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區龍宇

任何人參加過傘運，都會留下一種莫名的感覺，就是忽然間，自己與千個萬個陌生人有了奇妙的聯繫，一種共同命運的感覺。或者，這就是共同體。今年 9.28 的週年演唱會，題目便是《共同體》。

港人過去不是沒有共同體，不過那是殖民主義者作主的共同體，港人不過是臣民。今天港人也不是沒有共同體，不過那是另一個殖民主義者作主的共同體，港人仍然是臣民。其實港人從來都活在威權主義下，分別的只是統治者的執行力度。

自治，準備好了嗎？

只要統治者柔性執法，對很多人來說，繼續做快樂臣民，仍然無所謂的。然而，現實是，欲求做快樂臣民而越來越不可得。傘運爆發，就是為了命運自主。傘運為未來的港人民主共同體，鋪好了一塊磚頭。這塊磚頭，叫奉獻精神。這是之前那一代人所不具備的；不具備，是由於早已被難民／移民／臣民的心理填滿。

但隨後的幾年，也越來越提出一個問題：港人，尤其新一代，又準備好建設自主的共同體嗎？他們已經鍛煉出自治的能力了嗎？傘運的過程、結局、後續，都說明了其實沒有。

人是合群動物，合群即共同體 (community) 。文明的發展，必然形成不同層次的共同體，從社區到城邦以至國家，也就是從局部自治團體一直到政治共同體。政治共同體大概經過三個階段，除開原始社會的第一階段，從有文字的歷史開始的第二階段，幾千年以來幾乎所有政治共同體都是君主制，都是少數精英騎在多數勞動人民頭上，榨取其血汗的一種極端不平等共同體。古代雅典民主共同體，可說是例外，且壽命不足 300 年。只有到了第三個階段，從 17 世紀的啟蒙時代，歐洲才再出現來自中下層的民主力量，或者要求限制王權，或者乾脆主張民主共和國。民主奮鬥的時代來臨了。

到了 2000 年， 192 個國家中， 160 個至少表面上都實行代議民主選舉。雖然當中很多徒具形式，但至少反映了，連獨裁者都要表面上承認主權在民，不在君主，不在上帝，亦不在黨。代議民主當然並非人人讚好，保守派視為導致社會秩序崩潰的元兇，激進派批之不夠民主。但民主的長征總還在繼續。但香港明顯大大落後。落後到什麼程度，如果拿外國歷史經驗比較一下，就不難看出：

1 局限於個人或小團伙

很多人都想對民運有所貢獻，卻總是問「自己可以做什麼」。其實，作為個人，能夠做的有限。要為共同體添磚加瓦，需要合群成力，需要少說「自己可以做什麼」，多說「大家一起幹」。然而，傘運所揭示的，正正是連民主派群眾，也往往欠缺那個合群為力的意識。最多，就是合成小團伙、一人黨，較多建基於私人感情而非一個共同思想綱領，所以經不住事變的考驗。不久前的特首選舉，為了是否「食薯片」，居然令一些團體分裂。

2 缺乏民主習慣

合群就需要多少建立一種比較明確的權利與義務關係。這才是共同體。合群的第一個工作，往往就是召開群體會議，作出決定，促進共同事業。澳洲學者基恩 (John Keane) 的《生死民主》一書^[1]，講到古代民主制度時（如雅典），便稱之為「大會民主 (assembly democracy) 」，即公民召開大會直接管理國家事務。之後雖然中斷，但是，從 16 及 17 世紀開始，這種民主又再重現。至今，歐美國家的小城鎮，不少仍然保留著這種直接民主。有學者研究了美國 210 個城鎮的 1500 個鎮民大會，發覺鎮民都非常積極參與公共事務。^[2] 2011 年佔領華爾街，佔領者當時立刻就組成群眾大會，確立投票方式和其他分工。

傘運卻連形成一個廣泛的民間團體聯合陣線都做不到，連八九民運也不如。那唯一的演講平台，也時刻受著所謂盟友拆大台的風險。傘運從頭到尾都是散沙一盤，傘後更加如是。

3 公共議政能力不足

很多人對於「何謂民主」一問，都會答曰「少數服從多數」，水平稍高者則再補充「少數權利也得受保護」。但把民主兩字集中在「決策」方式上，本身就大有問題。決策之前的公共商議，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共同體的公民精神，就是從這種公共議政，理性論爭，求同存異中，培養出來的。但要有高質素的商議，首先要懂得開會。會議規則決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一種政治能力，一種能夠同時平衡個人意見和集體決策的政治能力。無此能力，便容易出現無謂糾紛以至個人衝突。

