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的背後

原作:Eric Ruder
翻譯:蛇夫
(英文版載於美國SocialistWorker網站,原標題為“Making common cause with Israel’s ethno-state”)

 

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既是純粹象徵性的,又是危險的挑釁,同時還有非常強的自身目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象徵性:特朗普政府雖然大張旗鼓地承認了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卻同時決定推遲將大使館遷往該地。所以這基本上是一個象徵性的聲明,沒有立即產生實際後果。根據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的說法,美國不太可能在特朗普本屆任期內把大使館移到耶路撒冷。

挑釁:特朗普的聲明激怒了整個中東和整個穆斯林世界的民意。

雖然抗議活動比某些預期要緩和,但無論如何都對特朗普有利:如果發生暴力事件,他就可以聲稱這表明他簽署“穆斯林赴美禁令”和加強對中東地區的無人機轟炸是“合理的”;如果沒有大規模抗議,他也可以聲稱阿拉伯世界在他面前“退縮”了。

自身目的:這一決定有助於塑造特朗普的親以形象——這也是為數不多的他能夠履行的競選承諾之一——儘管這麼做並不利於維持美國在該地區的整體利益。

儘管幾乎每一個美國的盟國和幾乎所有美國的外交政策和情報機構都表示反對,特朗普仍然一意孤行。這再一次顯示出他對自身目的的重視超越了其他方面的考慮。

1991年蘇聯解體以後,美國便成為了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快速回顧一下這一歷史時期內的美國中東戰略,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發生的事情。

1991年,美國首次入侵伊拉克,拉開了此後二十多年的制裁和戰爭的序幕。作為曾經該地區最發達的經濟體之一,伊拉克的遭遇向其他國家昭示了膽敢違抗美國的後果。

把伊拉克“炸回石器時代”的同時,美國也加強了與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的盟友關係,以遏制其在該地區的主要對手伊朗。1993年,“奧斯陸協定”戲劇性地宣佈啟動“和平進程”——意圖在以色列旁邊建立巴勒斯坦國。

毋庸置疑,巴勒斯坦國並未建立,但“和平進程”的幻想仍在繼續——主要是因為以色列、巴勒斯坦政府(Palestinian Authority,簡稱PA)和美國都從中有利可圖。

哪兒也到達不了的“和平進程”完全符合以色列的利益,讓它有時間來擴大對巴勒斯坦土地的殖民,並把鎮壓巴勒斯坦人民的工作外包給巴勒斯坦政府。

談判進行了二十多年,雖然美國始終堅持約旦河西岸的猶太人定居點是非法的,但以色列仍然在增加定居點和定居者的數量,進一步分割巴勒斯坦社區,修建隔離牆,並通過煽動西岸的巴勒斯坦政府和加沙地帶的哈馬斯之間的分裂來分化巴勒斯坦人。

而且每當和平談判有所進展時,以色列就會發動針對性暗殺、房屋拆除或其他挑釁行為,以引發可預測的報復。然後它便虛偽地宣佈,如果巴勒斯坦方面沒有“和平”的誠意,談判就是徒勞的。

對於巴勒斯坦政府來說, 繼續“和平進程”為一小撮巴勒斯坦政治精英提供了象徵性的權力。儘管以色列毫無疑問不會允許巴勒斯坦建國,但這些精英仍然極力希望保持這點權力。

以色列對加沙的懲罰——用軍事和經濟上的圍困使得該地食品、醫療和電力短缺,令其居民每日為生存而掙扎——則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讓巴勒斯坦人看到抵抗的沉重代價。於是巴勒斯坦政府便順理成章地繼續採取死路一條的戰略,奢望單靠談判能為巴勒斯坦人民帶來一些微薄的成果。

對美國來說,“和平進程”賦予了它“誠實中間人”的角色,使其在該地區任何政治和經濟談判中都能處於中心。但實際上,美國給與了以色列堅定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支持,為後者的殖民計畫保駕護航,使其能夠繼續統治和掠奪巴勒斯坦人民。

美國一直在整個中東地區進行長期博弈,不讓其盟友出現一家獨大的情況,並平衡這些盟友間的利益衝突。

小布希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後,美國不得不把伊朗也納入博弈,與這個長久以來的對頭聯手穩定伊拉克局勢;同時也採取“胡蘿蔔加大棒”的制裁方式,讓伊朗放棄核武計畫。

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只會令美國所依賴的中東地區聯盟變得更加脆弱。

“和平進程”的基石之一,是包括邊界、安全、難民權利和耶路撒冷地位在內的所有重大問題,都應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政府在最終地位談判中決定。任何一方的單邊決定都可能給進程造成致命打擊。

雖然巴以雙方經常指責對方採取單邊行動,但率先跨越耶路撒冷紅線的確是特朗普領導的美國

巴勒斯坦政府原本已有放棄“兩國方案”的想法,轉向支持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享有平等權利的“一國方案”。現在特朗普的決定使得巴勒斯坦政府宣佈,美國不應再在談判中扮演角色。

面對這種危險的中東外交政策,美國的其他盟友,如土耳其和約旦,也將被迫疏遠美國。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正在給美國與伊朗的關係增加新的壓力。

特朗普和以色列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似乎決心消除奧巴馬執政時給世界帶來的影響,他們顯然認為耶路撒冷決定的政治後果是合理的代價。

但實際上,奧巴馬的政策一樣是親以的——而且更為有效。

按照奧巴馬與伊朗達成的協議,其後的美國總統可以通過宣佈伊朗不遵守規定而輕易加大壓力——這跟特朗普威脅要做的一模一樣,而且他最終也延續了奧巴馬的大部分政策。

事實上,民主黨在巴以政策方面,甚至不屑於假裝比特朗普更溫和。和共和黨一樣,民主黨的黨綱幾十年來也一直將耶路撒冷稱為以色列首都。民主黨議員也常常支持以色列吞併耶路撒冷——最近,民主黨參議員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還批評特朗普在將大使館遷到耶路撒冷一事上“猶豫不決”。

但民主黨人一直都懂得一個潛規則:呼籲把大使館遷到耶路撒冷是可以的,但重要的是不要真的去做。

最後說說最終促使特朗普做出耶路撒冷決定的原因:作為一個國家,以色列只賦予猶太人全部公民權利,並公然否認巴勒斯坦人的這些權利,這正是特朗普心中民族國家的範本——當他說要讓美國再次偉大時,其實是希望美國也變成這樣。

美國右翼,從特朗普到徹底的法西斯分子,都認為以色列是一個閃光的榜樣——由白人民族主義者擁有、統治和享有的國家。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極右運動領袖理查·斯賓塞(Richard Spencer)總是不知疲倦地強調,以色列是他心中民族國家的榜樣。

特朗普只是追隨了斯賓塞的教誨——作為白宮裡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向猶地亞和撒瑪利亞[1]的猶太復國至上主義者致以敬意。


[1] 猶地亞和撒瑪利亞(Judea and Samaria)皆為古代以色列地名,也是現在以色列對其管轄的約旦河西岸地區(不包括東耶路撒冷)的官方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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