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先生的南非敘事

書評

《南非的啟示—曼德拉傳·從南非看中國·新南非19年》,秦暉著,2013, 江蘇文藝出版社

文:黃德倫

(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曼德拉是蜚聲國際的反種族隔離鬥士,他的傳記自然也是熱點,我國學者秦暉的曼德拉傳記和對南非轉型的評論(《南非的啟示》)就是其中一種。但是筆者讀了這本書之後對秦暉先生的一些觀點無法苟同,特意在此提出。

種族隔離下的階級

討論南非的過去和現在,筆者以為首先要解決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南非的種族隔離是怎麼形成的?是否只是“種族”方面的問題?秦暉先生和以往的一些文獻一樣,還是把舊南非看成以種族劃線的“種族社會”(該書582頁)[1]。秦暉的書甚至發展到了這樣一個程度:他在談舊南非的經濟發展的時候大談特談“世界市場”,卻似乎全然不知這個世界市場是什麼性質的。秦暉先生也多次提及舊南非政權的“反共”,卻始終絕口不提該政權的性質,而是以“福利”一筆帶過;他也提及了南非荷裔白人的“保守”,卻始終不肯說出他們所“保守”的對象是什麼主義。這實在是非常離奇的事情。舊南非社會的性質,並不是一個神秘的問題,事實上,根據學者的研究,1920年代的南非和同時期的世界其它地區一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革命浪潮中,發生過被南非當局鎮壓下去的白人工人起義。因此,種族隔離制度,首先就是為了馴化南非的白人工人——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這正是秦暉先生非常欣賞的。其次,南非礦業需要進行巨額資本投資,因此南非礦業資本必須通過極力壓低礦工的工資以保證獲得利潤,以及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也就是說,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保證黑人永遠成為廉價勞動力,南非礦業資本家能夠源源不斷地獲得這些廉價勞動力[2],以及由此保證南非資本家尤其是礦業資本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事實上,有些南非資本家“反對種族隔離”正是為了使用低工資的黑人工人取代工資較高,福利較好的白人工人。也就是說,這些資本家“反對種族隔離”不是秦暉先生認為的較為“開明”的標誌,而是恰好相反,他們“反對種族隔離”是為了最大化地剝削工人,無論這些工人的皮膚是黑色還是白色。因此,舊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和秦暉先生的觀點相反,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種族”制度,就是一個“階級制度”。另外,秦暉先生一直以來對南非的英裔白人資本家大力讚揚,本書中也多次提到舊南非時期由這些英裔白人構成的所謂“自由主義反對派”,但是,實際情況是否如此呢?1971年,加拿大學者赫裡伯特·亞當(Heribert Adam)根據南非方面針對這個問題進行的一次調查分析了舊南非權力精英們的狀況,根據他的分析,秦暉先生推崇的,他認為“開明”的英裔白人資本家恰好是出於保證廉價勞動力供應這個目的而支援種族隔離制度的[3]。而荷裔白人,尤其是開普地區的荷裔白人,也正是出於這個目的支援南非的英國殖民者的[4]。總而言之,南非的資本家,無論是什麼民族的後代,他們的目的都是是獲得廉價勞動力的穩定供應,他們無論“支持”還是“反對”種族隔離制度,他們關心的問題只有一個,他們的目的也只有一個,那就是盡可能嚴苛地剝削工人。這很明顯是一個階級問題,而不是種族問題。換言之,在舊南非,種族隔離是資本主義的配套制度,是為資本主義服務的[5],反對種族隔離和反對資本主義是一個問題。只反對種族隔離而不反對資本主義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真正改變廣大黑人底層群眾的命運。而這正是曼德拉和非國大,尤其在他們取得政權之後的態度和具體措施,而這也正是秦暉先生欣賞曼德拉和非國大的著眼點所在。秦暉在本書裡屢次提及,南非共產黨並未將南非舊體制批評為“新自由主義”——這是因為南非的舊體制是“老”的自由主義。眾所周知,秦暉先生非常喜歡質疑“新自由主義”是否存在,在本書中他也是如此,但是我們只要翻開本書前半部分的曼德拉傳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個標準的“新自由主義”機構的名字赫然出現,其影響在文中也有所體現——本文結尾部分將再次提及這個問題。那麼秦暉先生在本書後半部分“尋找‘新自由主義’”的文字就顯得有些尷尬了。

