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六七暴動肇因論社會因素(上)

文:梁寶龍

 

前言

某前左派文人在評論六七暴動時,稱暴動起因社會矛盾因素只佔三成,中共有意在香港搞事因素佔七成。我的社運朋友搖頭嘆息道,這名書呆子正在閉門造車。凡曾組織領導社會運動的人都有一個基本常識:社會運動不是個人或團體意志所能催生或擴大的。搞事最多的長毛梁國雄曾在公開論壇中說,「我個人是不能發動一場社會運動的,我會靜觀時機的來臨,加以鼓動,把它向前推進和擴大。」靜觀時機的來臨就是等待社會矛盾的臨界點出現。

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前是沒有周詳計劃的,只是有搞事的意志,於是四出去看大字報,尋找火頭,終於從一張大字開始掀起延安整風運動(注一),這也是個人意志乃建基社於會矛盾因素的實例。大字報可算是社會矛盾的風向計和溫度計。

毛澤東的《矛盾論》說: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連繫着,不但在一定條件之下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之下互相轉化。」(注二)

所以暴動的成因,除了社會矛盾因素和個人或團體的主觀意志外,還要看運動過程中的互動情況。港九拯溺員工會前主席郭紹傑曾對我說:某次罷工,事前一切準備就緒,並已向傳媒放風,可是經過再深入調查,發覺會內各人情緒尚未夠熱,難以支撐罷工維持一個星期,加上社會矛盾因素又不利罷工,只好找個藉口為工會舖下台階,向傳媒宣佈暫不罷工。此事可見運動過程中第三者互動的重要性,能令運動擴大或結朿。

所以我認為社會運動的產生,是要具備有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兩個主要因素,客觀社會矛盾就是必要條件,而個人或團體的主觀意志就是充分條件。如果這兩者都存在了,再加上運動過程中參與者的互動作用,這樣社會運動的條件就完全具備了,可以發展擴大下去,甚至成為暴動或革命,筆者會在以下文章細加闡述。

 

社會矛盾因素

香港轉口貿易遭1950年的朝鮮戰爭禁運嚴重打擊,導致資本家轉而把資金投放在工業生產上,經濟重心從轉口貿易轉變為工業,製造業因此大為發展起來(注三)。港英為了促進這方面的發展,推行低稅制、低工資、低勞工保障的政策,使資本家可獲高利潤進而擴大投資。

近現代的社會運動以工人運動為主,六七暴動亦因港英處理工潮不當而引發。當時香港只有兩則勞工法例,一是保障婦女及童工法例,另一是是工傷賠償法例。工人在這樣保障不足情況下生活,心存積憤。六七暴動前夕,英國殖民地部次官懷特夫人(Mrs. Eirene White)向殖民大臣作報告,已指出香港社會上累積了相當不滿的情緒(注四)。她認為在這個統治危機下,港英推出改善勞工權益、增加社會福利等懷柔政策,可解決治標的問題,亦留意以適量的民主制度來治本。可是港英並不理會,繼續為社會矛盾升溫。以下會闡述港英如何為社會矛盾升溫。

1966年1月至11月,香港進口貨值比上年同期增加12.5%,出口貨值增加15.7%,轉口貨值增加19.2%,香港經濟好轉。1960-1961年香港生產總值是560多億港元。可是工人工資卻沒有增長,到了1963年工資雖有所增長,但抵銷不了交通費和房租的增長,工人不能分享經濟成果。港英於1965年開始為社會矛盾加溫,將水費增加一倍,香港房屋協會和舊式徙置大廈加租,連郵費也增加了,種種措施加重了市民生活的負擔(注五)。在這樣的加價潮下,促使市民對港英不滿,心中積怨日多,社會矛盾日趨加劇。

在加價壓力下,工人又面對勞動時間長,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每週工作7天,平均工時比亞洲標準還要長。加上收入低,1966年熟練工人日薪9元,普通工人日薪4至5元,絶大部份工人月薪僅有100元,僅足餬口(注六)。

當時勞動力供應充足,工作崗位嚴重不足,工人害怕失業,但是勞工法例只保障計薪期,英資財團和公共事業工人多是每週發薪,倘若被開除,僱主只須補發一個星期的工資,稱為「保障週」。製造業工人則多是日薪制,工人倘若被解僱,僱主只須提前一天通知或者補發一天工資。工人在缺乏勞工法例保障下,為求職業保障,敢於拼搏,發動工潮。勞資矛盾惡化於1963年已出現苗頭,各業工會因工人入不敷支,紛紛提出加薪要求,僅上半年已損失工作日為4萬個(注七)。

