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社會為何消亡?

「人們共享與合作,是萬古以來的原則。但是,不平等社會的固有不穩定性,才是它們取代平等社會的原因。」

作者:黛博拉·羅傑斯(Deborah Rogers)[1]

原文 / 翻譯:蛇夫

五千年來,人類已經習慣於生活在少數特權份子的統治之下。但人類社會並不總是如此——彼此平等的狩獵-採集社會就曾普遍存在數以萬年計之久。大量人類學研究表明,在人類按財富、社會地位和權力劃分等級之前,平等社會曾實行嚴格的規範來阻止任何個人或群體獲得超過他人的地位、權力或資源。

在這些社會中,沒有中央集權的決策機制,也沒有固定的領導或酋長。當然,個人之間會有零星的血腥搏鬥;但群體之間卻沒有組織性的衝突。沒有強烈的私有財產概念,因此也就沒有守衛領土的需要。這些社會規範也影響到性別角色——女性是重要的生產者,因此相對更有權力,婚姻也通常是一夫一妻制。

保持平等事關生存問題。這些小規模的遊牧覓食群體無法儲存很多食物,再加上狩獵有很大概率會一天甚至一周都一無所獲,因此只有共用和合作才能確保每個人都能吃飽。膽敢要求更高的地位或超過自身所需的食物,會受到他人的嘲笑或排斥。社會人類學家克里斯多夫·伯姆(Christopher Boehm)認為,通過實行這些平等規範來壓制我們靈長類祖先的等級天性,是人類進化中的關鍵調整。當孤立的小型人類群體在世界範圍內向新的棲息地和地區擴散之時,這一調整加強了合作,降低了風險,因此很可能是人類得以生存和壯大的關鍵因素。

那麼,人類為何會進入制度化的不平等的時代?對於這個問題的爭論已經持續了幾個世紀。哲學家盧梭在1754年提出,不平等源於私有財產的出現。在19世紀中葉,馬克思和恩格斯專心研究資本主義及其與階級鬥爭的關係。到19世紀晚期,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聲稱,按照階級劃分的社會反映了事物的自然秩序——正如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所言:「適者生存」。(直到上世紀80年代,還有一些人類學家認為這是正確的——他們認為獨裁者的成功純粹是達爾文式的,證據是各種專制社會的統治者都大量生育後代。)

等級制度的誕生

但到了20世紀中葉,一種新的理論開始佔據主導地位。包括朱利安·斯圖爾德( Julian Steward),萊斯利·懷特(Leslie White)和羅伯特·卡內羅( Robert Carneiro)在內的一批人類學家提出了以下故事略微不同的版本。過去我們聽到的故事是:人口增長意味著需要更多食物,所以出現了農業;人類進而有了剩餘產品,於是需要有人專門從事管理,並由此產生了相應的社會階級。同時,人類消耗了更多自然資源,需要開疆擴土去尋找新的資源;這種擴張孕育了衝突和征服,被征服者就成為下層階級。

而最近的解釋則擴展了這些想法。推理表明,在擁有大量剩餘產品的社會中,追求財富與權力的個人會利用他們的剩餘產品來提升自身社會等級——起初是通過請客或送禮,後來則是通過公然地支配他人。人類學家彼得·裡克森(Peter Richerson)和羅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認為,在團體層面上,更完善的協調和分工使得更複雜的社會在競爭中優於簡單、平等的社會。其他人認為,從機械角度來看,一旦不平等現象出現——比如資源配置不均使得某個家庭更多受益,就會變得越來越根深蒂固。農業和貿易導致了私有財產、繼承和更大貿易網路的出現,繼而延續和加強了已有的經濟優勢。

不難想像分化如何出現,追求權勢者也確實會時不時獲得成功。但這些理論並不能很好地解釋那些意圖獲得支配地位的人如何廢除附近社群的平等規範,也不能解釋最早的等級制社會停止執行這些規範的初始原因。許多理論都認為,等級制社會之所以傳播開來,是因為不平等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有益的文化特徵,可以提高效率、激勵創新並提高生存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真相是相反的呢?

 

我和兩位斯坦福大學的同事做過一次人口學模擬。從中我們發現,資源配置不平等並不會給群體帶來優勢;相反,這會從本質上動搖群體的穩定性,大大增加其在穩定環境中滅亡的機率。無論我們將「不平等」設定為多層階級社會,還是設定為經濟學家所謂的帕累托財富分佈(Pareto wealth distribution,即1%的富人擁有大部分財富),模擬的結果都是如此。

與我們的直覺相反,不平等造成的不穩定迫使人們為尋求更多資源而遷徙,這才導致了這些社會的擴散。我們的模擬規則不允許模擬對象遷徙到已經有人佔據的地方,但很明顯現實世界沒有這種規則,於是更穩定的平等社會就成了被征服者——正如我們在歷史中所看到的那樣。

換句話說,不平等從一個群體擴散到另一個群體,並不是因為這是一種本質上更利於生存的系統,而是因為它造成了人口不穩定,繼而造成遷徙和衝突,並最終導致平等社會在文化或肉體上的滅亡。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的目標將是探索自然選擇的運行在平等和不平等制度下會有何不同。平等社會可能在群體層面促使人們選擇合作、利他主義和低生育率(從而使人口更穩定),而不平等則可能加劇個體對高生育率、競爭、侵略、提升社會地位和其他自私性特徵的選擇。

 

那麼,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麼呢?雖然支配性的等級制度可能源自遠古靈長類動物的社會行為,但人類並沒有陷入由進化決定的、適者生存的社會結構。所以不能斷言,因為不平等存在,所以它在某些方面就是有益的。平等或不平等,只是一種文化選擇。

[1] Deborah Rogers 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她領導《促進平等》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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