中國人不懂開會，難怪孫中山在 1917 年，要寫出《民權初步》來教中國人開會。大陸有位公知袁天鵬，有一本《可操作的民主—羅伯特議事規則下鄉全記錄》一書。他在美國留學，參加當地學生會及其會議，才第一次感覺到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別。他說：

「千百年來，我們習慣於兩種模式，一種就是這個集體裡面有一個強人，其他人被這個強人踩在下面，而另外一個結構是沒有一個強人，所有人就打成一鍋粥。…既不想把別人踩在腳下，也不想被人踩，群體共處，平等合作，這就是所謂『自治』。怎樣實現自治？一夥人怎麼才能形成一個決定？… 答案是西方人現成的辦法，就是議事規則。」^[3]

有人說，嘿嘿，我不是中國人，我是香港人。若以為改稱身份，便等於一切至善皆備於我，一切中國人劣根性皆已洗清，這未免太天真。

4 我們沒有強大公民社會

不少人認為，雖然港人政治意識不足，但至少具有強大的公民社會，可資爭取民主。傘運剛好說明不是那回事。

能夠合群為力，便能夠建設有力量的社會自治團體，不論是學生會、工會、基層街坊鄰里組織，還是各種興趣協會。但香港的社會自治團體，往往沒有力量，因為多數會員不過存在於紙面上，而少數的活躍會員，平素民主訓練也很不夠，難以合群成力。學聯雖然開啟了傘運，但高潮一過，很快便暴露了自己活躍成員太少的瓶頸。公屋互委會及業主法團也不會好很多。外國工會無論如何弱，亦比較香港強，一個原因，就是會員願意交較高會費（外國一般都是月工資 1 – 2% ），但香港的不願意，其會費少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不願有更多奉獻，如何合群成力呢？

再到政黨一層，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外國很多民主派政黨，在全職黨工與支持選民之間，還有一個活躍黨員層，他們是志工，沒有薪水，但活動於自己的社區和職場，起著黨與選民之間的教育與橋樑作用。但在香港，這個活躍黨員層數量非常少，與政黨所得票數不成比例。

5 未曾反殖，焉有自治能力

港人善分不善合，當然不是港人自己選擇那麼簡單。在一個虛假共同體如殖民地，首先是殖民政府刻意愚民，刻意分而治之，才造成港人不能合群成力。法國保皇黨政治家邁斯特 (Joseph de Maistre) 有句名言：「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把這話反過來講，變成「有怎樣的政府就有怎樣的人民」，一樣有點道理。有殖民政府，民眾必被搞成散沙一盤。英國殖民主義政府，非常狡猾。例如，雖然它在管治後期容許工會，不過，就把條件降低到全世界少有的程度，只要夠七個人就可以成立工會。於是，香港工會雖多，卻非常小型和分散，非常有利於殖民政權分而治之。中共接收香港，當然樂於繼承這些做法。

全世界的殖民地政府都對原住民分而治之，並非香港獨有。香港獨有的，乃是在戰後以來，絕大多數港人，居然不像其他各地，從未反殖。^[4] 未曾反殖，又如何培養出自治能力？好，現在要補反殖的課，要獨立，好得很。畢竟，只要人民醒覺起來，就能打破那種「怎樣的人民和怎樣的政府」的惡性循環。但是，要補反殖的課，就不可能戀殖，不可能幻想英國政府現在會為你小小香港出頭。其次，反殖和獨立，不光是口號。如果連建國大綱也講不出，又如何建國？如此輕浮，如何建設港人民主共同體？

6 只做經濟動物，不做政治動物？

亞里士多德說過一句話：人是政治動物。然而，殖民主義卻一直強迫港人只做經濟動物，不可干涉政治。只是到英國統治的最後三十年，才多少改變政策。港人長期政治冷感，也自此有所改變。然而，如何才有更大的改變呢？這就需要有個一針見血的論述。

孫中山解釋過：政治是眾人之事，所以大家都應該關心政治。這句話很多人套用，其實不好。政治是權力的分配。這個說法更加好。如果普羅大眾自己不去參與政治，爭取權力，實則任由大鱷來私下分贓權力，籍此掠奪人民血汗。正因為我們不去努力過問權力分配，所以強積金變強搶金；公共土地變成天價棺材房；政府盈餘變成大白象等等。幾時港人變回政治動物，而已成政治動物者，又幾時合群成力，那時港人才會得救。