 當然,即使是這樣,也有可能存在一種情況,也就是在抗爭過程中,因為各種原因,“種族”變成了抗爭的主題,“階級”被淹沒了。秦暉先生對於舊南非的觀點在這個前提下倒也能夠成立。但是學者的研究得出了與此相反的結論。事實上,早在二戰前,南非黑人工人的抗爭就很激烈了。這種抗爭一直持續。美國學者蓋伊·塞德曼(Gay Seidman)研究南非工人運動結果是,在舊南非末期,階級已經取代種族成了南非黑人抗爭的主題。這種抗爭不僅包括了要求改變黑人的被隔離地位,而且包括了世界其它地區工人階級抗爭的一切內容,亦即通過政治的,非市場的手段獲得工資以外的,能夠使工人滿足需要的收入。用塞徳曼自己的話說就是“完整的公民權”——也就是除了一般的人身權利和政治權利之外,還包括了獲得各種福利保障的“社會權利”。這種抗爭已經不僅是對工人自身勞動條件的抗爭,南非黑人在抗爭中已經認識到了他們的生活環境和處境與資本主義剝削之間的關係,因此他們的抗爭訴求核心已經不是種族,而是階級。在抗爭過程中,南非黑人工人已經提出了通過非市場的政治手段改善他們的日常生活的訴求[6]。1983年,黑人工人甚至提出了建立民主的、反種族主義的工人共和國的口號[7]。這些訴求很顯然遠遠超出了種族範疇,和新自由主義更加是水火不容。而且,抗爭種族隔離的過程中,非國大,南非共產黨和南非工會(Cosatu)結成了政治聯盟。這樣一種政治聯盟的訴求,顯然是不可能只停留在一般的市場資本主義,更不用說新自由主義上面的。正如我們下面看到的,這些組織已經提出了相應訴求。也就是說,舊南非的抗爭者,無論是非國大,還是南非共產黨,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他們與之作戰的,是資本主義。但是,在秦暉關於南非的敘事中,我們完全沒有看到相關的內容。比如該書第600頁提及南非工會大會(COSATU)的時候,秦暉完全沒有提及南非工會大會在種族隔離體制下進行的抗爭,這對於一個嚴肅的歷史學者來說實在難以置信。縱然秦暉不是專門研究南非的學者,但是瞭解這方面的內容,獲取相關資料應該並不困難。事實上國內的知網等資料庫上相關論文和資料是十分容易就能搜索到的。

種族隔離與資本主義

這裡還要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反對種族隔離是為了什麼,正如筆者之前討論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時候指出的,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的根源是資本主義,那麼很顯然反對種族隔離就是為了反對資本主義。反對種族隔離是為了讓無論黑人白人還是其它任何人種膚色的人民都平等地不受資本家剝削,而不是“平等”地都被資本家剝削。與之相關的是,秦暉先生自己在書中多次使用我國的國有企業老工人比喻南非的白人工人,把後者在種族隔離結束之後的狀況和前者的狀況尤其是下崗相提並論。可是秦暉先生似乎忘記了,他自己當初就為我國國有企業老工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憤憤不平過[8],為什麼秦暉先生對南非的白人工人的態度就截然相反呢?真實在令人感到奇怪。而且,舊南非的白人政權,經濟上是秦暉先生認可的、支持的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政治上正是秦暉先生極為欣賞的改良主義,而且還是秦暉先生認可的以“民族認同”為基礎的改良主義。秦暉先生在這裡再次出現了自相矛盾。舊南非的白人工人固然不應該排除黑人工人單獨享受福利,但是這不意味著他們就應該任由資本家剝削——無論這個資本家是黑人還是白人。在筆者看來,這是筆者和秦暉先生之間的最大分歧之一。

接下來是南非白人工人和種族主義之間的關係。事實上,學者的研究已經指出早期南非白人工人種族主義的奉行者恰恰是社會民主黨性質的原南非工黨。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秦暉隱瞞了這一點。眾所周知,秦暉對於社會民主黨和改良主義是極為偏愛的,我希望這種偏愛不至於損害秦暉先生的學術研究。 而南非共產黨,在其還只是“國際社會主義者聯盟”(International Socialist League, ISL)這個小團體的時候,就要求把黑人工人的收入水準提高到白人工人的水準,而這個組織也在一開始就致力於組織黑人工人,並阻止過白人工人對黑人工人罷工的破壞行動。秦暉先生特別強調1922年的白人罷工,但是,秦暉先生忘了,就在這次罷工中[9],甚至在罷工之前[10],初生的南非共產黨在其理論刊物上和宣言中已經要求各個種族的工人團結一致。這次罷工的傾向,恰恰是因為南非共產黨無力影響[11],秦暉先生的歸因是錯誤的

