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日韓近百年工運史簡介

文:梁寶龍

受時間所限,筆者在「36日紮鐵工潮如何鍊成?」座談會系列的第二次活動「港式工潮與外地工潮比較」會上雖發表了講稿〈中港日韓近百年工運史簡介〉,卻未及將全文發表,只講出了講稿的大綱,沒有深入詳述,現將講稿全文整理發表,以補充當日的不足。該活動由香港紮鐵業團結工會主辦,於2017年10月22日下午在城市大學舉行。

 

亞洲工運

歷史進入二十世紀之初,亞洲區尚未有國家或地區晉身工業國家,所以遠東的中港日韓台等地區,沒有強大的現代工人階級。

1925年中日美工人人數比較(注一)

國家 全國人口 全國工人 工人佔人口比率
中國 四億三千萬人 一千一百萬人 2.5%
日本 五千七百萬人 一百二十萬人 2.1%
美國 一億五百萬人 一千六十萬人 10.1%

1925年中日美荷工人日薪比較(注二)

國家 男工日薪 女工日薪
中國 0.50元 0.45元
日本 1.50元 1.20元
美國 5.00元 2.50元
荷蘭 10.00元 5.00元

1920年代,美國已位居工業大國前列。荷蘭只是歐洲小國,不是工業大國,但工人工資是美國的一倍,直至現今北歐國家對工人的保障領先全球。中日的工業差距,除了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外,中國本身工業技術沒有提升,存在大量低技術廉價勞動,日本工業則已向高科技發展,把需要大量勞動力的紡織業投放在中國設廠,賺取更多的剩餘價值。

 

香港工運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一個商業貿易港,其時工業微弱,工人階級以建造業和搬運工人為主。1872年港九(英國尚未佔領新界)總共有十二萬餘人,工人有四萬五千餘人,佔三成七,搬運工人有六千餘人,佔港九工人的一成三。(注三)這些數據未包括手工業工人,新界有手工業作坊,離島的灰窰業規模和數量也不少,但未找到有關這些工人的數據。

港英統計數據有苦力(Coolie)一欄,指體力勞動者,如建築工人和搬運工人,甚至清道夫有時也稱苦力,(注四)他們是香港早期工運的主力。如1863年碼頭搬運工人和轎夫罷工、1884年反法罷工、1872和1895年的散仔館罷工等。

香港一直以來的重大罷工都帶有民族主義和反帝色彩,甚至是響應資產階級所發動的社會運動。如1844年的人頭稅罷工,起因是英商對港督不滿,煽動華商罷市,又通過買辦組織華人罷工。(注五)反法大罷工是廣東當局通過華商組織市民進行反法活動,工人以罷工來對抗帝國主義。散仔館罷工是由這些館主發動的,(注六)這期間的人力車工潮也是車主主導的。(注七)

直至進入二十世紀,香港工人階級的罷工開始多以自身要求為主,如1920年機工大罷工,要求加薪,改善待遇;1922年海員大罷工,要求加薪,確立工會地位。但他們仍不忘政治鬥爭,於1925年發動省港大罷工,矛頭直指港英,提出普選、政治平等、勞工立法等。這時鬥爭最大的特色是離港回鄉,惟省港大罷工後已沒有再使用。

當時香港工會的數量多且會員少,未能聯合一起發揮團結力量,這情況一直維持至現今。工會較少參與勞工立法工作,港英也不開放有關門徑。七十年代情況有所改變,工人組織雖然細小,但能聯合一起行動,如爭取分娩假,七日有薪假和工業安全立法等。八十年代曾一度打破政治分歧,近百間左中右工人組織為工業安全組成聯席會議,一致行動,為共同目標而努力。到了九十年代草擬基本法時,工聯會與基督教工業委員會(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簡稱CIC)起紛爭,再無法一起行動,矛盾日深,直到今天。

七十年代的罷工已沒有政治色彩,擔當主角的是公務員,如教師罷工、護士工潮和郵務員工潮等。這時出現工運與社區結合的情況,多個地區成立了地區勞工小組,如觀塘的居民勞工協會,荃灣的新青學社等,秀茂坪和深水埗亦有同類組織。

