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革命百周年:未完成的社會解放過程

文:朱進佳/安那琪的文字烏托邦
(刊載於《當今大馬》2017/10/4《星星之火》專欄)

編者按:關於十月革命的評價,就像一切革命一樣,都是眾說紛紜的。為了刺激討論,我們同時發表兩篇立場相反的文章。朱進佳這篇持較為正面肯定的角度,而胡平另外一篇則相反。

“歷史者,普遍心理表現之紀錄也。故有權威之歷史,足以震蕩億兆人之心,而惟能寫出億兆人之心之歷史,始有震蕩億兆人心之權威。蓋人間之生活,莫不於此永遠實在之大機軸中息息相關。一人之未來,與人間全體之未來相照應,一事之朕兆,與世界全局之朕兆有關聯。法蘭西之革命,非獨法蘭西人心變動之表征,實十九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表征。俄羅斯之革命,非獨俄羅斯人心變動之顯兆,實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顯兆。”——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觀》

一百年前,1917年11月7日(當時俄羅斯使用的舊歷是10月25日),當時俄羅斯首都彼得格勒(即聖彼得堡 )已幾乎由當年3月開始底層勞動人民組織起來的直接民主政體——彼得格勒蘇維埃——所控制。激進的革命黨人——布爾什維克——發動起義,推翻了由克倫斯基領導、拒絕讓俄國退出一戰的臨時政府。武裝起來的工人和造反的士兵,於當天晚上包圍臨時政府所在的冬宮,幾乎兵不血刃地完全奪得當時俄國首都的政權。

同一天,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也在彼得格勒召開,來自俄國各地 318個蘇維埃的649名代表參與了會議,代表當中有390名布爾什維克成員、100名左翼社會革命黨人、60名其他派別的社會革命黨人、72名孟什維克成員、14名國際主義孟什維克主義者,及13名其他黨派人士。孟什維克和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因不滿布爾什維克發動起義向臨時政府奪權而離席抗議。全俄蘇維埃大會於1917年11月 8日凌晨三時發布《告工人、士兵和農民書》,宣布成功從臨時政府手上奪得政權,並提出“全部地方政權一律轉歸當地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全俄蘇維埃大會頒布《和平法令》,呼吁參與一戰的各國政府及人民開始和平談判; 大會也頒布《土地法令》,廢除土地私有制。新的革命政府也因此誕生,而俄羅斯甚至全世界的歷史也從此改寫了。

 

不斷被“自由世界”抹殺的革命想像

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1991年蘇聯正式解體,加上共產黨執政的中國也走上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個世紀的90年代,見證了俄國革命所延伸出來的歷史“被終結”,當時打著新自由主義旗號的全球資本主義高奏凱歌,變得更毫無忌憚地橫行天下。俄國革命也從此繼續被不斷繁衍社會不公及經濟危機的“自由世界”所扭曲、抹黑或掩蓋,或是將其跟蘇聯的黑歷史混雜在一起去進行鞭屍。

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是當年俄國自3月8日(舊歷2月23日)爆發革命浪潮後,群眾為爭取和平、溫飽及社會正義的民主解放抗爭之高潮。1917年的俄國革命,不僅粉碎了由地主、買辦資本家及戰爭販子所統治的俄羅斯帝國,而且還震撼了世界,並改寫了貫穿整個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

正因為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對俄國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的恐懼與痛恨,所以自十月革命後,就不曾間斷地、不惜一切手段地打壓及污名化同情俄國革命的人士,並且為敵視俄國革命的反動勢力提供軍事及財務援助。在意識形態上,從反猶太人的法西斯主義者,到自由派的知識分子,都將俄國革命及促成革命成功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描繪成反文明的“瘟疫”。資本主義的擁躉們,無不主張說俄國革命不可避免地產生後來蘇聯的國家恐怖及極權主義的專政,熱衷於宣揚社會主義的“邪惡”,聲稱社會主義已徹底失敗或不合時宜,無非就是要否定一切可能挑戰全球資本主義建制的進步思想及政治替代選擇,企圖抹殺二十一世紀今天人們活在政治僵化、經濟衰退夢魘不散、生態環境破壞持續、狹隘種族主義泛濫成災等重重社會危機下尋找可能出路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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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底層民主的革命實踐