尤其在1922年之後,南非共產黨和南非工黨不再是政治同盟之後,南非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更加徹底和堅決。早在1920年代中期,南非共產黨就拒絕加入已經被收編的白人工會[12]。也就是說,南非共產黨在反對種族隔離的時候,不僅反對了資本主義,而且反對了秦暉先生極為欣賞的改良主義,以及“民族認同”——秦暉先生自己也提及,南非共產黨是由白人理想主義者組成的。正如秦暉先生自己也提到的,共產國際恰恰也是堅決支持南非(和世界其它地區比如美國)黑人開展反種族主義的鬥爭的,這同樣使得秦暉先生在本文中對待蘇聯東歐各國的態度顯得滑稽。至於南非白人工人被收編的問題,的確,這個政治聯盟是種族主義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這個聯盟也是秦暉先生最為欣賞的改良主義性質的——事實上改良主義正是以“民族”,具體到南非這裡就是白人種族作為政治認同的基礎的,換言之,種族主義是南非條件下白人改良主義的必然結果。事實上,秦暉先生在本書中(第585頁)也是這樣認為的。換言之,按照秦暉先生自己設立的標準,他是不應該反對舊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的。秦暉先生在這個問題上,又一次自相矛盾了,又一次令人難以置信地保持沉默了。

大家都知道舊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堡壘是荷裔白人亦即布林人。秦暉先生在他關於舊南非的文章中一直把布林人塑造成“窮人”,“對工商業興趣不大”等等,把舊南非的種族主義也相應地歸咎于這些“窮人”,並與此同時把舊南非的英裔白人塑造成“開明的上層”。秦暉先生甚至把舊南非的種族主義的基礎追溯到1920年代的南非白人工人起義。這個說法是錯誤的。事實上,直到1930年代初期,荷裔白人工人都對荷裔白人資本家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不感興趣[13]。荷裔白人在19世紀中後期就已經形成了一個有相當經濟實力的集團,荷裔白人在19世紀就用了從事資本主義農業的釀酒和種植小麥的農場主,以及商人[14]。荷裔白人上層也是早在19世紀後期就出現了分化[15]。秦暉先生所謂“農民”也是資本主義農場主。荷裔白人上層轉向民粹主義的反資本主義路數是他們在政治上和羅茲分道揚鑣的結果,而不是他們經濟地位的機械反映[16]。而且秦暉先生的說法在筆者看來有把一切問題都往“底層”頭上推之嫌。在這裡,筆者需要進一步指出以下若干問題。第一,舊南非的荷裔白人並非如秦暉先生認為的這樣毫無分化——事實上,秦暉先生自己承認的1920年代南非白人工人起義就說明了這種分化的深刻。把荷裔白人認為是一個無分化的整體恰好是重複荷裔白人上層的意識形態[17]。荷裔白人的民族主義並不是一個歷史悠久的事物,其歷史敘事也無法把荷裔白人的民族主義追溯到19世紀晚期[18]。第二,南非荷裔白人並不是如秦暉先生說的只是“窮人”,或者“對工商業興趣不大”,他們也不是秦暉先生認為的只是在種族隔離之後才“發家”的。除了前述的19世紀時期之外,秦暉先生自己的有關文章裡涉及這個問題的時候則是直接從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跳到種族隔離措施實施時期。這兩個時間點之間的將近30年時間在秦暉先生的筆下消失得無影無蹤。而南非荷裔白人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正是在這個時期興起的[19]。第三,舊南非的荷裔白人塑造民族主義不是出於閒情逸致,而是為了馴化白人工人,亦即為了把白人工人納入所謂“阿非利卡人”的“共同體”,從而方便荷裔白人資本家對白人工人(以及黑人)的統治。荷裔白人(或者更準確地說荷裔白人上層)在塑造阿非利卡民族主義的時候採取了不少攻擊南非工會甚至是改良主義工會的措施,換言之,荷裔白人的民族主義是荷裔白人上層以及小資產階級系統地用民族主義壓抑階級的結果[20]。黑人工人運動更加是其主要目標。換言之,舊南非的種族主義本身就是為了維護荷裔白人資本家對白人工人的統治——還有剝削(當然作為自由主義者的秦暉先生是不會承認這一點的),強化對黑人工人的統治。更進一步地說,這就是秦暉先生認為只有在代議政治中存在的階級鬥爭。事實上,秦暉先生大力讚美的白人南非時期的“福利”也沒有涵蓋全部甚至數“窮白人”[21],其福利制度的指導思想也是經濟自由主義[22]。秦暉先生對民族主義的推崇,對於階級政治的反對,與其說是對舊南非的批判,不如說恰恰掩蓋了,實際上也可以說正當化了舊南非(事實上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壓迫、剝削和奴役。這種剝削壓迫和奴役不僅針對黑人,同樣針對白人工人[23]。當然,這種主張並不是舊南非特有的。事實上,民族主義多少都有掩蓋階級壓迫的傾向,除了舊南非以外,這個方面比較著名的還有以色列[24]等。秦暉先生曾經在別的文章中抱怨他反對的那一種民族學說“不承認階級平等”,這實在讓筆者不禁莞爾,階級就是不平等的表現(相應地,消滅階級也就是消滅不平等),秦暉先生無異于在鼓吹“鐵的木,圓的方”!