踏入廿一世紀,先後爆發紮鐵和碼頭罷工,開拓以社運與工運結合的道路。

縱觀香港工運歷程,大多缺乏民主訴求,曾提出普選要求的省港大罷工是少數例外。七十年代的盲人工潮,有大學生公開站出來支持工人鬥爭,接着來的工潮再沒有這情況,到2007年紮鐵罷工這情況才再次出現。

 

今時港式工潮

香港現時工運情況是全球罷工最少的地區,一年內只有兩宗,參與人數只有106人。工人入會比率低,沒有強大的廠房基層組織,被剝奪了集體談判權。相比之下,日韓台工會今天有強大的廠房基層組織,韓國工人更多次佔領工廠。

香港工會會員會籍重覆,常有搭便車心態,存在一個行業或一間公司內有多間工會現象,削弱了每個工會的代表性。如清潔工會有5間,公務員工會約有100間,菲傭工會有4間。

親建制的工會地位高,各工會政治立場分明,提出的勞工訴求大同小異。僱主和政府對工會分而治之,例子見諸紮鐵和碼頭工潮。工會進行防護性工作較多,出現危機才去介入協助,缺乏全盤長遠工作部署,不像日韓工會視部署為長遠的工作計劃。

香港工人入會比率雖低,但現今全球入會率趨勢正逐年下降,香港則逐年上升,各國工會入會率參看下表:

2003至2010年各國入會比率(注八)

國家 2003 2010
香港 22.15%(2002) 23.19%
日本 19.7% 18.4%
韓國 11.2% 70.0%
美國 12.4% 9.7%
芬蘭 74.1% 70.0%
法國 8.3% 沒有資料

香港工會入會人數數據

行業 會員人數 入會比率
建造業 78,658 25.9%
運輸業 68,554 37%
行政、公務員 214,655 21%

工聯會於2015年時有屬會828間,聯會11間,會員888,466人,入會率為24.9%。

現時最少會員的工會只有2名會員,分別是集賢起落貨總工會和電單車導師工會。集賢是開船起卸搬運工人(苦力)組織,在工運歷史中曾佔有重要地位,前會長黃大釗是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理事長、華商總會理事、台灣僑務委員等。

最多會員的的工會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有9萬名會員。

冬眠工會則有34間。

香港平均每間工會會員人數為1,073人,有82%的工會人數在一千人以下,這情況五年內無大變化。

四大集團工會勢力分佈(注九)

集團名稱 屬會數目 會員人數 佔工會數目比率
工聯 190間 422,903 47.6%
勞聯 89間 57,606 6.5%
工盟 90間 138,506 15.6%
工圑 27間 6,724 0.8%

 

中國工運

二十世紀初,中國是半殖民地,仍是農業國,工業開始起步,工人人數雖然龐大,只是佔全國人口比例2.5%。二十年代的主要罷工以鐵路工人為重,其次是紡織工人,如1923年京漢鐵路大罷工,而1925年上海紡織廠罷工潮,最後引爆五卅運動。罷工多帶有反帝國主義色彩,多次發生流血事件。京漢鐵路大罷工期間軍閥在沿路各站開槍殺死了52名工人;五卅運動因日本紗廠槍殺工人而引致工人和學生上街示威,英租界巡捕再開射殺示威者,而引發全國的反帝運動;省港大罷工是支持五卅運動而發動的,省港大罷工期間的某次遊行,英軍在廣州沙面槍殺遊行群眾。

進入三十年代,中國政治罷工減少,經濟罷工仍不斷發生,亦很少提出基本民主訴求,如普選等,工會有參與勞工立法。

五十年代中共建政後,全國所有工會整編統一在中華全國總工會下,沒有其他的工會,若有也是不合法地存在,差不多沒有發生過罷工。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引入外資,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當工人,勞資糾紛開始增加,進入二千年出現本田車廠不同地方的廠房一同罷工。在中國出現罷工,工會未必會協助工人爭權益,政府多偏幫資方,甚至以武力鎮壓。這時開始有NGO工人組織,今年《NGO法》(全名為《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正式實施,加緊監管和控制,打擊了工人運動。

