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長征系列(六):憲政與革命

文:區龍宇

大家都聽說過,憲政與革命,水火不相容。

正如陳弘毅的《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民主憲政》所說,「真正的憲法,不外是國家的人民和參政者所共同接受和願意遵守的關於政治和社會生活的遊戲規則」[1]

朝野共議憲法?

一位大陸自由主義學者也說:「立憲實際上是一個公民討論政治的過程,…然後將討論的結果用清楚的法律語言寫在紙上,使其成為一種對政府和公民同時具有神聖約束力的政治契約。」

中國之所以沒有民主憲政,是因為「近現代中國歷史上,階級對階級的國內戰爭與革命始終是『主流』,於是憲法被引進中國後就『順理成章』地成了階級鬥爭的『戰果確認書』, … 是獲得勝利的統治者確立自己統治地位合法性的宣言。」[2]

引申而言,若憲政由革命而生,勝利的革命階級就一定把憲法當成戰利品,別人一定要遵守,但自己就永遠高居於憲法之上,結果就是「權力必須約束」的憲政精神無法落實,早晚陷入暴力循環。

「憲政與革命,水火不相容」。不過,這不是歷史所知道的真相。真相是,民主憲法往往是革命的產物。美國的憲法,就是美國人民和英國打仗之後的結果;美國在 1865 年修憲廢除奴隸制,是南北戰爭的結果。南北戰爭是典型的階級戰爭,雖然同時也有其他面向。無論是英國、法國、美國、德國以致歐洲主要國家的代議民主憲法,大多是從革命誕生,「是獲得勝利的統治者確立自己統治地位合法性的宣言。」。有人表揚英國的 1688 年和平的光榮革命,但此議忘記了,如果沒有 1642-51 年的革命, 1688 年的光榮革命會那麼容易嗎?從中也引出另一個重要教訓,就是代議民主的建立,從來不是一帆風順,而是一個歷史過程,一個逐步淘汰保守力量和保守制度的鬥爭過程。你不可能把歷史割斷。

但憲法精神不是「公民和平商討」嗎?當然有這個面向,但這種商討,只能是在專制統治已然廢除或至少被癱瘓之後,才能發生。在這個階段之前,在專制者張牙舞爪之際,你認為它願意和人民商討訂立「共同接受和願意遵守的遊戲規則」,而這個規則又是民主憲法 — 係咪有些傻氣呢?你以為專制與民主之爭純粹是「價值觀」之爭?同任何觀點一樣,都可以經由理性辯論而辯出大家接受的科學結論?

革命與商討並不矛盾

經過傘運,大家其實不難理解:做皇帝和權臣的,或者做得寵財閥的,並非單純出於「保守的價值觀」而要大權總攬,更是因為乾坤獨斷帶來無盡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啊—窮奢極侈,位極人臣呵呵。所以不能單純靠說理就能說服對方放棄獨裁的,必要時仍然需要行動。經典的自由主義者很懂得這個道理,所以從洛克到美國的「國父」,無不承認革命權利。[3]今日之自由主義者一聞革命二字便大搖其頭,甚或怪罪馬克思發明革命,其實很奇怪。

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成功,可以上溯到 1848 年德國民主革命失敗。當年人民起義,德國36個邦,尤其是最大兩個即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君主,立即表示退讓,願意召開立憲會議,共商憲法。法蘭克福立憲會議召開後,主流不是民主派,而是君主立憲派,深信陳弘毅的「人民和參政者共同接受和願意遵守遊戲規則」的憲政精神。於是議員們辯論來辯論去,對於不耐煩的中下層人民的抗議,就鎮壓之。結果怎樣?到得他們商討出一個君主立憲的憲法,革命高潮已經過去了,而君主們早已取得時間,調集軍隊。當議會提出為普魯士王加冕為全德皇帝之時,這位國王嗤之以鼻,拒絕加冕,再一舉解散立憲會議。幹掉立憲會議之後,開明的普魯士國王就立憲了,居然也承認人民的若干權利呢。這有何相干?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嘛!

