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通婚圈”折射中國新一代階層固化

(原文刊於《中國青年報》。)

 

一個周末,年輕漂亮的李菲被媽媽“連拽帶求”,帶到了上海的人民公園。

在這裡,她驚訝地發現,自己的年齡、身高、學歷、工作、月薪、房產和戶口變成了一張“小廣告”,在廣告欄裡“待售”。

如今,在北京、上海、杭州、鞍山等城市,都有這樣的特殊公園,承載著兩代人的“人生大事”。這裡就是白發相親角,50後、60後的父母為主體的“交易市場”,他們的“商品”則是自己的兒女——70後、80後和90後。

 

愛情是一場買賣?

這是李菲第一次來到人民公園的相親角。

她看到,藍色的遮陽走廊裡,一張張適齡男女青年信息的廣告,被整整齊齊地貼在5個總長達17米的廣告欄上。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廣告紙還配有照片,甚至是大幅藝術照片。由於位置有限,有的廣告紙只能用一根細繩穿過,系在兩棵大樹之間,隨風飄蕩。“遠遠看去像一條條剛晾出的被單”。

父母們都建立了自己的“攤位”。為了讓自己孩子的信息更顯眼些,他們干脆將信息寫在紙板上,鋪在地上,甚至把紙板夾在樹枝上。白紙黑字,稍微考究點的會打印出來,用塑料文件夾裝好,像求職簡歷。

“這種父母自發組織起來、走進公園、討價還價式的擇偶模式,有著獨特的邏輯。”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師孫沛東說。

孫沛東在2007年9月至2008年6月調查了上海人民公園的“白發相親”現像。日前,她的研究成果《誰來娶我的女兒》正式出版。據她統計,相親的青年中,女性占63.04%,當地人占89.13%,普通白領占39.1%。

“這種擺攤設點、展示兒女個人擇偶信息的方式,首先給人一種集市的印像。這些父母‘銷售’的是兒女;其次,父母們借助廣告牌,為子女在競爭激烈的婚姻市場上謀求‘吸引眼球’的機會,顯然是一種市場化的營銷方式。”孫沛東說。

李菲不情願地隨媽媽找了一個位置坐下。坐在她旁邊的,是58歲的企業財務人員老曹。他在上海擁有3套住房,來相親角為27歲的女兒找對像。

在老曹眼裡,現在的擇偶行為完全可以用經濟術語來解釋:“愛情本來就是一場買賣,無論多麼天真無邪的兩小無猜,用零售業的術語來說,都是推銷自己、以求對方對自己產生購物衝動的一場營銷策劃。市場潛力大,期望值高,叫價自然就高一點;市場潛力小,走勢低迷,自然就要委曲求全。就像如果你手上那塊地有石油,就一定不會把它賣給房地產商。”

他認為,相親角就是“自由市場”,相親就是一場“婚姻營銷”,相親就是將女兒“推銷”出去的過程。

坐在老曹對面的蘇阿姨,是在上海落戶不久的“新上海人”。她的兒子目前有女朋友,但她“不是很滿意”,想另找“門當戶對”的結婚對像。

蘇阿姨也用市場化的語言,為自己辯護:“因為我特別知道社會的行情,婚姻就像買東西一樣,憑人介紹還是範圍太窄了,還是應該到市場來看看,可以挑。這也是一種進步。”

讓李菲印像特別深的是,“攤位”前一位女孩家長的一聲嘆息:“今天生意不太好,來問情況的男方家長太少了!”

“在這位母親的心裡,女兒的婚姻已經異化成了一種‘生意’。”孫沛東分析,“她也已經承認並接受了這種演變為‘經濟交易’的擇偶方式。”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工業化、商品化和市場化直接滲透到了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也包括最為私人化的情感世界。越來越多的孩子和父母不再相信愛情,認為每個‘上市’的男女都有其自己的‘市場價格’,認為婚姻就是‘買東西’,還有‘行情’可以追蹤。”

孫沛東說,人們在擇偶過程中,已經能較熟練地運用市場化的語言,進行婚姻市場上的交易行為。“而且,這些市場化的語言和行為已成為一種權力體系,侵入人們的日常生活。”

而父母相親角的出現本身,就是最好的證明。

 

