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問題與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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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Hart-Landsberg

(美國 Lewis and Clark College經濟學名譽教授)

原載:Reports from the Economic Front

翻譯:蛇夫

 

中國經濟體量很大。如果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來計算,2017年它已經是世界第一。其產值相當於23.12萬億美元,相比之下歐盟是19.9萬億,美國則為19.3萬億。

中國也在2017年重新回到了世界最大出口國的位置,超過了2016年佔據此位的歐盟。中國該年的出口總額為2.2萬億美元,歐盟是1.9萬億,排名第三的美國為1.6萬億。

去年中國6.9%的經濟增長率也頗為引人注目,輕鬆超過政府6.5%的目標和2016年的6.7%。根據國際估計,中國在2017年為全球經濟貢獻了約30%的增長。

中國政府和許多國際分析家都聲稱,中國已進入新的經濟階段——更加以國內為中心,且更側重民眾需求。因此,雖然依賴出口的時代增長率更高,但現在經濟卻更為穩定。

這些聽起來都不錯。但是,我們還是有許多理由質疑中國的增長記錄、經濟穩定性以及新的以內需為中心的增長戰略。拋開閃閃發光的報告,中國和亞洲地區的工人未來可能要經歷一個艱難時期。

中國的增長

如下圖所示,從2011到2016年,中國的增長率連續六年下降,到2017年才再次上升。而目前的預測則是2018年又會進一步降至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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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1992年3月到2017年12月中國實際GDP增長率變化

然而,中國的增長資料是不能全信的。《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中國各省經常捏造自身增長資料,因此降低了全國資料的可靠性。例如:

內蒙古是經濟最依賴煤炭的地區之一,天津則是北方主要港口城市,二者都承認偽造資料,因此其2016年的GDP可能都要下調。鄰近的遼寧省則是在為期四年的商品市場糾錯中第一個承認造假的省份。

內蒙古本月承認,其2016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資料誇大了40%。根據中國統計年鑒資料,內蒙古第二產業GDP占比為47%。如果2015年的資料準確無誤, 2016年的資料修訂後就意味著該地區的經濟萎縮了13%……

與內蒙古一樣,遼寧也承認其2016年的經濟表現與2015年官方資料相比出現萎縮。遼寧雖然承認偽造資料已將近五年,但尚未發佈修訂後的資料……

天津作為中國北方的大港之一,也做出了修訂。為區內註冊企業提供優惠稅收和外匯政策的濱海金融區,就貢獻了去年天津GDP的一半左右。

但根據上周披露的消息,該區將那些僅僅為了稅收優惠而在此註冊的企業的商業活動也納入了自己的GDP當中。據《金融時報》計算,這意味著2017年天津上報的GDP資料可能有20%的水分。濱海區的高債務水準及其與國內外的金融聯繫,也令這一造假引發了更廣泛的市場擔憂。

另一個可能的資料造假省份是山西——經濟最依賴煤炭的中國省份。在商品市場低迷的時期,其官方GDP資料卻保持了令人矚目的增長。

去年夏天,中國的反腐監督機構宣佈吉林省的資料存在問題。雖然沒有公佈細節,但還是讓造假嫌疑籠罩了這個陷入困境的東北省份。

《南華早報》前主編王向偉則做了如下總結

這種情況(偽造資料)導致了一種流行的說法,即“官出數字,數字出官”。這一弊端是如此猖獗和肆無忌憚,以至於出現了一個經久不衰的笑話:將所有省和直轄市的資料簡單相加,結果是2013年比全國(官方數字)GDP超出人民幣6.1萬億(超出10%! ),2014年超出4.78萬億,2016年超出3.6萬億。

這種資料操縱表明,中國經濟實際上常常並未能實現政府的增長目標。更糟糕的是,即使是虛高的全國增長統計資料,也顯示出中國的增長率在穩步下降。

債務問題威脅經濟穩定

中國能否維持6.5%的目標增長率也值得懷疑。一個主要懷疑理由就是,如下圖所示,支撐中國增長的是不斷增加的債務。換句話說,為了維持更低的增長率,仍然需要更多的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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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中國1998至2018債務占GDP比例

 