白人政權的西方靠山

秦暉先生本書中處處為英裔白人開脫,這同樣不符合事實:在推行種族主義方面,秦暉先生鼓吹為“開明”的英裔白人和布林人毫無二致:白人南非的隔離式勞動體制,是英國礦業資本率先使用的;種族隔離制度是前述的羅茲首先小範圍實行的;英軍佔領布林人的“國家”之後,布林人原先採取的種族隔離措施原封不動[25]。制定《葛籣·格雷法》(Glen Grey Act),剝奪黑人公民權,有意識地把黑人當成奴隸的正是羅茲自己[26]。英裔白人資本家的態度前文已經提及。同時,在前述的南非調查中,只有9%的英裔白人認為,居住在城市的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差別應當最小化,反對者的比例是87%;荷裔白人贊同和反對的比例分別為6%和92%。有79%的英裔白人認為,黑人是兒童,需要幾個世紀的“進化”;而持相同觀點的荷裔白人比例為69%。同時,89%的英裔白人反對在當時的南非實行民主,認同這個觀點的荷裔白人比例則是92%[27]。英裔白人信奉生物種族理論的比例也和荷裔白人的比例差不多。[28]很明顯,英裔白人對待黑人的態度和荷裔白人如出一轍。如果一定要說英裔白人和荷裔白人有什麼區別的話,那也是英裔白人比荷裔白人更加傾向于吸收個別“高等”黑人[29]。秦暉先生在本書裡就長篇大論地批判過中國古代的“布衣卿相”,為何在此處對同樣想法的英裔白人就大加讚賞?實在令人費解。白人南非的自由主義,也不是如秦暉先生認為的那樣反對種族隔離,毋寧說是小罵大幫忙:白人南非內部的自由派政客們利用白人南非攪亂鄰國所造成的鄰國對白人南非的依附加深來“論證”取消對白人南非制裁的必要性[30]!秦暉先生引用的馬雷一書第74頁也提到了白人南非自由主義的軟弱。從理論上說,秦暉先生曾經批判過某一種學說“忽視妥協”,這裡他又對英裔白人與荷裔白人,白人南非的自由主義和種族主義之間的妥協視而不見,實在有些奇怪。

