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雷斯·戴爾（Gareth Dale），Brunel University

原文 / 翻譯：蛇夫

200年前，卡爾·馬克思出生在德國特里爾。這位政治經濟學家的學說一直以來都飽受激烈爭議。《生態學家》是最早研究馬克思生態思想的雜誌之一，其在1971年就發表過相關論文。加雷斯·戴爾是《綠色增長》一書的編輯，他的這篇文章重新審視了馬克思對自然和社會的主張，以及後人最初是如何解讀馬克思的。

雖然世界各地都有人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但當下的狀況卻是他既不希望看到也沒有預料到的：地球繼續為資本主義所統治，且被它日益撕碎和煮熱。

在他誕辰100周年的1918年和150周年的1968年，都出現了進步社會運動在世界範圍內風起雲湧的現象。

在那些時候，人們認為馬克思是階級鬥爭、革命和後殖民主義征服的理論家，但忽視自然問題。環保主義者雖然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價值，但價值不在於他的生態分析。

馬爾薩斯的悲觀主義

生態學家塞爾（G. N. Syer）在1971年發表的一篇論文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該文讚揚了馬克思追求平等和人類普遍解放的熱情，也認可他所理解的自然與社會的“辨證”關係——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其統治者。

但該文更多是對馬克思的批評。首先，塞爾認為馬克思的一些預言並不準確。 比如，資本主義引發社會兩極分化和週期性危機的結論似乎已被證偽：塞爾觀察到，世界各處的貧富差距“幾乎都在縮小”，而經濟的“繁榮-蕭條週期”也已經因為“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的實踐”而得到克服。

另外塞爾認為，馬克思更重大的錯誤是認同了那個時代對無限物質進步的信仰，而沒有認識到馬爾薩斯的悲觀主義的正確性。換言之，馬克思對物質進步給地球造成的壓力以及隨之而來的污染和資源枯竭都視而不見；與恩格斯相反，他“完全沒有意識到自然的脆弱性——比如土壤，也沒有考慮地球資源耗盡的可能性”。

核心關切

到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時，世界已經變得如此不同。

馬克·費希爾（Mark Fisher）所謂的“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主導著這個時代——人們感到沒有別的制度明顯可以取代資本主義，但普遍認識到危機的存在，包括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的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發現馬克思的生態思想意義重大。

雖然人們早就知道馬克思的異化概念包含了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的隔閡，但直到上世紀末，依靠大衛·哈威等人的努力，馬克思的生態思想才廣為人知。

之後，千禧之交的兩部著作——保羅伯·克特（Paul Burkett）的《馬克思與自然（Marx and Nature）》以及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馬克思的生態學（Marx’s Ecology）》，又揭示出馬克思作為思想家的核心關切正是生態問題。

調解、調節和控制

馬克思對科技的進步有著細緻的瞭解，無論是土壤退化的化學原理還是發現熱力學第一和第二定律的生態意義，都為他所熟知。

一些學者——包括上述兩位作者，剛剛去世的學者/社會活動家喬爾·科維爾（Joel Kovel）和埃爾馬·阿爾特瓦特（Elmar Altvater），《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一書作者傑森·摩爾（Jason Moore），以及《化石資本（Fossil Capital）》一書作者安德莉亞斯·瑪律姆（Andreas Malm），重新把“資本主義引入”關於自然與社會的關係的討論，促成了生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持續的復興。

摩爾還與諸如卡洛琳·莫徹特（Carolyn Merchant）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一起，幫助復興了的生態馬克思主義與女權主義和社會再生產理論，一起展開了創造性交流。

交流的結果是莫徹特重新思考馬克思的理論——她並沒有認為“自然”只是扮演次要角色。歸根結底，馬克思人類學的基礎，是理解人類通過生產生活資料來塑造自身與自然的關係。

正如雷納·格蘭德（Reiner Grundmann）提醒的那樣，在定義“勞動過程”時，馬克思運用了“代謝”的概念：在這一過程中，人類通過自己的行為調解、調節和控制自身與自然之間的代謝——如果代謝中斷，則會造成災難。

持續條件

學者們還發現，馬克思並不是支持經濟增長或物質進步的啦啦隊長。仍然這樣解讀馬克思的人，應該去瞭解一下他對資本主義制度下人類進步的隱喻。馬克思是這樣說的：“這是個可怕的異教偶像，除非用他殺死的人的頭骨當杯子，否則不肯飲下甘露。”

新近研究發現，“生態”馬克思對增長範式有著尖銳的批評；在《資本論》第一卷中，他也提醒人們注意資本主義發展對自然界的踐踏。

他這樣寫道：“資本主義農業的一切進步，不僅是剝削工人手段的進步，也是剝削土地手段的進步；所有在一定時間內增加土壤肥力的技術進步，都會破壞更長期的土壤肥力……

“因此，資本主義推動技術進步和社會生產過程集中的代價，是同時破壞了所有財富的來源——土地和工人。”

馬克思還認為，經濟作物的生產與農業本身是矛盾的，因為農業本來是為了滿足（或應該去滿足）人類的“持續生活的全部條件”。

生態系統崩潰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堅持認為人類應視自然環境為“人類存在和繁衍不可或缺的條件”。

生態馬克思絕非希望人類沒有“限制和門檻”地主宰自然，他表現出了對環境極限的真正擔憂，也密切關注人類社會與環境相互作用的各種過程。

他不僅沒有抵觸大自然，反而無法忍受人類對大自然的主宰。正如他所敬仰的革命神學家湯瑪斯·閔采爾（Thomas Műnzer）所言：“所有造物都變成了私有財產：水中的魚，天上的鳥，地上的植物……必須讓它們重獲自由。”

而現在，水中的魚正在消失，天上的鳥也岌岌可危。馬克思出生時，地球的二氧化碳濃度只有283ppm，而二百年後的今天這一數字正突破410ppm——這是過去二千萬年中最高的濃度，甚至超過了人猿誕生之時。

如果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一切照舊”，即使實行了巴黎協定的相關措施，人類的前景也不容樂觀。燃燒化石燃料產生的熱的棘輪效應(ratchet effect)會長達數個世紀，再加上其他一系列對地球生物物理邊界的攻擊——即資本的“反地球戰爭（War on Terra）”，預示著物種滅絕和相關生態系統崩潰的速度將極大加快。

馬克思四十歲時，有人首次提出氣候變化會引發人類滅絕的預言；如果全球資本主義再持續一到兩個世紀，那麼這一預言就會變成現實。如果1918和1968年那樣的社會運動沒有再次出現，那麼即使是精通生態學、人類異化理論和資本指數積累的馬克思再世，恐怕也無計可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