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下的左翼自省——柴納•米耶維的新書

翻譯:蛇夫

 編者按:本站之前刊登的書評介紹了柴納·米耶維(China Miéville)的新書《十月》(October)。米耶維的幾本小說都獲獎。他本人也是一個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和社運活躍分子,正如他在《十月》一書末尾寫道:“當然,這是俄國的革命,但它也屬於其他國家,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同樣的革命可以在我們這裡發生。如果1917年革命的使命並未完成,那就要靠我們去完成。”

最近,“歷史唯物主義博客”刊登了一篇他和歷史社會學家埃裡克·布蘭克(Eric Blanc)關於十月革命及其在今天意義的對談錄,我們可以從中更深入瞭解米耶維的政治觀點,也可以發現一些並不廣為人知的歷史細節。以下是該文節譯。


 布蘭克:1917的關鍵之一,是歷史和大眾意識的快速轉變——我讀過的回憶錄中,最常見的比喻是把革命比為旋風。在《十月》一書中,你認為列寧最重要的特質之一,就是對快速變化和政治突發事件的應變能力。你如何評估當時事變參與者在面對1917“旋風”時的應對方法?這些方法在今天仍有參考價值嗎?

米耶維:我一直都很清楚地知道,事情的改變可以快得令人頭暈目眩,這也是為什麼我從不接受那些“在這個時代永遠不會有本質改變”的悲觀論調。如果說1917的一個教訓不斷重複出現,那就是變革之快了。另外我還想說,就像《國家與革命》裡寫的,親身經歷這種快速變化,可比只是事後閱讀或描寫它們要快樂和有用得多。

就1917本身而言,我經常會覺得,除了個別例外,孟什維克知識份子——包括其中非常有才華的人,都有削足適履的傾向——強要把面前的現實套入他們的理論模式中去,而不是對現實的複雜性展開分析。托洛茨基與別不同。而列寧雖然在理論上沒有前者那麼豐富,但驚人的反應速度是他的卓越之處。所有人都對列寧的敏銳感覺評價甚高,但這並不意味他從不出錯。他錯了很多次——在七月時,在應對科爾尼洛夫(兵變)時;關於十月起義時他的某些立場也值得商榷。但他的不同尋常之處不僅僅是能夠感覺到事情的變化,更重要的是,他願意為此徹底改變之前的觀點。他完全不會因為感情用事而固守之前的立場,這是非常令人欽佩的。

布蘭克:我很喜歡你書中寫的那些小插曲,你似乎都對有這樣一位領袖的布爾什維克黨員抱有同情了。

米耶維:確實如此,列寧在1917年秋天躲藏的時候曾大發雷霆,因為覺得他的同志們還在印發他兩周前寫的東西是完全的錯誤。

 

布蘭克:還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存在,才令許多事情變成可能。列寧不僅僅是閱讀報紙,作為一個組織者,他能夠從自己的同志那得到一線的報告,報告者本身也是事件的參與者,而且也在評估形勢。如果忽視這點,就只剩下列寧是天才的結論。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1917年之後,中層骨幹和包括列寧在內的最高領導層之間的這種活躍互動瓦解了。

米耶維:你說到點子上了,列寧在1917年非常、非常關注中間層的報導和立場,即使他不喜歡自己聽到的東西。愛德華·杜恩的回憶錄《赤衛隊筆記》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記載,你可以感受到那些投身革命的骨幹是以非常敏感的方式來參與政治的,比如辯論、學習等等。你說的很對,這些都是列寧的耳目。但即使如此,列寧本人也還是非常卓越的。例如,同樣掌握這些資訊的其他人就沒有做出相同反應。

布蘭克:近年來最可喜的發展之一,是社會主義政治在年輕人中的復興。復興體現在左翼社會民主主義(以不同方式)的崛起,比如英國的科爾賓和美國的桑德斯。一方面,這是令人激動、鼓舞的,為激進政治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但同時,這也意味著對社會民主黨曾經的歷史角色有一個清醒認識,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在1917年的俄國,真正貫穿全年的辯論是發生在激進分子和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等溫和派社會主義者之間的——雖然“溫和派社會主義者”一詞並不確切,但很難找到更好的名稱來概括他們。後者中的許多人在五月份加入了臨時政府,並迅速放棄了他們自己的綱領和目標。今天的人們往往不知道這些政黨在1917年初宣揚的政策是何等激進。在《十月》一書中,你特別描寫了馬爾托夫領導的孟什維克左派的歷史性毀約——他們在十月革命之後退出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你認為溫和派社會主義者在1917年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嗎?我們能否期望今天的社會民主黨會和百年前的有不同的作為?