同是亞洲區社會主義開放國家越南則與中國相反,於九十年代對外資開放後,2007年有七百宗罷工,工會多會協助工人爭取權益。裕元鞋廠罷工,中國和越南的分廠也有工人參加。(注十)

 

日本工運

十九世紀日本尚是農業國,全國人口總數為四千萬人,當中有佃家一千五百萬人,小農二百萬人,小雜業職工一百萬人,企業僱傭工人四十萬人,漁民三萬人,無職業者一千餘萬人。(注十一)農民的租稅佔國家收入的八成多。(注十二)

日本工業化初期,紡織業是工業支柱,業內女工人數比男工多。全業工人總數為四十七萬五千人,當中女工有四十餘萬人,佔八成。(注十三)日本全國20歲以下女工有三十萬人,即工人中有六成是未成年女工。住在宿舍的有三十五萬人。(注十四)日本工人多住在宿舍內,小店舖也是如此。中港工廠絶大部份沒有宿舍,店舖傭工則或會住在店舖內,有看守店舖防盗的作用。

中國工人情況也與日本相似,1910年時全國五百人以上工廠總人數是近十六萬九千人,紡織業有十二萬二千餘人,佔工廠工人的七成。(注十五)1912年全國工人總數是六十六萬人,女工總數是近二十四萬人,佔三成半以上。(注十六)印度也是以紡織業為重,紡織工人是工運主力 。

進入二十世紀日本大力發展重工業,逐漸扭轉了男女工人數對比,男工人數逐漸比女工多。(注十七)

日本工會數目於1918年有107間,1923年增至432間,增加了四倍。1923至1924年間,工會會員由十二萬五千增至二十二萬八千餘人,增加了一倍。勞資糾紛於1930至1931年間有二千宗,參加人數約為數十萬人。(注十八)

日本工運初期以紡織工人為重心,接着政府要成為軍事強國,大建軍工廠和煉鋼廠,工運遂由這些製造業工人主導。他們與社會運動結合,提出民生和基本民主訴求,發生多次騷動。1918年農村婦女發起米騷動,城市工人起來響應,擴大為全國各地的暴動。接着來的日本社會運動以工人參與為開始,得到農民響應和支持,走向工農結合。韓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中國則工農各自發展,香港則沒有農民運動。

三十年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推出《國家總動員法》,因此大力打壓工會,但另一方面為了保證軍需品的生產,政府又推出保護工人措施,故此工人地位得以提升,為投降後的澎湃工運奠下基礎。

日本投降後,1946年在日本共產黨發動下,國鐵和海員於8至9月間舉行反解僱鬥爭,電產、報紙、通信、全炭(全日本石炭)等行業逐開展全國性的10月鬥爭。(注十九)他們於11月成立「全國官廳工人工會共同鬥爭委員會」(簡稱共鬥),下轄13個單位,會員二百六十萬餘人,計劃於1947年7月2日舉行全國大罷工。(注二十)共鬥的罷工在駐日美軍禁止下結束。

1948年日本公務員提出加薪要求,駐日美軍致函日本政府要求限制公務員的罷工行動。日政府逐頒令否定公務員的集體談判權,結果引致日後更多罷工。(注廿一)

國營鐵路於1949年,根據《定員法》解僱十萬餘工人,鐵路工人展開反解僱鬥爭,令全國鐵路運輸癱瘓。美軍為了安定繁榮,又再次禁止工人罷工,政府更向鐵路工人發出《警告書》,由此出現一連串陰政治事件,有政治人物死亡,當局乘機逮捕日共和工會領導。(注廿二)

1973年的春鬥,鐵路工人按章工作,引發市民騷動,毆打司機,搗毁車廂。(注廿三)而1974年春鬥目標是加薪,平均得到在起薪點上加薪33%。(注廿四)

1975年日本公營僱員爭取罷工權,公營鐵路工人沒有參加罷工,市民反應冷淡,只有小量學生支持。罷工一星期後失敗結束。有1,050名罷工領導人以非法罷工罪名被開除,公營工運從此萎縮。私營企業在通脹下為保盈利而進行減薪,工運出現退潮。(注廿五)