沒有硝煙的諜戰劇

表面上,“相親角”大都是一派祥和景像。但婚姻市場上內部競爭機制的存在,讓相親角變成了沒有硝煙的戰場。孫沛東發現,在這裡,父母之間“是沒有閑談的”。每句話都猶如諜戰劇台詞,背後都隱含著一個又一個“摸底”的企圖。

一個傍晚,她曾無意間聽到兩位家長間的對話。雙方似乎都對子女感到滿意,臨別時,女方家長問男方:“你這時回去,家裡人都等你吃飯吧?”“走高速開車回去也就1個多小時。”“那你回去晚了,小區好停車嗎?”“我們小區車太多,就是車位少。停車費倒是很便宜的,才5塊錢1天。”

問題看似平常,卻含深意。這位母親最後向孫沛東透露,她是為了打探對方的居住情況:“按天計算的停車費和價格,說明他住的一般是20世紀80年代的老公房或者郊區的中檔商品房。從市中心到家需1小時、走高速,也就證明了是郊區的一處中檔樓盤。”

“房”,已成了80後、90後待婚青年及其家長的普遍焦慮。今年以來各地“國五條”的出台,又加劇了這種焦慮。此外,在上海、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戶口“戰爭”依然存在。

上海土生土長的李菲就看重本地戶口,根本沒有把外地人列入考慮範圍。當被問及同事中就有無合適的人選時,她說:“同事很多是外地人,因為我是本地的嘛,就很難找對像了。”實際上,也有外地同事追求她,但她更希望找本地人。

孫培東總結,除了戶口,相親角的婚姻市場有“黑六類”:年齡大、形像不佳、職業歧視、有婚史、性格問題和屬相“污名化”。這些特征,恰好折射出了適用於相親角的普通擇偶標准。

時代變遷,中國青年的擇偶標准也一變再變。進入21世紀,市場資本和消費文化衝擊了青年的擇偶標准和婚戀觀念,個人的形像資本、家庭的經濟資本和社會地位,在婚姻市場上的地位更加顯著。

“在相親角,情感被市場化和商業化的文化所滲透,導致了異化。愛、情、美被標了價,人的價值被分割成若干內容和等級,失去了人作為一個整體的意義。相親對像之間的明爭暗鬥,一次次‘探底’的企圖和嘗試,也讓真正具有情感內容的過程被舍棄了。”孫沛東說。

 

人氣高,成功率低

市場化,讓待婚青年的信息,在公開環境赤裸裸地被挑選、評判。目前,上海人民公園“生意紅火”,每周末的家長都超過500人。在杭州的萬松書院、黃龍洞公園相親會上,相親者也摩肩接踵。

但市場方式,能否解決中國年輕人情感的問題?孫沛東的調研結果耐人尋味。在上海,白發相親角的成功率不足1%。這到底是為什麼?

孫沛東認為,正是市場化的方式,造成了低成功率。

“人民公園這裡的價碼,是中國最高的。”被稱為相親角“信息達人”的52歲電焊工老林略帶誇張地說。

媽媽告訴李菲,相親角裡有一個潛在的市場價格。男的必須要有兩室一廳、最好位於市中心;不能和父母住在一起;房產名字必須是本人;工資每月8000元以上。“只有具備了這些條件,才能到人民公園來找女朋友。”

李菲本人,身高170釐米,工作穩定,待遇優厚,家庭條件優越。媽媽說得直白:“在這裡,你選擇空間大,看好哪個,你就可以直接問他信息,找到一個靠譜兒的幾率很大。”

老林說:“到相親角來的,基本都是想打翻身仗!女孩自己掙5000塊的,想找1萬塊的;掙1萬塊的想找兩萬塊的;明明自己家裡有房子,還要找個住在市中心的。男孩也想找比自己強的女孩,最好也有房子,省得以後離婚被揩油……”

“來相親角的很多人都有‘釣大魚’的嫌疑。”孫沛東認為,男性和女性均有依靠心理,希望“攀高枝,搏上位”。一位替女兒相親一年的母親對她說:“在這裡,優勝劣汰很明顯的。沒房沒車沒錢沒權的小青年,你要怎麼討老婆啊?”