在“國際社會的態度”方面,秦暉先生的書裡只是輕描淡寫地用“利益外交”和“道義外交”的提法打發了這個問題,並且避重就輕地說“市場經濟國家”(筆者不禁要再次問秦暉先生:這些是什麼主義的市場經濟國家?)“客觀上放縱了南非”(該書418頁)。在這樣做的時候,秦暉先生隻字不提南非白人政權冷戰期間作為西方打手的歷史事實,當然還有西方右翼尤其是軍方和情報部門的態度。任何一個瞭解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對待舊南非種族隔離政權,這些國家不是“客觀上放縱”的問題,而是直接支持的問題[31]。事實上,曼德拉本人就是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援下被南非白人當局逮捕的[32]。這顯然遠遠超過了“客觀上放縱”的程度。白人南非的核工業,是英法美德四國直接出人出錢建立的[33]。這顯然也遠遠超過了“客觀上放縱”的程度。美國直到1987年還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否決對白人南非不利的決議!這就是秦暉先生誇口的“道義外交”!不僅如此,大家都知道,冷戰在南部非洲是演變為熱戰的,南非軍隊直接出兵參與了鄰國安哥拉的內戰,並鎮壓了鄰國納米比亞和莫三比克的黑人解放運動——和南非非國大一樣,這些黑人解放運動也得到了蘇聯和東歐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持。例如 ,秦暉先生在本書中提到的所謂“特殊的殖民地”這個理論,就是蘇聯的直接干預下形成的[34]。這個時候在背後支持白人南非軍隊的則是美國雷根政權。很難相信作為歷史學家的秦暉先生對此竟然沒有比較深入的瞭解——事實上秦暉先生在本書中也提及了舊南非白人政權的窮兵黷武,因此他對這個問題的輕描淡寫更加無法理解。秦暉先生提及南非的時候處處以負面的態度提及原蘇聯和東歐諸國,但是秦暉先生這本書的前半部分是曼德拉傳記,固然,正如秦先生在本書序言中承認,這個傳記是“集體勞動”的成果,但是筆者甚至不用翻看前面的曼德拉傳記內容就可以知道,任何一本合格的曼德拉傳記都不可能不提及這個事實:亦即蘇聯(以及東歐各國,乃至古巴)對包括南非在內的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大力支援,這個支援是全方位的,付出了生命代價的。很難相信秦暉先生對於這個問題一無所知。筆者無意否認蘇聯東歐各國存在的嚴重問題,但是筆者以為,實事求是的態度是一個學者應該具備的。同樣,秦暉先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政治立場對西方國家持友好態度,但是回避歷史事實筆者以為是不合適的。

在談及舊南非問題的時候,秦暉先生始終把舊南非的所謂“外部壓力”歸因於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這同樣不符合歷史事實。筆者在上一段裡已經指出了秦暉先生有意忽視舊南非在冷戰期間作為西方國家在南部非洲的橋頭堡和打手的錯誤。除了舊南非和周邊各國的戰爭之外,1980年右翼的雷根的當選就有力地刺激了舊南非政權對周邊各國採取的“特種”軍事行動,雷根政權的上臺及其奉行的“建設性參與”(constructive engagement)政策被白人南非當局視為“攪亂鄰國的許可證”[35]。這些事件不會因為秦暉先生的回避而不存在。這裡還需要指出一個問題,眾所周知舊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是從1940年代末期開始大規模實施的,但是在整個195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並未對舊南非採取任何制裁措施,一直到了1960年代聯合國才在秦暉先生不願意提及的蘇聯東歐各國以及新興的第三世界各國的推動下對舊南非採取了制裁措施[36]。換言之,正如筆者指出的,西方國家和舊南非的關係比秦暉先生願意承認的要深刻得多:除了本文已經指出的那些之外,舊南非是1947年關貿總協定的創始締約國之一;白人南非直接派出飛行員參加了朝鮮戰爭,並參與了柏林空運。這樣一種關係當然遠遠超出了“客觀上放縱”的程度。支持白人南非在南部非洲的宰製地位的,也正是美國雷根政權[37]。與之相應,在談及舊南非的“外部壓力”的時候,秦暉先生對他不喜歡的蘇聯東歐諸國,以及曼德拉和蘇聯方面的關係隻字不提。秦暉先生的筆下也沒有出現這個事實:最早(事實上是1946年)在聯合國對白人南非提出控訴的是印度,事實上甘地就是在白人南非的印度裔抗爭中嶄露頭角的——當然,以秦暉先生對印度和甘地的推崇,筆者相信這應該是他搜集的材料不全面的結果。

與之相關,秦暉先生在本書中引用白人南非總理博塔的“反殖民”言辭的時候,卻忘了一個問題:白人南非當局在實際中直接動用武力捍衛周邊的其它白人殖民政權,也就是南羅德西亞的史密斯政權,以及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三比克的殖民政權。這些行動中有不少也是在美國的支持下進行的。當然,這是秦暉先生的南非敘事中美化西方的一個組成部分。

