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下的低端人口 ——淺談科幻作品描述的專制手段在當下中國的實踐(下)

文:二維襖
(本文為《當[一九八四]變成我們的生活》的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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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的“監控”、“資訊封鎖”和“‘犯罪’預測”等手段,是利用新興科技來實施專制的典型,但相對“古老”的手段卻仍然不乏用武之地,是維護當下中國野蠻落後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

 

“低端人口”

在奧爾德斯·赫胥黎的小說《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西元26世紀的人類在出生之前就已經依靠胚胎改造技術被劃分為“阿爾法(α)”、“貝塔(β)”、“伽瑪(γ)”、“德爾塔(δ)”和“愛普西隆(ε)”五個等級。其中前兩種被培養成領導、知識份子、科學家等身份,後兩者則在出生前就被限制了智力水準,註定只能從事體力勞動,也無權享受良好的物質生活。

這種設定象徵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化。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雖然沒有任何國家已經消滅了階級,但大部分國家的統治階級至少在宣傳上會使用“人人平等”、“絕大多數人是中產階級”等論調。而中國的統治階級卻似乎更鍾情于《美麗新世界》中的社會模式,除了繼續使用戶口制度,還公然在政府官方文件中將低收入或從事體力勞動的國民稱為“低端人口”,並意圖將其趕出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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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發現的官方使用“低端人口”稱謂的官方文件

 

目前發生的北京的驅離“低端人口”行動,絕對不是群租房火災之後的臨時起意,而是蓄謀已久的政策。《人民日報》的一篇報導以及上圖的政府文件都顯示,這一政策至少在2016年就已經開始實施。

從目的上來說,最明顯的是要阻止底層人民(農民、低收入的工人和小商販)分享大都市的社會資源(教育、醫療、交通、娛樂等等),從而使政府可以減少相關投入。但筆者認為,這其中也有提前消除社會不穩定因素的用意。不論是法國大革命還是1917年的俄國革命,資本主義時代的社會革命大都以核心城市底層人民的揭竿而起為開端。即使形勢還未到革命前夜,位於都市邊緣的底層生活區也常常為政府眼中的“麻煩製造者”(比如上訪者、地下藝術家、非正規小商販)提供了容身之所和監控死角,這是專制者不願看到的。

更深層來說,給一部分勞動人民貼上“低端”的標籤,無疑可以加劇對其的剝削,或迫使其接受“血汗工廠”的工作條件。同時,這會產生殺雞儆猴的效果,讓那些自認為“中端”(擁有大城市戶口、房產或正式工作)的工人階級時刻擔心跌入“低端”,失去在城市生活的權利,從而不敢參與抗爭或提出過多訴求。更有甚者,可以引發相互敵視(某些祖籍北京者對外地人的歧視便是例子),達到“讓人民鬥人民”、分化工人階級的目的。

報導顯示,北京的大清理似乎只是一個開端,其他城市很快就會跟進。雖然沒有像赫胥黎描寫的那樣用出生前腦部缺氧的方式來製造“愛普西隆”,但中國正在構建的所謂“社會信用體系”,無疑會把每個人更加細緻地劃為三六九等;再輔以包括指紋、聲紋、人臉等在內的生物識別技術,讓“低端人口”讓無處可藏,乖乖接受自己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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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到廣州會步北京的後塵的報導

 

“洗腦”教育

沒有人天生願意活在專制之下或被打上“低端”的標籤,反叛是天然的反應。安東尼·伯吉斯在小說《發條橙》(A Clockwork Orange)中,描繪了國家機器使用行為主義療法剝奪具有反社會人格的主人公的自由意志,可謂科幻作品中關於“洗腦”的經典橋段。但在當下中國,為了培育順民和鷹犬,各種“洗腦”教育卻是普遍施用于擁有正常人格的少年兒童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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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庫布裡克將《發條橙》搬上銀幕,這是劇中主人公阿曆克斯接受“洗腦”時被迫觀看影片的一幕

這些“洗腦”手段無處不在,從幼稚園開始便如影隨形,而且不止限於學校等官辦機構之中——比如現在全國電影院在每部影片開演前都會先播放“中國夢”宣傳片,就是“洗腦”深入生活各個層面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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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組織兒童觀看中共十九大直播