法國的情況稍為好些,不過它的代議民主也是經歷過許多曲折和反覆的,總是在革命、復辟、鬥爭和商討之間兜圈子,只是每次反覆不是完全回到原來的圈子,而是螺旋式前進著。

有人或許質疑,這些都是一百年前的經驗了,已經不符合新時代了。其實,尼泊爾就剛剛在 2015 年,在經歷了推翻國王及十年動盪之後,召開了立憲會議,各派再經過談判和妥協之後,大致和平地制定了共和民主憲法。《革命廢除專制,然後人民再共商民主憲法》這個歷史經驗,並無過時。如果搞錯商討先後先後和商討對象,恐怕只能重蹈法蘭克福立憲會議的覆轍。

但中國近代的經驗難道不該令人擔心所謂革命的後果?其實中國的例子只能證明,不是任何革命都能帶來民主憲政,但不能證明革命必然有害於民主。

為什麼外國的民主革命能夠產生民主制度(雖然歷經曲折),而中國未能?因為外國近代民主革命力量,具有較多民主元素,足以使新國家換湯也換藥。而中國當代的革命,民主元素遠遠不足,以致其革命,在政治形式上接近於過去二千年的所謂農民造反 — 改朝換代的易姓革命,而遠離民主革命。

革命多元主義

西歐的民主憲法,一樣是「勝利的革命階級確立自己統治地位合法性的宣言」,但為何中西的革命結果如此不同?關鍵在於,在西歐民主革命,戰勝專制皇朝的「勝利的階級」,是眾數不是單數呀。即使在平民階級中,也同樣是眾數不是單數呀。又即使在工人民主運動中,也一樣是眾數不是單數呀。以十九世紀歐洲工運為例,當時各種主義各種流派都有。這也折射另一個元素,就是這些民主力量,對外既爭取民主,對內也多少尊重成員的民主,「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後來社會民主主義成為最大的工黨,但內部也一樣有不同派別。換言之,就是西歐民主革命本身往往也是多元主義的。既然是多階級和多黨,則彼此之間總是互相制衡,很難一個黨一個領袖獨裁,有之亦往往不長。斯大林毛澤東那種「一個階級,一個黨,一個領袖」的思維(在政治形式上實是模仿法西斯主義的「一個民族一個黨一個領袖」之說),在西歐根本不存在。上述那位大陸憲法學者,自己不自覺用了這種斯大林毛澤東思想,去解讀所有革命,才會出現「革命勝利的階級必定為所欲為」的誤解。

其次,歐洲各個皇朝雖然都是國君專權,不過議會傳統也一直存在,為後來的立憲會議和議會民主開闢道路。歐洲的議會傳統,本身又同歐洲自己的歷史發展特點有關。簡言之,就是歐洲的前近代,即使各國開始走上君主專制,但其無論如何專制,君主—貴族—教士,這三個階級依然鼎立,相互鬥爭,並從這種鬥爭中產生了議會傳統。相比之下,中國自秦始皇以來,貴族階級消滅了,又無所謂教士階級(有政治地位的教士階級),所以中國的君主專制之權勢,西方無法相比,也因此從來沒有議會傳統。在這種制度下,可以產生遊民占山為王的造反,卻難以產生像英國十七世紀那樣的平民民主派(爭取普選權的平等派) — 正是這些平民民主派,成為後來工運民主派的先驅。正因為中國歷史上欠缺這些民主傳統,部分地導致近代中國的民主奮鬥歷史特別曲折。國民黨固然只是半吊子民主派,後來更背叛民主革命。 1921 年成立的中共,當時是重要的民主力量,卻經驗太少,且受莫斯科控制,終於斷送了 1925-27 年的革命。此後中共退到農村,再加上全面斯大林化,慢慢地自己也變質,內無民主,對外的民主主張也純粹是宣傳,而黨員中雖然不乏飽學之士,卻很少看穿中共的問題。人民之中,更分不清「諮詢權」和「民主權」的分別,被黨委諮詢一下便當作民主,自然很容易被欺騙。