2008年金融風暴令日本出口大減四成,2009年失業率飆升,失業工人不能回宿舍,無家可歸,流落街頭,東京日比谷公園有一個五百人的帳蓬村,收容無家可歸的失業工人。(注廿六)

 

韓國工運

二十世紀初的韓國是日本殖民地,也是農業社會。1904年首爾開始出現工廠,半農民和半工人佔人口很大比重。(注廿七)

在日本壓制下,韓國工運不活躍。日本在二戰戰敗後,1945年11月朝鮮工會全國評議會成立,要求實行最低工資制,八小時工作制。(注廿八)朝鮮工會全國評議會成員主要來自左派,有屬會1,140間,會員五十餘萬人。(注廿九)與之相比,1945年12月全國農會總聯盟成立,屬會239間,會員三百餘萬人。(注三十)從這兩會會員數字可見韓國仍是農業社會。

1946年9月24日,釜山鐵路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工作條件和配給糧食等。隨後出版、郵政、交通、食品和電力等行業工人也參加罷工,參加罷工工人達二十餘萬人。朝鮮工會全國評議會提出政治要求,釋放左翼領導人,打擊恐怖行動。駐韓美軍和韓國政府動員軍警鎮壓罷工。(注卅一)

1965年南韓全國有工人七百五十六萬餘人,1998年增至一千七百餘萬人。1969年全國有罷工130宗,1970年增至165宗,1971年大增至1,656宗,比上年增加十倍。1985年勞資糾紛有165宗。1987年工會有2,742間,會員人數為一百萬餘人,1989年增至7,61間,會員人數增至一百九十萬餘人,工會增加了近三倍,會員人數增加了九成。(注卅二)

1970年南韓製衣工人全泰壹手抱《勞動基準法》自焚,控訴《勞動基準法》不能保護工人。

1971年9月,韓進商社派到越南工作的工人及家屬四百餘人,要求立即支付拖欠工資,在大韓航空大廈放火和示威。(注卅三)

1974年9月,蔚山現代造船廠二千五百名工人進行了抗爭,要求增加工資,不准無理解僱,保障工會等。這時沒有工會組織的紡織業、金屬業和化工業也組織了民主工會。這時教會和大學生介入工運,培訓工人領袖。(注卅四)

八十年代南韓經濟起飛,勞資糾紛增多和激烈,出現多宗大規模工潮,工潮帶有暴力成分,多番佔領工廠,得到社會各界支持,政府出動軍隊鎮壓。曾有一名工人長期佔領工廠高塔,高塔之下有工人和群到來保護。

1980年4月江原道攻擊御用工會,與警員武力衝突。(注卅五)接着同月下旬發生江原道舍北煤礦事件,數千工人要求改善待遇,工運再活躍。(注卅六)

1985年6月以首爾九老工業區為中心,10間工廠的二千五百名工人抗議政府對大宇服裝工會的鎮壓,發動九老同盟罷工,結果有一千餘名工人被解僱。(注卅七)

1987年7月5日現代發動機公司民主工會成立,展開大規模鬥爭,公司用御用工會奪取工會成立申報表,引致衝突,政府派軍警鎮壓。及後各大廠都成立了民主工會,白領工人紛紛成立工會。1991年全國的民主工會成立全國工會協議會,脫離大韓勞總,(注卅八)於1995年11月,進一步成立了全國民主工會總聯盟。(注卅九)

1997年1月15日,南韓全國一千九百間工會,七十五萬餘工人發動大罷工。在野的民主勢力及在野黨,成立勞動法、安企部法改惡撤回暨守護民主泛國民對策委員會,宗教界也提出兩惡法無效訴求,要求總統金泳三(1927-2015)謝罪。 (注四十)南韓的工運是與民主運動結合,得到學生投入支持。

 

工運與政黨及宗教

日本和韓國工運頗受宗教界的影響,中國工運則鮮有宗教影子,基督教青年會曾在中國進行工人教育工作,沒有直接參與工會運動。基督教在香港推動了童工立法和廢除妹仔運動,也沒有直接參與工會運動。