米耶維:如你所說,“溫和”這個形容詞實際上並不能幫助理解,而且非常容易誤導。這裡其實包括了非常寬泛的政治派別,其中也有很多相當激進的。所以我覺得用這個詞是要加引號的。

關於“是否有其他可能”這個簡單的問題,我覺得不需要有很大爭議——答案是肯定。很多參與(退出蘇維埃)者過後都非常後悔。比如我認為孟什維克左派的蘇漢諾夫在彌留之際就很後悔退出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他認為沒有和馬爾托夫分道揚鑣並留在會場是自己“最大、最不可磨滅的罪行”。[1]

值得強調的是,就在事件發生前幾個小時,各方(包括托洛茨基)都同意應有一個廣泛的社會主義政府,而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獨佔的社會主義政府。現場的記錄者意識到,這樣的話,將是很棒的協議。我認為之後發生的事情是令人痛心的,因為完全可能有一個非常不同的結果。即使右翼社會主義者無論如何也要退出,但還是有很多非布爾什維克代表是非右翼的,如果他們留下,可能會大大改變蘇維埃政府的走向和處事方法。

布蘭克:俄國革命的一個重要遺產,是它在國際範圍內刺激了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新方向,也就是廣為人知的列寧主義。從那以後,有關歷史上布爾什維克黨的性質以及哪些經驗具有普遍意義的辯論就一直沒停過。我很欣賞的一點是,你在書中不僅描寫了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能量和它促成十月革命的重要性,也描寫了它的複雜性、衝突和錯誤。你認為這些關於打造一個黨的遺產在今天有什麼意義? 

米耶維:首先一個重要警告是,簡單複製那種對布爾什維克來說有效的特定模式是荒謬的(媚俗是左派的一個問題),但我並不質疑把黨作為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我不是一個橫向聯繫主義者[2]。列寧主義最基本的東西之一,也是我認為仍具有力量的,就是把打造一個黨看作一種關於意識的理論,去了解意識對人的影響,以及意識如何改變等。

布蘭克:特別是意識發展的不平衡……

米耶維:對,包括在黨內、領導層內,也有意識發展的不平衡。別說“先鋒隊”了,有時無政府主義者(或所謂的民主右翼)連“黨”的概念也要攻擊,說這是精英主義,是蔑視工人階級。

這其中有許多是惡意攻擊,但對於那些嚴肅的質疑,我的回應是:我相信人的想法是會改變的。我自己也有過很多這種改變,包括身在政黨的時候。所以問題是:政治主觀性是如何變化的?你提到的不平衡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在我看來,一個黨只要不至於迂腐僵化為神主牌,那麼,黨就是把兩個東西結合起來的蠻不錯的辦法,即既顧及政治目標,又顧及意識既存在又改變且亦不平衡這個事實。

布蘭克: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史》中寫道,布爾什維克黨儘管有其嚴重的弱點,但卻是“相當合適的革命工具”。

米耶維:對,黨就是一種工具,我也儘量不對此感情用事。但要重點強調的是,黨不是讓你高高在上發出指示的,相反,它不時要(對群眾)發揮刹車和克制的作用。讓我為之動容的是,一些政治大戲(不僅僅是俄國革命)的關鍵時刻,時常不是“先鋒隊”告訴人們該做什麼,而是叫大家“停止”,呼籲大家克制,努力控制那些雖然完全可以理解但暴烈的階級怒火,比如階級報復。

來自右翼的攻擊是不會休止的。但左翼自己在這個問題上也並不總是對的,因為左翼之看待建黨這個事業上,有時是僵化的、感情用事的、媚俗的。

布蘭克: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你認真研究歷史的時候,你會發現,布爾什維克多年來的變化是如此之大,他們犯的錯誤是如此之多,而且,與此相關的是,今天的社會主義者一樣仍有不少問題。馬克思主義者通常不會否認這些觀點,但我們實際書寫歷史時往往有些不加批判,因此從這些經驗中吸取的教訓有時可能會點千篇一律……

米耶維: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的許多左派無法承認錯誤這件事,也令我感到沮喪。 這就是為什麼我在書中略微嘲笑了列寧對科爾尼洛夫事件的回應,因為這是依我所見他最接近承認錯誤的一次。但是,他把該事件描述成“徹頭徹尾難以置信的轉折”,就好像是現實本身犯了錯誤。我認為我們必須克服對承認錯誤的過敏反應,不管是在政治活動中還是在分析問題時。因為這種過敏反應仍是很常見的。

布蘭克:作為總結,能談談你設想中《十月》一書能有怎樣的政治貢獻嗎?到目前為止,該書反響如何?這些反響顯現出的人們對俄國革命的認識現狀是什麼?