大家都知道,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在經濟上是極為“開放”的。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舊南非都是西方集團的成員,正如本文上一段提及的,這個政權還是西方集團在南部非洲地區的橋頭堡和打手。舊南非的經濟對西方資本和西方市場的依賴也是非常深的,反過來,和本文前面提及的南非英裔白人資本家一樣,這些西方資本家和舊南非政權的結合程度也是相當之深的。令筆者感到遺憾的是,秦暉先生對西方資本的態度同樣採取了輕描淡寫的態度。秦暉先生提到沙利文原則,但是這個原則並沒有廣泛實行[38],事實上這個原則影響的南非黑人工人只有該國黑人工人總數的0.4%,受到這個原則作用的南非非白人工人只占該國非白人工人的0.5%[39]。因此,這個原則被白人南非的非白人工人們斥為欺騙[40]。而且自從雷根上臺之後,這個原則就日漸式微[41]。很明顯,秦暉先生系統地誇大了這個原則的作用。或許,他這樣的自由主義者淡化黑人工人的抗爭亦即階級鬥爭,誇大資本家的恩賜的確“理所當然”,但是筆者以為儘管秦暉先生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但回避歷史事實並不是值得欣賞的做法。

轉型正義的假象

與這個問題相關的一個問題是,秦暉先生多次提及所謂“低人權”,並以此批判舊南非和其它社會排斥。但是,秦暉先生似乎忘記了以下兩個問題。第一,秦暉先生所指的低“人權”指的是公民權利受到侵害,但是大家都知道,自由主義,亦即秦暉先生自己也知道並承認,他自己信奉的那一種學說並不承認社會福利,亦即“社會”權利屬於人權之列。那麼秦暉先生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對“低人權”進行的批判就顯得無的放矢,而且再次自相矛盾;第二,秦暉先生不用說是大力提倡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最少不是後者的反對派,那麼筆者想問一下秦暉先生,如果“低人權”能在這樣一種制度中取得“優勢”,那麼秦暉先生自己支持的這樣一種制度意味著什麼不是不言而喻了嗎?從秦暉先生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來看,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這實在令人感到遺憾[42]

南非轉型之後的情況是秦暉先生大力讚揚的。固然,像國內一些人士那樣無視舊南非黑人的悲慘狀況,美化舊南非是不可取的,但是這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忽視轉型之後的南非存在的問題。一旦南非轉型成功,獲得政權,非國大轉向的不是別的什麼,而正是新自由主義。南非轉軌剛剛開始的時候,非國大左翼、南非共產黨和南非工會推動非國大和曼德拉將這幾個組織聯合制定的“重建與發展綱領”(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作為新南非政府的基本綱領性文件。這個綱領本身包括了各個方面的內容,既有諸如國有化,各項社會政策等,也有新自由主義的內容,例如財政緊縮、提高國際競爭力、建立“獨立”的儲備銀行。但是,在南非官僚和資本家,以及非國大政客等的聯合抵制下,這個綱領中的非新自由主義內容,例如社會政策和國有化等,完全沒有得到執行,其中的新自由主義內容則相反。而且南非政府還在世界銀行的協助下制定了另外一份新自由主義性質的發展計畫以取代這個綱領[43]。這些內容在秦暉先生及其合作者筆下都消失了。這實在令人疑惑[44]。尤其令人不解的是,秦暉先生在本書裡大量引用海因·馬雷《南非:變革的局限性》一書中的內容,但是該書引言第五頁就明明白白地承認非國大宏觀政策的新自由主義性質,秦暉先生也提及了。而且,馬雷在秦暉先生引用的那本書裡也詳細敘述了非國大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內容及其出爐過程。這些不能以現在的南非的政治制度為由被取消——在這裡,秦暉先生再一次對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做了切割[45]。同時,這無疑損害了秦暉先生對南非的敘述的可靠性。毫無疑問,正如秦暉先生自己也承認的,新自由主義已經在智利、美國、歐洲、日本和世界其它地區造成的那種狀況,亦即社會分化的全面、急劇擴大,在南非也發生了作用。這對於廣大黑人來說意味著什麼不言而喻。這個問題並不能如秦暉先生自己認為的那樣通過“憶苦思甜”克服。其次,結束種族隔離之後的南非共產黨,就和南非工會一起反對非國大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政策。不過由於南非共產黨仍然堅持和非國大結盟,這種反對軟弱無力[46]。因此,真正從南非“轉型”中受益的,實際上只是一小撮黑人資本家和非國大權貴。這樣一個南非,正如筆者在本文之前部分指出的,顯然不是當初黑人抗爭的目的所在。當然,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秦暉先生通過玩弄話術把白人南非和他支持的那個社會經濟制度脫鉤、對他引用的馬雷著作中的相關內容視而不見,並且讚賞這樣一種制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筆者以為,對於一個歷史學家來說,表達政治立場的時候還是要顧及基本的歷史事實。而且,現在的南非已經採取措施沒收白人農場主(在秦暉先生的話術裡,他們成了“農民”)的土地進行再分配,這就更加使得秦暉先生的南非敘事無法成立。