對此,馬修·克萊因(Matthew C Klein)在為《金融時報》撰寫的博客中解釋道:

中國債務膨脹在過去十年中的速度和規模幾乎前所未見。之前的少數先例,比如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和上世紀20年代的美國,都沒有什麼好結果。

大多數報導都正確鎖定了中國的企業債務,特別是國有企業欠四大國有銀行的債務。畢竟,這些負債構成了未償還債務總額的最大部分,也構成了200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債務增長的最大部分。

如下圖所示,通過與其他大國相對穩定的企業債務比進行比較,更顯示出中國企業債務增長的爆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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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斷增長的債務意味著,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政府可能會被迫收緊貨幣政策,這會使中國企業更難依靠貸款來維持現有的雇員和投資規模,從而有可能引發急劇的增長放緩。不過,由於中國的大部分企業貸款都來自於政府控制的銀行,中國政府也許能夠控制住預期的企業違約造成的經濟後果,從而避免重大金融危機。

不過,雖然企業債務引起的關注最多,但家庭債務也在增加;如果出現嚴重的還款問題,調控起來卻並不簡單。克萊因指出,

自2007年初以來,中國家庭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長約12%,而家庭債務則平均每年增長約23%。累積效應[如下圖所示]是(名義)收入增長了兩倍多一點,但債務卻增長了近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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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一切終於開始影響總債務數量。截至2017年中,雖然中國的家庭債務相對於所有債務總額來說仍然算小(約為18%),但卻占非金融行業債務增長總額的約三分之一。

到2017年年中,中國家庭負債大約相當於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06%,大致與目前的美國相同。克萊因指出,中國家庭債務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家庭無法用GDP來償還債務,而是必須依靠微薄的收入。”如下圖所示,中國家庭收入占GDP的份額不僅很低,而且總體呈下降趨勢。相比之下,美國家庭可支配收入通常約占GDP的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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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家庭消費大部分是向“金融公司和私人高利貸者”借債,而不是向國有銀行。這將使國家更難遏制還款問題對國內經濟活動產生的重大負面影響。

因此,雖然中國官員聲稱較低增長率意味著中國轉向了新的更穩定的經濟活動,但債務爆漲卻預示了相反的情況。正如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在2017年8月14日發表的關於中國的月度報告中所說:

有人認為當局已成功穩定了GDP增長率,而現在必須解決債務增長問題——這完全搞錯了關鍵。如果GDP增長“穩定”而債務增長加速,就不能說GDP增長已經穩定,至少這種“穩定”沒有任何有意義。只有當GDP增長率在債務負擔沒有任何增加的情況下保持不變——即債務增長相同或慢于名義GDP增長,才能說經濟增長已經穩定。在我看來,除非GPD增長率比當前報導的一半還低,或者低於3%,否則就不能算穩定。

新增長模式是什麼?

幾年來,中國領導人已經認識到需要一種新的增長模式,來產生雖然較低但更加可持續的增長率。正如中國總理李克強最近在全國人大發言時所說:

中國經濟正處於增長模式轉型、結構改善和向新增長驅動力轉變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正從快速增長階段向高品質發展階段過渡。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中國已經放棄了過去以出口為導向的高速增長戰略,轉而採用更慢、更依靠內需和以人為本的增長戰略;中國目前的增長放緩與這種轉變一致,因此不應被視為經濟疲軟的跡象。

然而,除了較低的增長率之外,幾乎沒有其他跡象表明這種轉變。例如,增長驅動力由出口轉為國內私人消費本應是新增長模式的一個標誌,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全球經濟放緩無疑也使這種轉變變成必要。但如下圖所示,資料顯示中國私人消費占GDP份額並沒有顯著增加。實際上,這一份額在2017年還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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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1952到2017年中國私人消費占GDP比例變化

2017年12月,中國的私人消費占GDP比例為39.1%,而上一年則為39.4%。該比例歷史最高為1962年12月的71.3%,最低為2010年12月的35.6%。正如本文之前所示,中國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份額並沒有顯著增加。此外,目前的消費水準與收入趨勢是一致的,顯示出只有富人在增加消費。