俄國十月革命,並非“自由世界”的評論家們所形容的僅僅是一場由一小批人發動的政變,也不是什麼布爾什維克革命分子的搞出來“陰謀”。這是一場數以百萬計俄國底層人民奮起反抗好戰統治階級及舊社會制度的革命行動,通過強大的群眾運動、民主的群眾集會、激進行動的動員,最終推翻了由地主、資本家及好戰分子組成的統治階級,徹底改造了整個俄國社會。這不只是一場替換政權的政治革命,也是一場徹底顛覆社會階級關系的社會革命。

早在布爾什維克發動武裝起義奪取政權之前,當二月革命爆發後,工人、士兵、知識分子等就組織起底層人民的代表議會,也就是“蘇維埃”,管理推翻沙皇後的社會日常,跟由舊建制精英、保皇派、憲政派、自由派等統治階級代理組成的臨時政府分庭抗禮,並且影響力日益擴大。到了十月革命時,臨時政府已經是失去彼得格勒大部分人民的支持,蘇維埃接管政權已經是遲早的事情。不過,正是因為失去政權的舊勢力不肯輕易罷休,加上當時西方列強對一個完全顛覆社會階級關系的新型革命政權感到恐懼,而不惜一切手段去摧毀它,也迫使十月革命誕生的工人國家走上了一條蜿蜒曲折、崎嶇不平的歷史發展道路。

十月革命後誕生的新型政權,並非一開始就是個極權的政體,而是蘇維埃民主實踐進一步擴大的新生工人國家。工人自主地控制了工廠的生產,貧農獲得土地,俄國立即退出毫無意義卻造成慘重犧牲的帝國主義戰爭,被壓迫的民族享有自決的權利(包括獨立的權利),蘇維埃的新憲法賦予女性投票權,同性戀、離婚和墮胎獲得合法化,政教分離的同時宗教自由獲得保障……這些對當時的工人、農民和底層貧困人民來說,都是不可想像改變,在今天看來還有點匪夷所思。

俄國革命家托洛茨基於1932年在丹麥哥本哈根向學生發表的演講中,有這麼一段話,描述了舊建制統治階級最懼怕的俄國革命情景:

在革命後不久,一個沙皇的軍官,查列夫斯基憤怒地寫道:“誰會相信一個看門的人或一個更夫突然變成一個法官,醫院的侍者做院長,理發匠做官,伍長做總司令,日工做市長,鎖匠做工廠經理呢?”

“誰會相信呢?”他們不得不相信。當伍長擊敗了將軍,當市長──舊日的日工──打破了舊官僚抵抗,車上擦油的人將運輸系統恢復,做經理的鎖匠將工廠恢復得能工作時,他們除了相信外,別無他法。“誰會相信呢?”讓他們且試一試不相信看。

——(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歷史意義》)

蘇維埃奉行的是工人民主,一種直接民主的形式,打破了統治階級精英對政治決策甚至是社會財富分配的壟斷,是徹底貫徹出來的民主。1917年俄國革命的過程中,工人階級和底層人民積極參與在蘇維埃中,促成了工人民主的快速成長,挑戰著資本主義社會中所奉行的“民主”政治。民主不再是由政治精英所主導的代議制民主,而是普羅人民直接參與在決定如何管理社會經濟生活的政治決策過程中。俄國革命,如同19世紀的巴黎公社革命一樣(而且是在更廣大的範圍上),革了民主的命。

被壓迫及被剝削的社會最底層,都自己站起來,提出自己的要求,並以自己的方式建設新社會去代替腐朽的舊社會,是布爾什維克活動家們的革命理想,也是革命群眾對社會解放的政治想像。不過,將工人民主進行到底的革命理想,並不是一帆風順地在革命後的俄國及後來的蘇聯付諸實現,而是在種種錯綜復雜的歷史因素下面對重重考驗與威脅,最終還被斯大林主義的反革命所斷送。

 

世上不可能存在“共產主義國家”

好些主流的歷史學家、政治學家、評論人,總是把傳統共產黨執政的一黨專制國家(如前蘇聯、中國等),稱為“共產主義國家”。不過,“共產主義國家”,本來就是一個不正確的用詞。

十月革命的初衷,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政權,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但是,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裡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裡”,而是將國家機器打碎,才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這說法出自馬克思,而俄國革命家列寧於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出版的《國家與革命》中進一步重申了馬克思主義者的這個觀點:

“我們的最終目的是消滅國家,也就是消滅任何有組織有系統的暴力,消滅任何加在人們頭上的暴力。我們並不期待一個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但是,我們在向往社會主義的同時深信:社會主義將發展為共產主義,而對人們使用暴力,使一個人服從另一個人、使一部分居民服從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將隨之消失,因為人們將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碼規則,而不需要暴力和服從。”(列寧《國家與革命》第四章)

“把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打碎”,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最重大任務之一。但是,斯大林主義官僚專政下的蘇聯,以及後來參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共產黨執政國家,所見證的卻是國家機器非但沒有被打碎,反而變得愈來愈強大,不僅僅是針對危害革命的“敵人”,也監控著甚至壓制原本是革命主體的工人階級和底層人民。這顯然就是跟十月革命的社會解放初衷背道而馳。

 

從革命到反革命的斯大林主義蛻變

俄國革命是激進民主與社會革命創意爆發的結果。這場驚天動地的革命,為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及底層人民,展現了改變世界是有可能的希望,建立更公平、人類實現自我解放的社會主義社會並不再是夢想,也因此激勵了各地的社會革命鬥爭。可惜的是,這場革命所帶來的社會解放成果及希望,後來卻在種種錯綜復雜的因素下,被斯大林主義的反革命所無情摧殘,並且以高壓的官僚主義專制政權取而代之。

十月革命要打造一個勞動人民自我解放的新世界理想,因隨後爆發的俄國內戰,及後來發生的紅色恐怖、飢荒及一黨制的確立,而日漸消失。十月革命誕生的新型政權,最後被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專政徹底取代。

十月革命走向斯大林主義官僚專政的反革命,並不是預謀的結果。這是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所產生的。這些因素包括:

i. 帝國主義和舊統治階級勢力的強烈反撲

從蘇維埃俄國誕生的一刻開始,就挑起資本主義勢力的恐慌,並千方百計地破壞這個新生的工人國家。新的革命政權建立不久後,完全沒有任何喘息的時間,就陷入了長達四年的艱苦內戰。各個帝國主義勢力為俄國的反革命軍隊提供財務、物資、武器及兵員上的援助。盡管布爾什維克領導的蘇俄革命政權在內戰中取得最後的勝利,但是已經給蘇俄的社會經濟帶來了慘重的破壞,新生的革命政權也在戰場上失去了不少具有先進革命思想的工人階級戰士。

ii. 歐洲革命的失敗造成俄國革命被孤立

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領袖——包括列寧和托洛茨基,都很清楚的知道在一國的範圍內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他們期待的歐洲其他國家之革命(尤其是德國革命),都遭遇到重大挫折。在改良主義者的背叛下,一戰後掀起的歐洲革命浪潮最終失敗,德國革命家羅莎.盧森堡、李蔔克內西等人甚至因此送命。百劫余生的蘇維埃俄羅斯完全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況。

iii. 缺乏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資源

內戰後的蘇俄,在社會經濟上受到了嚴重的破壞,百廢待興,但是卻嚴重欠缺重建經濟的物質資源。俄國在內戰結束後的工業產量,不到一戰前的十分之一,工人階級人數在驟減。布爾什維克在經濟艱巨的時刻被迫作出“讓步”,實施允許自由市場繼續運作的“新經濟政策”,但整體社會仍因戰亂破壞而處於非常貧困的情況。一個非常貧困的時期,有利於某部份人取得並且保衛物質的特權。

iv. 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冒起

布爾什維克的無產階級革命,被孤立在一個落後的國家,所造成的政治後果就是俄國無產階級在經濟落後的情況下逐漸喪失了對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直接掌握。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就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其代表人物就是掌控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職權的斯大林。以斯大林為核心的官僚層,在一系列的政治鬥爭中將捍衛革命的進步分子清除,篡奪了蘇維埃國家的政治與經濟管理權,成為特權階層。

列寧自1921年開始就察覺到官僚主義的威脅,稱這種狀態下的政權為“官僚主義的變態”。官僚主義的出現,不僅腐蝕著布爾什維克的黨內民主,也危害著新生的工人國家。後來由托洛茨基領導的左翼反對派,為了挽救革命,也是將反對官僚主義列為主要鬥爭綱領之一。可惜的是,斯大林在這場鬥爭中將革命的力量擊敗。

斯大林主義反革命的高潮,是1930年代的大清洗。幾乎所有曾經在十月革命中擔任要角的老布爾什維克,都在大清洗中被殺害。十月革命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的第一屆政治局的7名委員中,除了列寧於1924年病逝,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布勃諾夫等四人在大清洗中被殺害,連被開除黨籍後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也被斯大林派出的特務刺殺身亡,只剩下斯大林一人在他主持的大清洗中安然無恙。十月革命也因此葬送在斯大林主義的反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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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教條的政治想像

