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贏得同性婚姻平等

編者按:2017年底,澳洲成為第26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這場勝利來之不易,背後是13年的社會運動和無數次街頭抗爭。全程參與這場運動的平權積極分子、社會主義者路易絲·奧謝(Louise O’Shea)在Red Flag發表文章,回顧了整個過程。反觀中共統治下的香港和大陸,性少數權利無疑愈發落後於世界大潮。但正如作者指出的,今天澳洲之所以實現改革,並非當政者主動賜予,而是千萬普通民眾採取行動的結果。因此,其他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也應為這場勝利而感到鼓舞與希望。


2004年5月27日,時任澳洲總理的約翰·霍華德宣佈,他打算修改《婚姻法》,將婚姻定義為“一男一女之間的關係”。隔年8月,修改成功。

兩個關鍵事件促成了這一行動。一是時任美國總統的喬治·W·布希支持對美國憲法做類似修改,用他的話說,是為了保護“文明的最根本制度”。

二是一對同性伴侶在家事法庭提出申請,要求澳洲承認他們在加拿大註冊的婚姻。

這些事件讓霍華德看到了政治機會。通過修法,他消除了同性婚姻在澳洲註冊或被承認的可能性;同時也煽動了對性少數群體的敵意,從而穩固了他的保守派選民基本盤。

可恥的是,在野的工黨幾乎沒有抵制——自其黨魁以下,每一位工黨議員都投了贊成票。

議會之內,只有綠黨和現已不復存在的澳大利亞民主黨投了反對票,以此表明支持性少數群體平等權利的立場。

議會之外,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大多數州府舉行的示威活動都規模很小,當時的寒冷天氣仿佛預示了這場運動的前景。抗議集會由數量不多的性少數權利活躍分子和社會主義團體組織,儘管參與人數不多,但仍然很有意義——它們是反抗的星火,顯示了挑戰這股反同潮流的決心。

還有一些較為保守的團體,如澳大利亞婚姻平等組織 (Australian Marriage Equality),雖然也表示反對修法,但其策略更傾於向高等法院上訴或遊說總督,而不是發動草根運動。

來自友軍的炮火

很多自稱激進的性少數權利活躍分子也反對要求婚姻權利平等。他們甚至組織了針對平權示威的反示威——2005年8月在墨爾本,一些在平權集會上舉行非法婚禮的同性伴侶就遭到了雞蛋攻擊。

這種態度無疑是錯誤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首先,它有助於霍華德的計畫,且沒有挑戰反同思潮。霍華德政府修改婚姻法,並不是為了確保性少數權利激進分子的生活方式不受異性戀婚姻生活的污染,而是一種赤裸裸的製造偏見的行為——激進分子有責任進行抵制。

其次,這不僅僅是婚姻權利的問題。這就好比1960年代美國南方民權運動不僅是為了消除餐廳裡的種族隔離一樣。不能因為婚姻制度本身存在問題,就不同製造歧視的的保守政府展開鬥爭。

2004-2009

運動最初的幾年十分艱難。2007年上臺的工黨仍然對平權運動表現出敵對和阻撓——綠黨2008和2009年的平權提案都因前者反對而沒能在國會通過。

在此期間,定期舉行示威遊行是平權積極分子吸引媒體注意並提高公眾意識的重要方式。漸漸地,人們意識到這是事關公民權利和平等的問題,社會輿論也開始轉向——同性婚姻支持率在修法之初只有38%,2008年民調時終於首次過半。

公眾意見的這一重大轉變,加上全國參加示威活動的人數不斷增加,使得積極分子決定將2010定為“行動年”。他們打算在該年組織更多集會,以此給工黨政府增加壓力,力圖使後者在全國黨代會上修改對性少數群體的歧視政策。

運動升級產生了效果。數位工黨重量級人物在2010年公開宣佈支持同性婚姻,包括資深前座議員馬克·阿比布、保羅·豪斯和時任助理財長的比爾·肖滕。但是,這些人都來自工黨右派,而包括時任總理的朱麗亞·吉拉德在內的工黨左派,卻頑固反對,這使工黨的立場愈發為人詬病。

同年,綠黨和部分工黨議員開始聯手在一些州議會推動平權。儘管都沒有取得成功,但這些努力增加了社會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度,令到更多知名人士和組織出來表明立場。

可是,當時政治精英和公眾對此事的態度仍存在重大脫節。各種民調都顯示,2010年民眾對平權的支持率已超過60%,但對於2012年綠黨的一項修法提案,仍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國會議員投了反對票。

政治問題

在此期間,平權運動面臨著兩個政治問題。一是“民事結合(civil union)”的問題:運動是否應該做出一些妥協,接受“民事結合”這種政府對同性伴侶關係的承認?還是應該堅持要求完整的婚姻權利?強烈要求運動接受前一選項的,正是執政的工黨。