孫沛東研究分析,“白發相親”的方式,一方面的確擴大了可選擇的範圍,另一方面,也使父母們容易產生“吃著碗裡看著鍋裡”的心理。他們的行動看似積極,心態上卻是只求最好,這反而降低了成功率。

“相親角裡,經常有抱怨子女眼光太高的父母。其實,是他們自己有時太過理想化,作為‘婚姻代理’,他們不能客觀衡量自己孩子的真實情況。對兒女的感情投射使他們就像拿著一面放大鏡,不自覺地放大自己子女的優點、優勢。”

但如果成功率那麼低,為什麼父母們還是湧向“白發相親角”?

“效率原則不能解釋這個悖論。事實上,獨特的情感邏輯才是理解‘白發相親’的關鍵。”孫沛東說。

父母們的急於相親,讓子女“又愛又恨”。頗讓人玩味的一個細節是,相親角的人流高峰集中在周六。

“因為周六父母們談好以後,孩子們周日就可以見面了。如果周日來談,馬上就開始新的一周了,他們就要上班了,沒時間見面和玩了。”50歲的楊阿姨說。為了27歲的女兒,她來相親角“擺攤”已經4年多了。

“盡管事實上,他們的這種願望經常落空,但可見父母們的迫切心情。”孫沛東說。

對於媽媽對自己的“劫持”,李菲表示很無奈,完全不是出於自願。“如果以前,我是怎麼都不肯來的,但現在年紀大了,確實是迫於壓力。”

“這裡的父母都不肯吃虧。男的也想占便宜,女的也這麼想,就沒法談了。這裡為什麼成功率低?原因就在這裡。”老林總結道。

 

中國青年的“通婚圈”

那麼,“不肯吃虧”的相親角就是醜惡的嗎?實際上,相親角的擇偶標准,正是當下中國社會轉型期的一面鏡子。

“來到這裡的,都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孫沛東說。

她發現,從相親家長所處的社會階層來看,斷然沒有“富一代”、“權一代”的身影。他們都是相對小康的城市中產階級或者普通市民。而在他們面前,城市貧民和在城市的農村人口被徹底排斥在“通婚圈”之外。“從相親角的階級分層,我們能夠清晰看到階層固化的結果。”這些家長為子女篩選的“結婚候選人”,都是在同一社會階層、經濟水平下的,形成了同一社會階層、經濟階層的“通婚圈”。這被稱為“階層內婚”。

“相親角以階層內婚為目標的擇偶標准,表明中國整個社會結構的開放性進一步降低,從一個側面證明了社會轉型期,階層壁壘正在強化,社會結構也在固化。”孫沛東說。

原本年輕人應該自由追求的“幸福”,已經發展成一條明晰的產業鏈。

“假定一個年輕人產生戀愛渴望,他很可能會去交友網站搜索信息,或者參加單身俱樂部、8分鐘約會、萬人相親大會等,然後通過情書公司表達愛意,成功後,就會購買情侶系列的產品,以顯示兩個人的親密,繼而發展到聯系婚慶機構舉辦婚禮,最終買房結婚。”

孫沛東也敏銳地指出:“兩代人有各自的怕與愛。然而,在子女婚姻這個問題上,兩代人的怕與愛奇妙地糾纏、融合在一起。”

李菲的媽媽覺得女兒在擇偶問題上眼光太高,一味強調“感覺”和“緣分”,這讓她感覺很為難。“以前幫她介紹過一個,她說剛見到就想走了,呆不下去。這個男孩我跟她爸都挺喜歡,各方面條件也都不錯,可她一直強調第一感覺很重要。”

李菲卻認為,被家庭、社會壓力“挾持”的相親本身才是障礙。“我還是喜歡自己找。家裡的相親就意味著我失去了選擇的權力,失去了婚姻的自由。只要家裡覺得條件好,我就該無條件接受,完全不顧我的感受。”

“歐美市場經濟的發展歷史表明,完全自我調節的市場最終導致的只是衰退和混亂,‘蛋糕’做大了也只會壞掉。”孫沛東最後強調,“如果沒有社會共同體的自我保護,市場的邏輯將把我們所有的人和社會關系都變成商品。對此,每一個人都得保持必要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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