在十月革命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之所以能夠發揮重大的政治作用,是因為他們並不拘於教條化的政治理論,不斷尋求創新及實踐上的突破。

在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發展之前,19世紀的俄國反對運動主要是受到認為村社是俄國社會主義基礎的民粹派(Narodniks)思想所影響。民粹派知識分子曾發起“到人民中去”的運動,嘗試進入農村去教導農民關於進行革命的道德責任,但因民粹派知識分子跟底層農民生活脫節,最後無功而返。激進的民粹派甚至主張進行恐怖主義襲擊去挑起群眾起義,以推翻沙皇統治。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以密謀或恐怖主義的手段去搞革命,而是主張組織工人階級起來去進行階級鬥爭。

在1905年之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根據他們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得出一種革命的階段論,其主張是沙皇俄國這樣的經濟落後國家,社會必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才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這理論認為只有在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社會革命,才有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這理論認為落後國家或以農民為主的國家之革命,只是為資本主義發展奠定基礎,因為被解放的農民將變成資產所有者、生產者及小商戶或工人,促成商品市場的發展,而資產階級也才會因此出現。只有當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已充分發展起來,才有可能為建設社會主義立下經濟基礎。這理論為孟什維克所接受。

但是,經歷了1905年俄國革命的挫敗後,托洛茨基總結了革命的教訓而發展出另一套思想,那就是“不斷革命論”。托洛茨基認為,俄國的資產階級無法完全執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該是能夠帶來政治民主及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對發展俄國經濟相當重要,但是卻無法寄望軟弱的自由派資產階級去領導這場革命。因此,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不僅僅是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是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要解決種種任務時免不了要大大侵犯資產階級的財產權,因此直接將革命鬥爭推向超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落後國家只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工人階級奪取國家政權並建立新型的工人國家),才能走向民主制。正是這種超越原來教條化理論的新思維,讓布爾什維克在12年後更波瀾壯闊的革命中走得更遠。

布爾什維克成功的關鍵因素,主要是組建了嚴謹的革命政黨組織、積極推動廣泛的群眾運動,以及提出明確的政治綱領(和平、土地及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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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的歷史痕跡

盡管十月革命誕生的蘇俄及後來的蘇聯,在斯大林主義的反革命過程中幾乎完全變質,但是十月革命仍然留給世人豐富且重要的社會解放經驗。

  • 至於蘇聯的存在,也在二十世紀的社會抗爭歷史中起著重大的作用:
    蘇聯模式的存在,向現代的世人證明,資本主義不是唯一一個能夠創造社會財富的經濟制度。不是走資本主義經濟道路的蘇聯,曾經是可以跟美國分庭抗禮的強國,可要歸功於生產資料國有化及計劃經濟所奠下的基礎。
  • 蘇聯人民在挫敗法西斯主義擴張的戰爭中,付出了極大的貢獻。
  • 蘇聯的存在,間接推動了歐洲國家確立福利國制度。尤其是二戰之後,由於歐洲國家擔憂強大的工人運動會推翻資本主義建制,或向蘇聯靠攏,不得不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進行大規模的改良,建立更人道的“福利國”制度。
  • 十月革命激勵了不少落後國家的人民,組織起來反抗帝國主義霸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社會抗爭與民族解放浪潮。

十月革命不僅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事實上改寫了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

盡管俄國十月革命所誕生的全世界第一個工人國家,經歷了曲折的歷史道路,當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而最後也於二十世紀末宣告分崩離析,但是百年前俄國革命的歷史意義,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然無法磨滅。俄國革命及其過程中的社會實踐,留給了我們極其豐富的教益,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

十月革命的社會解放理想初衷,在各種錯綜復雜的因素下被埋葬,並不表示百年前的相信普羅人民可以自主決定自身共同命運的革命理想也跟著被葬送。十月革命的成果被出賣,的確是個悲劇。但是,如果我們在全球資本主義肆虐的年代裡坐以待斃,任由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生態危機、種族主義去宰割我們,才是接下來最大的悲劇。百年前俄羅斯的工人階級和底層人民向世人展示了社會解放創造另一個新世界的可能,而這個政治想像還有待由下而上組織起來的底層人民抗爭去延續下去並付諸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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