1965年傳來英國進一步實施紡織品輸英限制的消息,社會矛盾雪上加霜。接着美國、加拿大、澳洲和日本也限制香港紡織品入口,嚴重打擊紡織業。寶星紡織廠第一廠因此宣佈結業,400名工人要求原職原薪調用,或加發遣散費,遭到警方鎮壓,發生流血衝突,有17人受傷,2人被拘捕。寶聲工潮工人不是向工會求助,而是向葉錫恩求助(注八)。從此可見社會矛盾是存在的,但尚未到達臨界點,要加上導火線的出現,及如何燃點。這些社會矛盾因素並非中共意志所催生的。

六七暴動的起因從工人罷工開始,1966年時香港有八成工人從事製造業,工會在左派團體中佔有頗大的比重和力量,是時工聯會有會員8萬餘人。但反英抗暴運動中,文化人和學生的參與佔有不小的比重,港督府前的示威更以他們為主,可算是動員了全港各階層參與這一運動。

除了工業有不安定情況出現外,金融方面也出現危機,廣東信託銀行於1965年發生擠提,數日後停業倒閉。政治方面,英籍上層人士貝納祺等組織香港革新會,要求解決貪污問題。港英內部的腐敗,加上經濟問題,社會矛盾日趨尖銳,開始浮上面。

 

左派搞事不利因素

大部份論者只會訴說左派如何搞事的經過,絶少論者闡述左派搞事存在的不利因素。暴動後左派遭港人唾棄,大部份人以偏概全,以為左派一直得不到港人的支持。細看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的名單,委員來自各界別,涵蓋面廣泛。於運動中成立鬥委的團體不止來自左派,更有華仁、英皇、聖保羅和庇理羅士等名校(注九),連支持港英、批評反英抗暴運動的《明報》,也成立了鬥委,可見運動初期左派是得到港人的友持。民主派的司徒華於五十年代也曾嚮往加入中共(注十)。

左派雖然得到港人支持,但反對者亦不少,部份更是堅決的反共人士。筆者不在此詳談,只略說一二。

按當時香港人口結構來看,已見不利中共搞事的形勢。早在五十年代香港有大量國內人湧入,每年人口增加了約10餘萬。1962年香港人口有的300餘萬人,大約三分之一是過去12年的新移民,即約有100萬人是從中國大陸解放之後移民到香港的,當中包括東南亞移民,但所佔比例不高(注十一)。這些國內新移民應不是中共政權的堅實支持者,甚至有部份是對中共政權不滿者。再加上尚有反共親國民黨的人存在,估計對中共不滿的市民佔全港人口約15%以上。

這場鬥爭標榜由工人階級領導,工聯會雖有8萬餘會員,它的對頭反共親民黨的港九工團聯合會的會員和屬會比它還多,這情況直到七十年代中才扭轉過來。現在的港九工團聯合會實力已日趨下滑,工聯會實力則蒸蒸日上。

筆者既說中共有支持者,又指有大批反共者,思路看似矛盾,但這是實情。這問題不是非黑即白這樣簡單,維繫其間是中華民族意識。從暴動的過程來看,部份鬥爭者竟跑過去反共的台灣政權裏去,公開表示站在反共立場上,中國人的政治取向就是如此大反覆的,回歸後香港政壇不正是出現了一大群由親英變為親中的政客嗎?左派由得民心走向失民心,港英返而從失民心走向得民心,政治就是充滿矛盾的,毛澤東在《矛盾論》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對這問題有深入闡釋,筆者不在此詳談。

反共壓力除了來自以上兩點外,還有來自美國冷戰策略,在香港進行多項文宣反共工作。英國公開支持美國,亦採取反共立場,港英執行英國反共政策,不斷打壓左派,學校內不准談政治,以箝制、分化和統戰手段對待親中人士(注十二)。港英的矛頭不只是針對共產黨,更是針對打擊港人的中華民族意識,所以親國民黨分子亦遭港英用以上手段對付。有關民族問題以下會再談。

左派在這不利情況下,仍能發動反英抗暴運動,如果不是社會矛盾到達臨界點,怎能解釋?另一方面左派在港英的強力打壓下,更走向加強凝聚團結一致,組織更嚴密,這有利於發動暴動,這是港英政策的反作用,也是又一矛盾現象。

 

天星加價騷動

香港社會積聚的矛盾到達臨界點,導火線終於出現。天星小輪於1966年把頭等票價由兩角加至兩角五分,二等不變,月票由8元加至10元。油麻地小輪和九龍巴士聲言考慮加價,這些行動有如火上加油。

到了4月4日早上11時,青年人蘇守忠在中環天星碼頭宣佈絕食,抗議天星加價,引來群眾圍觀。

翌日早上,蘇守忠繼續在中環天星碼頭抗議,盧麒等11名男女青年加入。約4時許,警察拘捕蘇守忠,控以阻街罪名,盧麒、盧景石等即前往港督府(今禮賓府)抗議,要求港督戴麟趾釋放蘇守忠。

