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爾特治下的菲律賓——向窮人開戰

文:Alex de Jong
譯:蛇夫
(原文刊於Europe Solidaire Sans Frontières

 

菲律賓正在經歷雙重危機,而且它們會彼此強化。總統杜特爾特一手策劃的所謂“反毒戰爭”,不但奪去了數千生命,還將權力愈發集中到自己手中。

與此同時,該國南部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暴力活動已經發生了質變。對馬拉維市的襲擊為杜特爾特提供了宣佈戒嚴的機會,而政府軍的暴力則又為原教旨主義團體創造了新的溫床。

杜特爾特競選總統時曾承諾要冷酷無情地剷除犯罪,也遵守了這一諾言。在他任期第一年中,已有數千人死於在他的“反毒戰爭”。受害者要麼死於“拒捕”,要麼被不明身份的殺手暗殺。

當地記者和人權活動家報導了警方如何在受害者家中將其處決並銷毀證據。這些報導指出,不明身份的殺手多是警察或警察花錢雇來的。用於給“傑出服務”的警察發放現金獎勵的政府預算也大幅增加。

杜特爾特曾在講話中鼓勵警察銷毀證據,殺死嫌疑人,並承諾保護警察免受起訴。

沒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被殺。人權活動家根據新聞報導估計,死亡人數可能超過一萬。受害者幾乎都是窮人:三輪車夫、街頭小販、拾荒者——在經濟和社會上都被邊緣化的群體。而殺人者則不受懲罰。

但杜特爾特仍廣受支持——很大程度是因為大眾對政治精英普遍幻滅。政治活動家和社會學家沃爾登·貝洛認為,人們對杜特爾特的支持是出於對所謂“乙沙共和國”的不滿。(1986年的人民革命推翻馬科斯總統,首先發生在馬尼拉的主要幹道EDSA,或譯為「乙沙大道」。此後,菲律賓民主化後,有時也被稱為乙沙共和國—譯者註)。

1986年,推翻獨裁者斐迪南·馬科斯的大規模抗議主要集中在首都馬尼拉的主幹道乙沙大道上。這場被稱為“人民力量革命”的運動,讓人們對恢復民主權利、追求社會進步和國家發展產生了很高期望。

從那時起,每屆菲律賓政府都試圖宣稱自己繼承了1986年的衣缽,但結果都令人失望。根據政府的標準,超過一億的菲律賓人口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生活在貧困之中。菲律賓是該地區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近年來的經濟高速增長只令一小部分人口受益。

 

領導權危機

赫爾伯特·多翠納是一位社會主義活動家,他在菲律賓大學任教。談到杜特爾特受支持的原因時他說:“我們要考慮為什麼有人願意聽他的花言巧語。人們對自由主義或半自由主義的制度產生了巨大幻滅。我認為,由於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派系無法克服分歧,我們所經歷的實際上是統治階級的領導權危機。但與此同時,左翼勢力仍然很弱。”

在這種情況下,杜特爾特似乎提供了另一種選擇:依靠強人領袖,用嚴厲措施來施以“紀律”、終結犯罪和腐敗、謀求國家發展。他強調自己與之前統治國家的政治精英的不同,喜歡開玩笑,穿衣服卷起袖子,罵富人是高高在上的傻屄(並非譯者粗鄙,杜特爾特用的是西班牙俚語coños,為女性生殖器之意)。他在競選和執政期間營造的危機感也令其受益頗豐。

卡爾·德隆是馬尼拉的一名社運分子,其所屬的“阻止馬科斯運動(Block Marcos)”旨在動員反對日益增強的政府專制。他說:“杜特爾特創造了一種社會氛圍,就是把這個國家所有問題的根源都歸結為毒品。說來說去總是毒品、毒品、毒品。”

該運動的另一名積極分子迪恩·阿爾瓦雷斯說:“杜特爾特非常善於製造問題。對我來說,菲律賓的主要問題是貧窮以及人民為何會變窮。但在杜特爾特走向權力巔峰的過程中,我們卻突然被告知,真正迫切的問題是犯罪。”

杜特爾特把自己說成是能夠拯救國家的強大領導者,還說那些反對他的“聖戰”的人拿了毒梟的好處。

雖然杜特爾特有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支持,但如果不是和一部分資產階級建立了聯盟,他是不可能成為總統的。該聯盟的關鍵部分,是像他一樣來自週邊省份的資產階級,後者一向與馬尼拉控制中央政府的資產階級爭奪權力和財富。

