分邊緣國家因此陷入統治階級無法實行有效治理的模式。

6. 中國資本的對外擴張遇上了資本主義衰退的歷史周期。盡管西方各國資本主義呈收縮態勢,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卻依然在致力於圍堵中國,中國資產階級對此的回應則是整軍備戰。目前,中國的軍費支出佔世界各國軍費支出總額的13%,位居全球第二,加上美國所佔的36%,兩個大國的軍費支出幾乎達到全球總額的一半,帝國主義衝突爆發的危險在加深。

7. 經濟學上有所謂“斯蒂格利茨怪圈”:出口導向的工業化國家大多數情況下也是外資流入國,由於國際分工體系的不平等交換,這些後進國家一方面大量持有美元和低收益率的美國國債,另一方面要尋求發達國家購買本國廉價的工業產品。隨著中國的資本輸出,官方也開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受惠於“人民幣國際化”,中國資產階級可以在國際上變相負債,獲得“鑄幣稅收入”以緩解本國通貨膨脹,同時打壓勞動力價格,從而盡可能降低因美國貨幣政策變更帶來的流通風險和彙率風險。

8. 中國官方依然保留著名義上的土地產權集體所有制,然而目前已經實現了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立,充分適應大資本對土地要素市場化和自由流動的需求。大部分城市裡的移民工人在農村都有土地(種植糧食作物),他們因國家用工業補貼農業的政策而獲得部分地租收入,這種拆分式生產狀態也延緩了中國工人整體的無產階級化。

9. 中國在當下所面臨的兩個最大難題是“舊革命”與“大制度”:過去的革命其實早已完全破產,可是它的幽靈依然在游蕩,特權階級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名實行剝削和專制;現存的制度宣稱自己是某個偉大“頂層設計”的作品,但實際上它只是過去那個尾大不掉的官僚系統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的調整和重組,只是一系列修補和維穩措施的拼湊物。

10. 當前在中國民間盛行著各種庸俗且偏激的政治想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極右”和“極左”兩種意識形態:前者認為,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都是“支那人”劣根性的體現,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只不過是注定受罪的飢餓畜牲,作為個體唯一的救贖則是逃往海外,實現“脫支”;後者認為,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是“走資派”錯誤路線的結果,一切錯誤都源於後三十年的資本主義發展,而前三十年的“革命政權”卻在記憶中被粉飾成了幾乎再也無法返回的伊甸園。夾在這兩種極端看法之間的,是一群優柔寡斷、首鼠兩端的末人知識分子,他們根據政治課教材與官方宣傳文案,將自己看到或受到的所有不幸都怪罪到馬克思主義和一切奮起反抗的革命者頭上,甚至咒罵任何想要重新來過的革命左派,這種世界觀就像是布裡丹的驢子:一方面不滿於現狀,一方面又畏懼於“歷史上”、“現實中”的各種“經驗教訓”。上述無論極端派還是中間派,都是嚴重缺乏責任感與想像力的保守主張。保守主義無一例外是相對主義,不同特色的保守主義之間的角力,只不過是一種相對主義向著另一種相對主義的炫耀;不同國家的市民們能做的和應做的,只不過是翹首企盼著消費和享受它們,或者至少也要幻想自己在精神上屬於某一國家或民族。

11. 中國的中間階層(城市職員、部分小業主)整體趨向於保守,受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極深,但高強度的工作、食品安全問題以及生態危機逼迫他們開始反思社會問題。然而,他們的解決方案,例如追求生態農業和模仿英美的去工業化主張,則是完全反動的小生產者幻想,而且全然不顧慮其他所謂“污染企業”工人的利益。

12. 在思想市場上,自由主義思潮隨著中國資本的崛起已經愈發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和反動性。當前佔據著領導權的意識形態,乃是強調國家干預經濟、維護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主義話語。相當一部分國家主義者將毛澤東當作強硬的民族領袖進行歌頌和崇拜,某些身處知識界和學術界的先生們甚至狡猾地挪用了一些激進又時髦的學術話語,他們被恰如其分地稱為“中國境內的反資本主義者、中國境外的帝國主義者”。而在中國的左翼反對派當中,最主流的是受“文革造反運動”影響的派別,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既不滿於資本主義的復辟,又過度崇拜領袖或黨的權威,因此很難採用真正的無產階級視角去思考問題;托洛茨基版本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近年來逐漸重新得到關注,距離成長為嚴肅的政治力量卻依舊十分遙遠;其他許多青年新左翼則充分吸收了盧卡奇、葛蘭西與阿爾都塞等西方經典理論家的思想資源,試圖以此來重新理解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然而,無論是哪個版本的馬克思主義,都還沒有同工人運動建立起密切的聯系。

13. 伴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產業調整,在未來可能會出現兩個不同的鬥爭區域:沿海地區以服務業和現代高新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內陸地區以重工業及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需要一種能夠包容並說服各階層無產者的階級鬥爭理論。即使技術革命的趨勢不斷加快,產業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決不會因為所佔人口比重的下降而減少,同時,代課教師與程序開發人員等腦力無產者群體也將逐漸加入到鬥爭當中。

14. 中國的資本主義及其統治階級目前正處在危機前夜與高漲繁榮之間的不確定狀態,然而廣大無產階級相對於邊緣國家的階級兄弟而言,並非毫無出路。積極的工人們已經開始通過社交網絡建立起了聯系。在現實生活中,工人之間的聯絡與活動機構主要建立在一些試圖讓勞資雙方進行談判的改良主義團體的基礎上。另一方面,政府則竭力發揮先進技術的優勢力量,果斷加強了各種管控。鬥爭在加劇,資產階級顯然占據了有利的位置,然而階級鬥爭的客觀必然性也在塑造著中國的戰鬥性工人群體,鐵路工人、沃爾瑪超市工人、南方產業工人等群體已經具有了跨地域的組織網絡。

 

第三部分:總結

綜上所述,當前的中國和世界正處於一個不穩定的動蕩狀態中。回顧20世紀的革命實踐,各個左翼團體有必要聯合在一種新的總體性視角之中,為建立一種全新的列寧主義先鋒隊而努力。在今天這個腐朽而不滅亡的晚期資本主義時代,重申這種總體性視角絕不是什麼“緬懷過去”。各國資產階級自戰後新自由主義階段便開始了對無產階級的不斷進攻,如今各種保守主義思潮又在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佔據了領導權。假如要制定出更加廣泛的組織方式與鬥爭策略,就必須在考察現實的工作中采取一種科學的實證性視角。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建設無階級社會的經濟基礎日臻成熟,然而無產階級卻尚未建立強大的政治領導重新開展這種革命實踐;與此同時,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資產階級的進攻都日漸迅猛,侵蝕著過往局部抗爭所取得的改良成果。因此,如何依據社會現實條件完成總體性與實證性這兩種視角的確立與融合,乃是當前理論探索與鬥爭實踐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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