中港日多宗重大罷工都與政黨有直接關係,中日朝都有公開的「工人政黨」,日本且有多個工人政黨。香港近日始有工黨成立。中國共產黨和朝鮮勞動黨都是執政黨,日本社會黨也曾短暫執政。

 

亞洲與國際工運

中國曾是亞洲民族運動的中心,共產國際派員駐廣州和上海,指揮亞洲各國如何進行革命,提出以工運與民族運動結合,發動反帝鬥爭。主張由資產階級來領導運動,以工人為主體,走聯合農商學的革命路線。印度、越南、韓國和日本的革命者都曾匿藏在中國,指揮本國革命的進行。

赤色職工國際在中國設立泛太平洋職工秘書處,指揮亞洲太平洋區的工運,並先後在廣州和漢口召開泛太平洋勞動大會。香港海員工會的蘇兆徵(1885-1929)是主要領導人之一。

日本戰後初期的罷工,美國認是蘇聯指使的。冷戰期間,美國在香港扶植國共以外的第三勢力,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於五十年代在香港支助工人組織「自由工會」(注四十一),作為世界反共勢力的一環,以打擊共產黨的發展。「自由工運」使香港同一行業或廠房,因國共問題已出現兩間工會的情況更為擴大和嚴重,工會間紛糾更多,工會力量更為細小。自由工會曾有42間,2006年只餘10間仍在勞工處登記。

某國際勞工組織代表曾說,越南制訂勞工政策前會與國際勞工組織聯繫,香港則在制訂期間才聯繫,中國則在制訂完成才進行聯繫。


注釋:
一. 劉明逵等主編:《中國工人階級歷史狀況》第一卷一冊(北京:中央黨校,1985),第41頁。
二. 同上,第462頁。
三. 姚穎嘉著:《群力勝天》(香港:三聯,2015),第41頁。
四. 參閱龍龍少爺:〈苦力一詞的歷史──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五十七回筆記〉,載《香港工人的故事》。
五. 詳情參閱梁寶龍:〈1844年反對人口登記法的罷工〉,載梁寶龍著:《汗血維城》(香港:中華,2017),第8-16頁。
六. 詳情參閱姚穎嘉著:《群力勝天》。
七. 詳情參閱馬冠堯著:《車水馬龍》(香港:三聯,2016),第50-88頁。
八. 周奕:《香港工運史簡篇》(香港:利訊,2013)第279頁。
九. 這些工會數據來自職工會登記局:《香港職工會統計年報》。
十. 蕭裕均講:〈中、越工潮狀況對香港工運面對威權政府的啟示〉,在《港式工潮與外地工潮比較》座談會上發表(香港:香港紮鐵業團結工會主辦,2016年10月22日)。
十一. 關捷總主編:《中日甲午戰爭全史》(戰後篇)(長春:吉林人民,2005),第663頁。
十二. 戈登著:《200年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學,2014,增訂版),第194頁。
十三. 同上。
十四. 同注十一,第662頁。
十五. 同注一,第208頁。
十六. 同注一,第220頁。
十七. 同注十二,第194頁。
十八. 升味准之輔著:《日本政治史》,第三冊(北京:商務,1997),第635頁。
十九. 雨宮昭一著:《佔領與改革》(香港:中和,2016),第146-147頁。
二十. 同上。升味准之輔著:《日本政治史》,第四冊,第912頁。
廿一. 同注十九,第171-172頁。
廿二. 王保明主編:《日本簡史》(上海:上海人民,2006),第158頁。
廿三. 同注十二,第375頁。
廿四. 同注十二,第374頁。
廿五. 同注廿三。
廿六. 同注十二,第444頁。
廿七. 高麗大學校國史研究室著:《新編韓國史》(濟南:山東大學,2010),第210頁。
廿八. 同上,第282頁。
廿九. 同上。
三十. 同上,第283頁。
卅一. 同上,第282頁。
卅二. 同上,第284-286頁。
卅三. 同上,第285頁。
卅四. 同上。
卅五. 同上。
卅六. 同上,第286頁。
卅七. 同上。
卅八. 同上,第286頁。
卅九. 森山茂德著:《韓國現代政治》(台北:五南圖書,1998),第081頁。
四十. 同上。
四十一. 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2009),第313-3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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