普羅大眾政治冷感，當然有物質原因，那就是大家都要謀生奔波。但外國早就發明了對付辦法：提高勞動者待遇，縮短工時，讓打工族可以參與政治。所以，外國的工運，同時也是民主運動，或者反過來也一樣。反觀香港，民運總是齋普選，不和改善民生和勞動待遇掛鉤，理由是「不要嚇怕商界和上層中產」。然而，遷就這兩伙人遷就了幾十年，民主來了嗎？沒有。所以，香港民運要能吸引大眾，就需要結合民生運動。

7 自由放任明益誰？

經濟動物，亦非港人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是 160 年來殖民主義強加於我們的。經濟動物不過是所謂自由放任，自由競爭的產物，這種制度塑造了高度競爭的個人主義，和純粹的經濟人。有人說，這種制度有何不好呀，有競爭方有進步嘛。問題是，永遠處於生存競爭的，只是普通華人百姓。殖民主義者，不論是從前的英國人，還是現在的西環人，或者高等華人，這些統治集團永遠處於生存競爭之外的，因為他們早就分好贓，各自壟斷部分國計民生來發財。他們之間當然也會狗咬狗，但是在迫使普羅市民互相廝咬競爭上面，卻高度一致。

有競爭就有進步，這並非全錯，但非常片面，因為它忘記了另一面：有合作才有進步。就算是競爭，也要分清楚，究竟指的是什麼競爭：是一般的智力競爭，還是市場競爭；資本主義市場的競爭，又和小商品生產的市場競爭絕不相類；即使是資本主義市場競爭，也有有節制的競爭，和完全放任大魚吃掉小魚的惡性競爭。一個奉行無節制的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社會，市民之間先自天天互相撕咬，哪會有什麼民主的共同體呢。很明顯，自由放任只是惠及統治者的制度，並非有益於香港市民。可惜民運對此反省不足。

8 有公共福利才有共同體

另一個有害共同體的東西，是貧富懸殊。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早就指出：「私人金庫中的金子的積累，是榮譽整體毀滅的根源。」公民互相攀比，都成了財迷。^[5] 這種政體必然墮落。

後來盧梭也強調：「想使國家穩固，就應該使兩極盡可能地接近； 既不許有豪富，也不許有赤貧。這兩個天然分不開的等級，對於公共幸福是同樣致命的。」^[6]

正因為這樣，才需要各種社會運動來迫使政府執行分配正義。戰後的福利國家，就是這種運動的產物。但香港的民主運動，一直囿於齋普選的單議題改良，很少從制度上爭取財富再分配，建立普遍的社會保障。反之，任由「富者連綿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狀況繼續，只會使民主共同體胎死腹中。

9 迴避憲政，焉可自主？

三十年來，香港的民主呼聲，迴避過問憲政，既不打算挑戰毫不民主的基本法，更不挑戰中共統治的假憲政，只求在兩個法理框架下，做些小修補，以此為進一步分享權力的支點。一般民眾，更加對於基本法/憲政議題，非常陌生。但既然事實證明，共產黨連齋普選這種溫和改良也斷然拒絕，那麼，今後民主派如果不追求真正民主主義的憲政，就只能繼續被欺負被欺騙。

10 需要民主啟蒙運動

港人如何把散沙煉成政治共同體，需要好多條件。港人雖然缺少這些條件，但這些條件，本來是只要肯學習就不難創造出來的。可惜過去幾十年，泛民致力於選舉運動而非民主啟蒙，所以才有今日之困局。但如果大家從今日起努力補課，發動全民民主啟蒙，則未嘗不可克服弱點，共創明天。不可忘記，歐美有今日之深厚民主傳統，最早是從17世紀的啟蒙運動中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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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1] 《生死民主》，中央編譯出版社，北京， 2016 年。
[2] Real Democracy: The New England Town Meeting and How It Works, Frank M. Bry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3] 《可操作的民主》， 39 頁，浙江大學出版社，杭州， 2012 .
[4] 這裡沒有計算中共所策動的六七暴動，也沒有計算人數非常少的反殖左翼。
[5]「隨著財富與富人在國家裡日益受到尊重，道德與有道德的人則受到輕視。人們尊重富人，使富人成為統治者，蔑視窮人。在法律中規定擁有多少錢才能有公民資格。」帕拉圖《理想國》第八卷， 303 頁，華齡出版社，北京， 1996 .
[6]《社會契約論》，二卷十一章，頁 70 ，商務印書館， 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