[1] 筆者還要指出,秦暉對“階級鬥爭”的理解是錯誤的。眾所周知,在西方早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是被剝奪了選舉權的,換言之階級鬥爭並不是只有在代議制政治下才上升到“國家”層面的。不僅僅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是這樣,事實上,大家都知道,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的鬥爭中,選舉權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資產階級最早也是被排除在政治領域之外的,換言之,階級鬥爭從一開始就是在非代議制政治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當然,這麼一來,無論是白人工人起義,還是黑人工人的罷工乃至武裝鬥爭,秦暉先生都可以排除出階級鬥爭的行列,這或許就是秦暉先生的目的?不過,對秦暉先生的策略的批判,見Andrew Collier: Critical Re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Roy Bhaskar’s Philosophy, Verso: 1994。秦暉先生的手法不過是許茨(Alfred Schuetz)式的在兩個符號之間建立主觀的聯繫。

[2] 參見Dunbar Moodie: Going for Gold; Dan O’Meara: Volkskapitalisme; Harold Wolpe: Race, Class and the Apartheid State, Africa World Press, 1990等。

[3] Heribert Adam: The South African Power-Élite: A Survey of Ideological Commitment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No. 1 (Mar., 1971): pp. 76-96。英裔白人的問題下文還要談到。這也說明了,秦暉先生極力切割英裔白人和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4] Mordechai Tamarkin: Cecil Rhodes and the Cape Afrikaners, pp.63, London: Frank Cass, 1996

[5] 同理,舊南非確立資本主義土地制度的過程並不僅僅是“不公正”的,這就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秦暉雖然引用薩米爾·阿明的觀點把白人南非往“社會主義”上套,但是阿明本人在秦暉先生引用的那篇文章的第二頁立即指出:“南非資產階級在這一框架之內……”。很明顯,秦暉先生對阿明進行了斷章取義。

[6] Gay Seidman: Manufacturing Militance。事實上1980年代我國學者楊立華對這個問題已經有很深入的研究,秦暉先生本書的座談會裡楊立華教授也表達了其觀點(雖然秦暉先生沒有做出回應)。很難相信秦暉先生對此不知情。

[7]  馮志偉《美國外交的悲劇:美國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政策演變,1948-1991》,2009年南開大學博士論文pp.285

[8] 見秦先生的文集《問題與主義》,事實上秦暉先生正是以批評我國國有企業轉型的問題,鼓吹“公平”而起步的。

[9] Sheridan Johns: Raising the Red Flag, Mayibuye Books,1995, pp.133

[10] Johns Ibid. pp.135

[11] Johns Ibid. pp.135-136,pp.140-143

[12] Edward Johanningsmeier:Communists and Black Freedom Movements in South Africa and the US: 1919-1950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0, No. 1 (Mar., 2004):pp. 155-180,另見Johns Ibid. Chapter 8-10

[13] O’Meara, Ibid. pp.31

[14] Tamarkin Ibid. 而且荷裔白人中一開始就有親英派,尤以開普地區的荷裔白人為甚。事實上早在19世紀80年代,開普地區的荷裔白人就和英裔白人結合成了一個統一的白人統治階級。開普地區的荷裔白人甚至一度把羅茲(Cecil Rhodes)視為帶領他們走出“埃及”的“摩西”。

[15] Tamarkin Ibid. pp.205-206

[16] Tamarkin Ibid. pp.291。而且荷裔白人的“反對資本主義”恰好是覺得資本主義太“平等”了(Ibid. pp.292),很明顯,這種意識形態除了親和納粹之外,和新自由主義也是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17] 秦暉先生在本書中大量引用的馬雷《南非:變革的局限性》一書第六頁就指出了這一點。

[18] Tamarkin Ibid. pp.34

[19] O’Meara, Ibid. pp.96-166

[20] O’Meara Ibid. pp.78-95。這同樣是一種階級鬥爭。

[21] Franco Barchiesi: Precarious Liberation, Albany: State of New York Press, 2011, pp.32