晚上9 時,盧麒、盧景石等十餘名青年由尖沙咀天星碼頭出發示威遊行,經彌敦道前往旺角,沿途群眾不斷加入,直向石硤尾前進,後來人群發展為五、六百人。

4月6曰晚上10時,九龍再出現遊行,集結的群眾有三、四千人,群眾攻擊街上的汽車、商店櫉窗和警員等。港英宣佈宵禁。

翌日4月7日晚,旺角、油麻地再出現騷動,港英繼續宵禁直至4月9日。騷動中警方出動了5,000人,發射了1,200枚催淚彈、木彈91發、槍彈81發。騷動做成死者1人,傷者19人,毁汽車、巴士124輛,交通設施損失約值17萬港元,位於彌敦道邵氏大廈瑞興百貨公司(今快富街口旺角中心)等9間商店被搶掠,20間商店櫥窗被毁,損失約值50萬港元。被襲擊的還有郵局、水務局、消防局和市政局等政府建築物。騷動中山港英出動英軍到市區鎮壓。最終有逾1,400人被捕。

翌年天星還是在頭等進行加價,市民只能無聲抗議,改搭二等,令天星盈利下滑(注十三)。

港英的《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肯定這宗騷動是社會矛盾因素所導致,指示威者在經濟上遭挫敗和貧富懸殊,社會環境差,沒有機會接受敎育和技能、面對連串加價等積怨下參加騷動。群眾沒有政治背景,完全是自發抗爭,沒有針對港英權力的行為。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指參與群眾主要是15-25歲青少年,因為香港在二戰結束後,太平日子下就出現高生育期,當時不少青少年面臨雙失(失學失業)。這些青少年無所事事,首先成為天星反加價運動的主力,及後的六七暴動的導火現場新蒲崗又見他們的踪影。六七暴動後,港英第一批撥款就是發展青年康樂活動,可見青少年問題的嚴重性。

暴動的主要人物:蘇守忠30歲,任職翻譯員;盧麒18歲,製衣廠文員:盧景石是混血兒,20歲。從職業來看,這數人都是低下階層人士,雖不算是最低下階層人士,而他們都起來造反,足證社會矛盾已到達臨界點,暴動的出現只待燃點導火線和加以擴大。

左派報章在這場騷動中沒有站在抗爭者的一方,反而強調和平與秩序的重要性,反對市民以騷亂來滿足政治訴求。運動領導者之一盧麒曾到工聯會要求支援,但不得要領(注十四)。當時的《大公報》副總編輯羅孚亦承認左派刻意在事件中保持中立,避免捲入紛爭(注十五)。這情況與認為中共有心搞事的論調背道而馳,為何如此,未見有論者提出合理的解釋。

從左派的歷史脈絡來看,他們於1952年介入首次社會事務的三一事件後(注十六),遭受重挫,從此不介入社會事務,甚至不派人參加港英的諮詢機構。而工聯會仍堅持保障工人權益的立場,一直有介入勞資糾紛,從未間斷。所以六七暴動前夕的工潮有左派工會介入。

從歷史進程來看,這時國內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是否中共這時未有意在香港搞事?又或者當時左派由溫和派掌權,極左派未上場。時至今日,無人能清楚指出左派中人誰是極左派,誰是溫和派。這問題未能釐清,及極左派如何組織發動這場運動也不清楚,所謂「中共有意在香港搞事」如何能下結論?據現有資料來看,暴動初期,左派對港英的壓迫作出被動反應,大於主動向港英作出主動進擊。

(未完待續)


注釋:
一. 有關延安整風詳情可參閱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2000)。
二. 毛澤東:〈矛盾論〉,載毛澤東著:《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第56-85頁。
三.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史》(香港:三聯書店,2016,第三版),第346-354頁。
四. 李彭廣著:《管治香港》(香港:牛津大學,2012),第153-154頁。
五. 同注三,第346-354頁。余汝信著:《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2012)。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2009),第166-170。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36-37頁。
六. 同注三,第419頁。
七. 同注六。
八.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訊,2017,增訂版),第197-200頁。
九. 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下卷,(1949-2012)(香港:天地圖書,2012 ),第205-279頁。
十. 有關資料參閱司徒華:《大江東去》(香港:牛津大學,2011)。
十一. 同注三,第392-394頁。同注九,第194頁。
十二. 陸鴻基:《坐看雲起時──一本香港人的敎協史》,卷一,戰後的香港與敎協崛興的背境(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第16-41頁。
十三. 同注九,第201-214頁。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19-28頁。
十四. 梁寶龍:《與周奕談工運史通訊錄》,未刊稿,(香港:2017年7月4日)。
十五. 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28頁。
十六. 有關三一事件可參閱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第99-1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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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六七暴動肇因論社會因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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