對於叛逆的青少年,有些手段比《發條橙》所寫更為殘忍。比如臭名昭著的楊永信在其“網癮戒治中心”中使用的電刑——而即使在深度曝光和大規模社會譴責之後,楊也並未受到刑罰,其中心仍在營業,足見政府的默許態度。

除了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之外,“洗腦”在中國也成為了一項能給從業者帶來經濟利益的產業,從打著恢復傳統文化旗號的豫章書院女德班,到社交媒體上的“愛國”博主、公眾號,都有在摧殘人性顛倒黑白的同時大肆斂財的做法。在權力和資本的合謀之下,這個國家的下一代會變成什麼,不禁令人心憂。

 

軍事化對內暴力機器

再完美的監控和宣傳機器,也必須在槍桿支持之下才能發揮效用。不論是清理“低端”人口還是鎮壓罷工,最後都需要國家暴力機器赤膊上陣。

在沖浦啟之導演、押井守編劇的動畫電影《人狼》中,虛構的戰後日本社會出現嚴重經濟危機,為了在不出動軍隊的情況下應對日益激進的國內反叛勢力,政府成立了擁有高度戰鬥力的警察機關“首都圈治安警察機構”,其所屬的精銳的“特機隊”,更是因為火力強大和冷酷無情而被稱為“人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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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人狼》劇照,裝備了德制MG42機槍和防爆護甲的“人狼”隊員

這一設定反應了現實中世界範圍的警察軍事化潮流,而中國也不例外。在六四之後,中國的統治者認識到使用一般警察和軍隊從事大規模對內鎮壓的種種掣肘,便開始大力發展武裝警察的相關職能。1996年由陸軍乙種步兵師改編的十四個武警內衛機動師,其主要任務就是“在全國或部分地區進入緊急狀態時鎮壓武裝暴亂和大規模騷亂”。雖然名稱是警察,但實施軍事化管理,日常較少與駐地居民接觸,地方政府也無權調動。但每當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將地方警察逼得丟盔棄甲之時,機動師就會千里馳援,起到戰略救火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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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著防暴甲的武警部隊

雖然在一般的鎮壓中,武警往往只使用非致命武器,但機動師也會接受一般的陸軍訓練並裝備有裝甲車和軍用槍械,所以只要政府一聲令下,就可以像“人狼”那樣大開殺戒。這種軍事化對內鎮壓機器的存在,可以讓任何反抗者心驚膽戰;其在非緊急狀態時的部署和展示(如十九大期間,就在一些大城市的人流密集處部署了持槍武警和裝甲車),也可以對普通民眾造成心理威懾,從而形成“專制政權堅不可摧”的潛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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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武警機動師展示其裝備

結語

有些讀者可能覺得,自己的生活根本不像《一九八四》描寫的那樣壓抑,而且只要不站出來奔走呼號,也就不會被專制手段波及。但2017年剛剛發生的種種事情,正讓上述感受越來越像是倖存者偏差。有著高薪、體面的工作,也會因為租房所在位置而在“低端人口”清理行動中被掃地出門;將孩子送入月費5500元幼稚園的“中產者”,也會在虐童事件發生後被迫噤聲。

但是否就一團漆黑呢?也未必。至少還有很多人沒有被嚇倒,依舊出來奔走呼號。比如面對清理“低端人口”,也有北京的公益機構站出來向無家可歸者伸出援手(雖然自身也成了打壓的目標),也有成千上萬的網友斥責政府,也有香港團體出來遊行抗議。

雖然跟本文描述的國家機器相比,這些反抗是十分微弱的。但看似蚍蜉撼樹的這些行為,卻是黑暗中不可或缺的火種,只要還沒有被徹底澆滅、掩埋、冰封,就總有機會點燃火把、篝火、甚至是火山。

再精巧強悍的專制機器,也離不開人去實施。假如終有一天,火讓大多數人覺醒,一同發出怒吼,一起團結行動,那麼題圖裡那些黑衣的打砸者,甚至那些躲在防爆甲裡的“人狼”,也都會膽怯,會倒戈,會拋棄朱門內的主子;那時,縱有千萬的監控攝像頭、每秒運算億萬次的電子電腦,那些自認為“高端”的統治者也會無計可施,只能像無數過往的獨裁者一樣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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