杜特爾特的另一重要盟友是富有的馬科斯家族,後者二十年來一直在重建其政治影響力。

這一聯盟在杜特爾特當選前是屬於統治集團中相對週邊的部分,但其組成也並非一成不變。“阻止馬科斯運動”成員馬克·巴塔克說:“在過去一年裡,杜特爾特更注重獲得軍方的支持。但他也曾試圖爭取相互衝突的不同選民的支援,包括部分左派。”

“在執政第一年,他意識到有些勢力對於掌權至關重要,軍隊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一些政策,比如與中國和解,就讓絕對支持美國的軍隊感到不安。他是所有總統中訪問軍營最多的一個,還讓一些軍隊指揮官在政府任職。這都是為了穩固軍隊的支持。”

大量運用社交媒體,是杜特爾特維持支持率的方法之一。他的支持者會在社交媒體上用誹謗和威脅來攻擊其批評者,並讚揚政府或真或幻的成就。

杜特爾特好像一直處在競選狀態,巡迴全國各地,以此招納忠心耿耿的支持者。 後者給杜特爾特起的外號是菲律賓語“父親”的意思,象徵著他們堅定的信念。當選以來,杜特爾特的人氣雖然有所下降,但在較為富裕的階層當中仍然很高。

儘管大放民粹主義言論,但杜特爾特仍在繼續之前政府的自由市場政策。在任一年之後,他已經放棄了大部分早期提過的“左翼”主張,但其政府仍然自稱是在反對“寡頭”。

 

左翼的混亂

杜特爾特一開始就讓幾名毛派的民族民主運動領袖加入了政府,這使其左翼色彩大增,毛派運動也加入了他的混合聯盟。

這一舉動令菲律賓左翼陷入了迷茫。在競選總統之前,杜特爾特是南部棉蘭老島達沃市市長,屬於地方政治強人。過去幾十年來,他與當地毛派運動建立了一種互利關係。

處於地下狀態的菲律賓毛派共產黨(CPP)及其非地下的盟友,共同組成了“民族民主運動(National-Democratic movement)”,這仍然是菲律賓左翼中最大的一支。杜特爾特任市長時和毛派關係友好——他允許民族民主運動的合法團體在達沃活動,毛派遊擊隊也不再襲擊達沃,避免讓市長難堪。

民族民主運動沒有將杜特爾特列為抗議目標,也停止了對其政策的批評——包括在達沃使用行刑隊對犯下小罪者、流浪兒童和毒癮者處以極刑。這一政策在杜特爾特當上總統後擴大到了全國範圍。

在競選期間,杜特爾特得到了部分毛派的支援,包括其理論家何塞·瑪麗亞·西森等重要人物。他還重啟了與菲律賓毛派共產黨的和平談判,並宣佈後者正與新總統“結成聯盟”。

毛派分子認為,他們可以通過談判說服杜特爾特實施全面的社會改革。民族民主運動也支持“杜特爾特的進步政策”;當有人批評法外處決時,該運動聲稱這些批評是來自落選候選人的支持者,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破壞菲律賓穩定的陰謀”。

杜特爾特關於與前美國殖民勢力“劃清界限”的民族主義言論,尤其受毛派歡迎——但他們隨後便感到了失望,因為菲律賓和美國的軍方合作還在繼續。

杜特爾特和毛派之間的蜜月期持續了數月,但談判停滯不前。隨著杜特爾特堅持要求毛派簽署停火協議,這種蜜月也走到了盡頭。但即使在杜特爾特宣佈對毛派新人民軍(NPA)進行“全面戰爭”之後,民族民主運動的內閣成員也沒有辭職。 他們繼續保證忠於杜特爾特,後者受到批評時仍挺身捍衛。

儘管對杜特爾特的期望有所下降,但民族民主運動仍謹慎地保持著同政府的關係。 今年五月,屬於該運動的社會福利部長裘蒂·塔基瓦洛仍然聲稱杜特爾特“毫無疑問”是反對法外處決的。

幾個星期後,民族民主運動的組織機構“民族”的主席宣佈,杜特爾特內閣裡的民族民主運動成員“通過出色的工作,客觀地幫助政府正名,這與其站在人民一邊的立場是相符的。”

直到九月中旬,塔基瓦洛和另一名民族民主運動成員被撤銷內閣職務,民族民主運動才放棄了和政府的聯盟。但其少數成員仍留在政府中任職。

民族民主運動現在組織了一個新的聯盟,叫做“反暴政運動”,旨在“團結一切熱愛自由的菲律賓人,反對暴政,追求人權”。民族民主運動雖被批評為機會主義,但其仍有很強的動員能力。

 