民主革命還是農民戰爭

最後,雖然西方民主革命往往也使用武力,但他們那種革命武裝和起義,與中共水滸傳那種佔山造反是兩碼事。歐洲革命武裝起義的主體(各種民主派),常年累月進行的,不是武裝鬥爭,而是民眾的民主教育、組織及進行各種合法或半地下的局部鬥爭,從中鍛煉出民主自治的能力。武裝起義只是常年民主奮鬥的最後高潮,在統治危機爆發時才出現,且很快就有分曉。推翻專制之後,便立即召開立憲會議制憲,再據此產生政府。所以它們的革命,在政治上可以稱為民主革命。反之,中共佔山造反,進行長期戰爭,鍛煉出來的是嚴酷的軍事紀律,而不是民主習慣。[4]

歐洲議會傳統,無疑有助於民主革命。中國無此傳統,很多人都懵懵懂懂,所以無論是辛亥革命還是 1949 年革命,居然是未經普選議會,就先成立永久性中央政府,過幾年才去立憲,到時即使有普選,都已經是一黨專政下的普選了。但當時居然連所謂民主黨派也倒履歡迎這種不民主的立憲方式!

至於革命武裝,歐洲很多城市本來就是自治城市,那裡的「市民階級 (bourgeoisie) 」早就有自己的國民自衛隊或民兵 (national guards / civil militia) 。他們是上層市民,也就是後來的「資產階級」的前身,有錢有身份,自行出錢組建自衛武裝。荷蘭畫家倫勃朗所畫的《夜巡》(見上圖)[5],畫中人便是這類民兵。這些自衛隊,往往成為民主革命武裝。下層市民缺少這些條件,但一旦投入革命,也會自己想辦法得到武裝,主要是在統治階級危機時刻,努力遊說軍隊倒戈,同時又收購集中武器。所以庶民武裝力量都是雜牌軍。西歐革命往往是這兩個階層互相呼應(後來也互相鬥爭)而爆發。如果這些革命派成功,便在武裝力量支持下,召開立憲會議制定憲法,選舉新議會和政府;如果失敗,就要再等時機了,有時要等幾十年。但在這個漫長過渡期,還是有事可做,回到合法或半地下鬥爭,及宣傳教育和組織群眾的工作上。

二百年前的世界,都是帝制為主,這並非偶然,因為那是封建主義大地主大貴族階級的天然統治方式。逐步埋葬帝制的,是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各種社會變革,包括其所締造新的社會力量。資產階級在這個過程,也逐步取代地主階級而成為主導的階級。但這個幾百年過程,也讓庶民民主派有機會出現並逐步提升為工運民主派,成為舊統治階級的有力挑戰者,同時和資產階級既呼應又相互鬥爭,並在這個過程中爭得基本權利。

中國近百年的民主運動之曲折,最根本原因是中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來得太晚,內受封建餘毒掣肘,外受列強干預,民主力量自亦不易發展。這是最大的歷史局限。但是,如果中共勉強比當年國民黨多一點成績,那就是它清除了半封建地主經濟,實現國家獨立,從而實現現代工業化。這意味著城市化、現代化通訊、普遍教育、利益多元主義、個性覺醒等等。這些東西客觀上可以成為民主運動的物質及精神前提。 150 年前,很多中國人即使想學習西方民主政治也沒有條件學;今天則只要有機會,中國人學習西方容易很多。換言之,資本主義化有助於中國平民階級逐步消除那種缺乏民主的政治文化傳統。與「中國例外論」相反,中國是無法自外於世界民主運動的。中共今天越是瘋狂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化,客觀上是在締造自己的掘墓人。這可說是中國當代資本主義的唯一積極的歷史意義。


註腳

[1] 《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民主憲政》,商務印書館,2013 年,香港, 187 頁。

[2] 劉田玉:《憲政理念在中國的百年變奏》

[3] 「當立法者們圖謀奪取和破壞人民的財產或貶低他們的地位使其處於專斷權力下的奴役狀態時,立法者們就 使自己與人民處於戰爭狀態,人民因此就無需再予服從。」洛克《政府論》下篇 222 節。

[4] 毛澤東自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也多少講過上述中西分別,不過講得很不好,暴露了自己對於中外歷史一知半解。

[5] 另一幅和倫勃朗油畫主題雷同的作品,是 Frans Hals 的油畫 he Banquet of the Officers of the St George Militia Company in 16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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