[22] Barchiesi Ibid. pp. 35

[23] 而且到了種族隔離制度後期,南非白人工人已經被排除出了政治聯盟之外,馬雷前引書,pp.89。而且根據統計,南非工黨從1958年起就退出了南非議會。

[24]參見Zeev Sternhell: The Founding Myths of Israel

[25] Meredith: Diamonds, Gold and War, The Making of South Africa pp.156-157, 259-269,494-503

[26] Tamarkin, Ibid. pp.199

[27] Adam Ibid. pp. 80表格。這裡的調查對象都是各自的上層。

[28] Adam Ibid. pp.83表格。另外,近代華工在英屬南非的遭遇實在讓人無法像秦暉先生那樣認為英裔白人有什麼“開明”可言,見艾周昌《近代華工在南非》,《歷史研究》,1981年第六期。另見張芝聯《1904-1910年英屬南非德蘭斯瓦爾招用華工事件的真相》,《北京大學學報》1956年3期。

[29] Adam Ibid. pp.91表格。

[30] Joseph Hanlon: Apartheid’s Second Front pp.52

[31] 其中的美國部分見馮志偉前引論文。英國的部分見王能標《英國對南非的政策陷於被動》,《瞭望》1986年第30期;以及楊潔勉《英聯邦危機和柴契爾的難題》,《國際問題資料》1986年第16期。這些很容易獲得的資料秦暉先生總是視而不見,十分令人遺憾。秦暉先生最欣賞的雷根和柴契爾,正是白人南非的堅強後盾。另外,1961年白人南非退出英聯邦和當年英聯邦總理會議上,英聯邦的亞非成員國總理的批評的關係更加密切一些。

[32] Thomas Borstelmann: The Cold War and the Color Lin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56。很難想像本書前半部的曼德拉傳記裡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33] 阿吉姆-胡賽因《西方、南非和以色列的戰略三角關係》(上),《國外社會科學情況》,1983。事實上1960-1980年代國內的《西亞非洲》乃至《世界知識》等刊物上有大量此類文章,知網等資料庫上下載十分方便。很難相信秦暉先生無法搜集到相關資料。楊立華教授在座談會中也當面指出了秦暉先生的這個錯誤。

[34] 賀文萍《前蘇聯和俄羅斯在南非的利益與政策》,《西亞非洲》1995年第四期。這篇論文中引用的其它資料這裡就不一一重複了。秦暉先生隱瞞蘇聯東歐各國對非國大和南非黑人解放運動中的貢獻筆者可以理解,因為這是秦暉先生政治立場的結果。但是,秦暉先生對蘇聯制定的南非共產黨策略如此高度評價,就讓人有些意外和費解了。

[35] Hanlon Ibid. pp.98

[36] 參見Thomas Borstelmann: Apartheid’s Reluctant Uncle。另外,聯合國網站上有各國尤其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行使否決權的記錄。只要查詢那個記錄就知道,美國和英國(還有法國)從來是白人南非政權在聯合國的保護傘。很難相信秦暉先生在搜集資料的時候會漏掉這麼方便的管道,這麼重要的內容。

[37] Hanlon Ibid. pp.46

[38] Litvak, DeGrasse, McTigue: South Africa, Foreign Investment and Apartheid, pp.37

[39] 馮志偉前引論文,pp.231

[40] 馮志偉前引論文,pp.233。

[41] 這個原則的問題馮志偉的論文在第230-234頁有比較詳細的敘述。

[42] 而且秦暉用來否定白人南非自由市場性質的邏輯實在讓人莞爾,難道英美等西方資本在白人南非的金融和製造業投資不是按照自由主義的原則運行並且得到保護的嗎?就是白人南非的那些“國營企業”,也是白人南非資本主義的組成部分。恩格斯對於普魯士等國國營企業的分析想必秦暉先生是耳熟能詳的。這裡就不重複了。

[43] 見Patrick Bond: Elite Transition。

[44] 秦暉先生在本書中強調非國大的“社會民主黨”性質,但是秦暉先生似乎不瞭解,社會民主黨不僅無力阻止新自由主義,自己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先鋒。見Gerassimos Moschonas: In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和Kevin Hickson, Anthony Seldon: New Labor, Old Labor。

[45] 民主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關係,見Claus Offe: Democracy against the Welfare State? Structural Foundations of Neoconservativ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46] David P. Thomas, , 2007, “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SACP) in the Post-Apartheid Period”,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34, No. 111: pp. 12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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