打擊左翼

包括民族民主運動在內的菲律賓左翼都擔心,這個國家正走向獨裁。資產階級反對派是軟弱的,它的很多代表人物也都被政府招了安。

少數幾個強烈反對杜特爾特侵犯人權的資產階級政治家之一,參議員利拉·德·利馬,已經因被控與毒梟合作而淪為囚犯。國家暴力以及杜特爾特支持者的誹謗和騷擾,意味著成為反對派是艱難和危險的。政府內的批評者也會被撤職和恐嚇。

政治暗殺在過去幾個月中大幅增加,已有數十人喪生。此外,左翼內部的分裂也削弱了抵抗杜特爾特的社會運動。民族民主運動的團體拒絕與其他進步團體合作,甚至經常不承認後者。工人運動也分化為民族民主運動旗下的“五一勞工運動”和“勞工中心(SENTRO)”聯盟。

人權運動也是如此,分化成民族民主運動旗下的“權力(Karapatan)”和“捍衛人權與尊嚴運動(iDEFEND)”聯盟。廣義上的左翼,從社會主義組織到進步NGO,面對這個自稱社會主義者、反美、邀請知名左翼人士加入政府的總統,都感到無所適從。

赫伯特·多崔那談到工人運動的危機時說:“二、三十年前,至少百分之十的工人是工會成員,現在只有百分之二。這讓左翼受到了很大限制。”

“從絕望和挫折之中,左翼選擇了和自由派或精英階層合作。這是重大的選擇; 在人們厭倦現狀並尋找替代出路的時候,他們看到左翼中最強大的兩派都在與權貴合作——社民党的阿克巴耶恩在與前總統合作,民族民主運動在和馬科斯家族、杜特爾特或其他精英陣營合作。”

“看到民族民主運動與馬科斯家族同台已經令人難受,然後你又看到社民黨與前政府結盟。這使得在現有結構之外另尋替代方案變得很難。左翼的主要力量浪費了一個機會。”

“阻止馬科斯運動”成員C·J·蓋魯那說:“左翼沒有長遠眼光,低估了事情的潛力。他們只重視短期收益,例如選舉成績。而民族民主運動則認為農村武裝鬥爭優先於其他形式的鬥爭。”

杜特爾特讓馬科斯家族把他們死去的族長(前獨裁者馬科斯)埋葬在民族英雄墓地,這件事成為了其統治的第一道裂痕。自發性抗議隨後爆發,吸引了不少剛剛接觸進步政治的年輕人。最近發生的警察殺害青少年案件,也引起越來越多的不滿。儘管如此,杜特爾特仍在執行他的專制政策。政府打算修改憲法,讓地方政治大佬和寡頭受益——他們正是杜特爾特的重要盟友。馬科斯式的獨裁正在重新出現。

菲律賓各種形式的左翼依然擁有社會影響和支持,但因為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道路,這些社會影響並不能轉化為政治影響力。蓋魯那說:“在菲律賓主流左翼陣營內外,都有一些新興的左翼力量。我們要把自己同精英區分開來,而且要從左翼過去的失敗中吸取教訓。”

對於建立新的左翼來說,反對專制和維護人權的鬥爭是重中之重。人民對乙沙共和國深深的幻滅,意味著新的左翼需要更加激進,並且要獨立於所有精英集團之外。未來幾年將是決定性的,同時也將充滿風險。

 

特朗普與杜特爾特

杜特爾特自稱民族主義者,特別反對前殖民國家美國對菲律賓的強大影響力。在奧巴馬對菲律賓侵犯人權事件表示關切之後,杜特爾特曾將其稱為“妓女之子”。

杜特爾特曾大談美國在殖民菲律賓時犯下的暴行,並表示美軍應該離開這個國家。 競選期間他也承諾會實行“獨立外交政策”。這種論調的高潮是在2016年十月,當時杜特爾特宣佈要“和美國分離”,並打算同中俄“統一思想”。

但他並沒有言行一致。美菲聯合軍事演習繼續舉行,美軍設施繼續建設,杜特爾特還對美國支持菲軍在馬拉維的戰事表示感謝。

特朗普在五月的一次通話中,稱讚杜特爾特“在毒品問題上做出了令人難以置信努力”,並表示美國政府不會反對其殺人手段。這令杜特爾特的反美論調有所緩和。但他仍然拒絕了白宮的訪美邀請。

杜特爾特大打“民族主義牌”有兩個目的。一是試圖重新平衡菲美關係,並與中國發展更為友好的關係。他與中國政府簽署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協議,這對其政治盟友來說肯定非常有利可圖。

其次是用民族主義藉口來抵擋國際上的批評,指責批評者的虛偽和無知。但是,親美的菲律賓軍隊的巨大能量,意味著杜特爾特是不會真正“和美國分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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