運動中較為激進的派別反對這種妥協。他們認為,接受“民事結合”就相當於默認同性伴侶是二等公民,並非爭取平權的捷徑。經過努力說服,這一觀點最終成為了運動的共識。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應該要求工黨採取什麼行動。一些人認為,要求工黨議員按自己意願在這個問題上投“良心票”,比要求工黨改變政策更容易實現。

運動中較為激進的派別再次提出反對。他們認為,“良心票”只會給予反平權者偏見的權利,只有工黨改變政策,才能表明歧視性少數是不公正的。

工黨黨代會

2011年12月,工黨全國代表大會在悉尼舉行。當會議就婚姻平權政策投票時,來自全國各地的1萬多名示威者在場外集會施壓。儘管總理吉拉德反對平權,但大會投票結果是同意修改工黨政策。不過,大會同時也投票通過允許工黨議員投“良心票”——這意味著平權提案註定再次不會在國會通過。

儘管如此,這次事件仍是運動的重要里程碑。它確立了力爭完全平等婚姻權利的合理性,堅決反對改革的工黨右派也從此失去了對此議題的話語權。

雖然工黨政府令人沮喪——其在國會的多數席位完全可以實現修法,卻因為“良心票”阻止了這點——但人們開始相信法律修改只是時間問題。另外,這次事件展示了激進抗議行動的效果,並證明了激進派平權分子堅持毫不妥協立場的正確性。

國際形勢

其他國家爭取同性婚姻平等的成功,讓澳洲民眾感到這是大勢所趨,且更凸顯出澳洲政客的落後。

早在2005年,荷蘭、比利時、加拿大和西班牙就實現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國在全國和各州範圍的平權運動也進行了數年,其中2009年10月的華盛頓大遊行更有數十萬人參加,成為國際頭條新聞。

2012年5月,奧巴馬公開宣佈支持同性婚姻平等。2013年,法國、英國和新西蘭消除了同性婚姻的禁令。2012年5月舉行的愛爾蘭全民公投和6月的美國最高法院判決,都給出了同性婚姻禁令違憲的結論,這兩起事件給澳洲平權運動注入了更大的信心,參加抗議的人數猛增。

自由黨上臺

隨著自由黨上臺,臭名昭著的托尼·阿博特成為總理,平權似乎又變得難以實現。面對這一挫折,運動中出現了不同反應。較為保守者主張對阿博特保持尊重,認為採取加強遊說而不是抗議的策略才最有利於運動。

積極分子和大多數性少數團體拒絕了這一主張,繼續與政府抗爭。阿博特的經濟和社會政策造成了很大民怨,其他社會群體的反抗也鼓舞了這種抗爭的立場。

隨後,自由黨拋棄了阿博特,譚保取而代之成為現任總理。這一變故讓人們恢復了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希望,因為首次出現了兩大政黨領袖都公開支援平權的情況。然而,和吉拉德在2010年的做法一樣,譚保也和自身所屬政黨的右派做了交易,用不推動平權換取了黨魁之位。

然而,事情的發展越來越像一場被鬧劇而非悲劇。在“安全學校”議題上,自由黨右派與基督教右派合作採取了極端敵視性少數權利的策略,煽動社會保守群體的道德恐慌,並宣稱這是婚姻平權的可能後果。平權運動並未因此退縮,而且事情的最終結果證明,這些阻礙都是徒勞的。

反對平權者還試圖通過郵政民調來證明自己是“沉默的多數”和普羅大眾的代言人。這一舉動反而令絕大多數民眾以及一系列民間和政府機構聯合起來,發起了“對同性婚姻說Yes”運動,共同為社會正義發聲。這也證實了平權積極分子在這場13年的運動中一直堅持的觀點:贏得平權的關鍵在於能否發動廣大普通民眾採取行動,而不是恭順地懇求政客支持。

“對同性婚姻說Yes”運動大大鼓舞了性少數群體及其支持者,也讓成千上萬人在思想和組織方面具備了和保守力量鬥爭的經驗。人們意識到,勇敢站出來,不去被動地接受不公正的現實,勝利就有可能實現。對於未來的其他社會運動來說,也是如此。

相對於其他已經實現平權的國家,同性婚姻合法化在澳洲遇到的阻力更大,因此勝利也更有意義。改革並不是議會中善良政治家主動賦予的,而是我們通過和右翼敵人激烈鬥爭得來的。勝利來之不易,但多年的堅定鬥爭,也賦予我們寶貴的政治經驗,可以應用於未來的社會鬥爭。這場勝利也證明,面對失敗不應輕易屈服或改換阻力最小的目標,而應堅持原則,不畏強權,鬥爭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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