正如下圖所示,舊的增長模式的支柱當中,仍然保持很高GDP占比的是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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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1952到2017年中國投資占GDP比例變化

2017年12月,中國投資占GDP比例為44.4%,前一年為44.1%。該比例在2011年12月曾創下48.0%的歷史最高記錄,而最低記錄則是1962年12月的15.1%。

投資的主要領域則仍然是基礎設施、房地產開發和提高製造業產能。例子如下:

“中國的曼哈頓”可謂投資成癮的象徵。

天津響螺灣占地110公頃,擁有40棟摩天大樓。過去幾年激增的投資,本應把這裡打造成中國新的金融之都。但在11月下旬,這裡卻毫無生氣。一些大樓仍在建設中,街道空無一物, 連完工的大樓也無人居住。

從2000到2010年,在前總理溫家寶的故鄉天津,投資增長了10.3倍。

事實上,不管官方如何報導,中國2017年的加速增長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外部需求。正如路透社一篇文章所描述的:

2017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高於預期。出口復蘇幫助該國七年來首次出現年增長加速,打消了加大對工業和信貸的監管會影響增長的擔憂……

過去一年全球經濟同步上升,部分是因為市場對半導體和其他技術產品的需求激增,這對中國和大部分依賴貿易的亞洲國家來說都是福音。2017年中國出口增長的速度比過去三年都快。

雖然該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是自1999年以來最低的,但出口幫助緩解了這一窘境。

牛津經濟研究院亞洲首席經濟學家路易士·庫伊斯(Louis Kuijs)在一份報告中寫道:“整體出口的實際增長……完全(解釋)了去年中國GDP增長的回升。”

正如下圖所示,中國出口增長仍然嚴重依賴美國市場——但在美國發出關稅威脅之後,這一市場對中國來說正變得越來越問題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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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真正的增長新戰略:“一帶一路”倡議

 

很多壓力使得中國領導人無法認真採納真正以國內為中心、以消費為基礎的增長模式。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如果政府採取有意義的措施大幅度提高工資和改善中國工人的工作條件,就會損害一些強大政治力量的利益。由於黨和政府中的許多人都直接受益于現有的生產關係,所以他們幾乎沒有理由去採納可能威脅現有生產活動盈利能力的戰略。

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很明白,必須採取新戰略,才能防止中國經濟進一步下滑;如若不然,他們擔心工人的反抗會愈發激烈,進而威脅到自身政權。他們的答案似乎就是“一帶一路”。這一倡議首次出現在2013年,其美妙之處在于,現有的政治經濟體系可以繼續運作,幾乎無需變化;而同時又為主要國企生產的基礎工業產品開闢了新的出口管道,為私企創造了新的出口市場,並使支撐中國建築行業的龐大基礎設施建設得以繼續擴張。

然而,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er)在介紹“一帶一路”倡議的特刊中則描述了其中的代價:

中國政府稱,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是繼發展經濟特區和加入世貿組織之後的新一輪“改革開放”。“一帶一路”倡議也確實是非常重要和雄心勃勃的一步棋,它將擴大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並對中國和世界數以百萬人民的生活產生影響。

中國政府針對金磚國家的戰略,以及配上了“全球化2.0”名號的“一帶一路”倡議,可能會對全球化未來的方向產生重大影響。中國過去的發展戰略已經在國內造成了嚴重的環境破壞和勞工權益侵害,其海外投資也經常因為造成不利的社會和環境影響而遭到批評或反對。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擔憂這種發展方向對人類與環境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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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特刊中包括一些指出這一倡議負面後果的文章。 該倡議首先旨在讓中國公司能夠以振興中國經濟為目的來建設公路、鐵路、港口和電網。這些項目伴隨著大規模的環境破壞、當地社區的流離失所以及對當地勞工的剝削。它的目的還包括推動中國對目標國家農業用地和原材料的控制,以及推行人民幣貨幣區。

“一帶一路”倡議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實現其目標還有待觀察。但已經明確的是,有關建立新的、更穩定、更人性化、高品質的中國經濟的說法,還幾乎都是空談。中國領導人投入大量資金,想要為該國現有的增長模式注入新的活力,但並不能消除該模式給人民和環境造成的巨大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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