米耶維:我越來越覺得,我們正處於一個資本主義及其所有相關贅生物在全球範圍內僵化衰落的時代。感到自己被狗屎和惡意的海洋包圍,現在可能並不是偶然現象。對我而言,懷有好的信念變得越來越重要;和那些持不同意見者進行誠實的辯論,讓我愈發感到這一重要性。我並不單指左翼。我也真心認為嚴肅的自由主義者,甚至右翼,都應該就這些問題展開討論。我不能忍受的是那種胡說八道的自由主義“萬能格言”,比如“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或者“想法很好,但永遠不會奏效”之類的。

對《十月》一書的評論大多數是積極的,包括來自左翼之外的評論。這很有意義。歷史學家希拉·菲茨派翠克(Sheila Fitzpatrick)的評論讓我感到特別高興和感激。她持有與我非常不同的政治立場,對俄國革命的看法也不同。她寫了一篇非常認真、周全、學術和豐富的文學綜述。多年前我讀到的第一本關於俄國革命的書就是她寫的,那本書對我感染很大。年紀越大,我越想進行啟發式閱讀,看看我能從書中得到什麼——我非常高興《十月》也能提供這種閱讀體驗。

另外還有其他驚喜。這本書意想不到地入選了“福布斯2017年夏季閱讀榜單”,福布斯雜誌對它的介紹是“一群破壞者改變了有幾百年歷史的制度”的故事——你知道的,這個制度就是沙俄。

這本書的第一目的,就是為那些不一定瞭解俄國革命卻想知道什麼時候發生了什麼的讀者講述這個故事,告訴他們革命的代價、節奏和事件。這不是專為左翼寫的俄國革命歷史,而是為每個人寫的。不過,這是一個左翼分子為每個人寫的俄國革命歷史。

所以可能至少有一個簡單的政治貢獻,就是它讓人們對這個故事感興趣。也可以說,讓人們覺得需要去談論俄國革命,就是一個成就。老實說,總的來說這本書還不夠成功,為此我有一點沮喪。人們對這本書的評價令我滿意,但我覺得在一百周年的當下,人們關於1917的討論比我希望的要少。

在過去,削弱1917的影響的方式是譴責它。但我懷疑,在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削弱它的最好方式就是不去談論它。如果這本書能讓人們更多地去討論這個在世界歷史上意義重大的年份,我就會非常高興,因為在這一年裡,人們對自由、尊嚴和其他諸如此類的東西的追求發生了重大轉折。

布蘭克:可能這麼說有些樂觀,但我希望當下年輕人的激進化能很快在更廣範圍內與1917的精神重新契合。也許再過一兩年就會實現?

米耶維:好消息是,年輕人肯定對1917懷有好奇心——一些對這本書的出人意料的評論,以及人們對它超乎我預期的興趣,就是部分證明。最好的消息是,現在左翼(對於十月革命)不再懷有防衛心理。在我看來,那些多年來一直在對這一議題進行思考和寫作的人們,已經超越了那種單單想要辯護的立場。更多對革命抱有真誠信念的人,開始採取更開放、合理的方式來談論一些問題。比如,開始談論布爾什維克內部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外部問題,並認為前者同樣重要。這是很健康的變化。

所以總的來說,也許關於革命的討論比我希望的要少,但和我擔心的情況不同——左翼的有關討論並沒有那麼僵化和有害。

[1] 蘇漢諾夫認為他們離開蘇維埃大會使得自身失去了革命大眾的支持,也導致孟什維克黨的土崩瓦解,這間接提升了布爾什維克的權威,使其可以自由地實行各種政策。——譯者注

[2] 橫向主義:Horizontalism,源自西班牙語horizontalidad,指在阿根廷、美國、西班牙、希臘等國的一系列“佔領運動”中出現的反組織、反權威、反領導思潮,在香港雨傘運動中也有出現。——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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