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下的中國經濟形勢

區龍宇

(美國左翼之聲雜誌訪問)

五月節譯

 

  1. 貿易戰的威脅,以及美國政府最近實際增加的關稅,是否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影響?預計今後會出現什麼情況?

相關行業明顯已經受到損失,但由於貿易戰剛開始,還很難評估全面影響。有報導稱,因為關稅上漲,一些中國進口商不再購買美國大豆,導致已經開出的運輸船只只能在公海上漫遊。洛杉磯市長警告稱,貿易戰可能導致貿易量下降20%。然而,香港人則享受到了來自美國的廉價櫻桃——特朗普宣佈貿易戰之後,這些產品只好降價賣到香港。

特朗普主要針對中國的工業和科技產品,中國則主要針對美國農產品。由於雙方正在升級對抗,原本未受影響的產品現在會突然落入報復名單。比如,iPhone之前並沒有受到特朗普徵稅名單的影響,但最新名單包括了中國的半導體產品,所以即使現在iPhone不受影響,但其他蘋果產品則可能會受到影響。

考慮到貿易戰的規模,如果特朗普繼續實施他的計畫,結果會非常可怕。不要忘了,1930年代美國提高關稅引發的關稅戰,使世界貿易萎縮了超過60%。之後發生的就是眾所周知的二戰了。雖然我們對所謂的自由貿易持懷疑態度,但用這樣的貿易戰取而代之則會令問題更加嚴重。

但特朗普這樣的極右民粹主義者是不可預測的。未來他可能會改變方向,當然也很可能不改變。另外,他有多層的意圖和目標,還不清楚哪一個對他來說是首要的。

特朗普政府可能有兩個目標:大幅削減貿易逆差,和阻止“中國製造2025”戰略。只要美國仍然是儲蓄率很低的國家,前一個目標就很難實現。即使特朗普成功削減了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其他國家也將填補中國的位置,其總體逆差不會改變。保住工作崗位則是更難實現的目標。如果貿易萎縮,首先減少的就是就業機會。但也許這根本不是特朗普的首要目標。特朗普明確表示要遏制中國加強技術現代化的計畫。但是,用貿易戰這種全面進攻的手段來實現這樣一個目標,可以說是一種浪費。特朗普不久前對中興通訊實施的直接打擊,實際上效率更高。

也許特朗普喜歡高調和大規模進攻。但是,這種貿易戰對雙方都有害。若干年前漢德爾·鐘斯(Handel Jones)寫了一本名為《中美國(Chinamerica)》的書,描繪了兩國之間密切的經濟關係。中美打貿易戰,就好像一條雙頭蛇在戰鬥——任何一方都躲不開對方的攻擊。舉例來說,通用汽車在中國的銷量就超過美國本土;根據摩根大通2015年的一份報告則指出,標準普爾500中包括的技術公司,尤其是零部件製造商,其收入都嚴重依賴中國。

特朗普製造的民族主義和仇外心理則更加危險。他利用中美貿易逆差做了很多文章。在當今時代,不加條件地大談“國民經濟”是可笑的。實際上中國的對外出口,一半來自於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如此規模的貿易戰必將傷害許多西方企業。21世紀的全球資本主義,不僅有全球市場,對許多商品而言還有全球生產線。以前的電話,完全由一國製造;而現在的iPhone,其實並不是“中國製造”,只是在中國組裝而已。有報告指出,某款在中國組裝的iPhone成本價為179美元,而其中包含的進口零部件就價值172美元。

接下來發生什麼,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朗普最想要什麼。有報導顯示,白宮內部是存在分歧的。雖然財政部長史蒂文·努欽(Steven Mnuchin)在試圖削減與中國的貿易逆差,但鷹派貿易代表羅伯特·萊因(Robert Lighthizer)卻希望中國做出結構性政策改變。這種混亂無疑增加了兩國和整個世界所面臨的巨大不確定性。如果阻止中國崛起是特朗普的首要目標,那麼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將發生歷史性轉變。一個可能結果是引發中國的巨大經濟危機——當然,如果這本就是美國的目的,發動貿易戰也就可以理解了。

  1. 過去多年,中國一直在努力培育國內市場,以減少對出口的依賴。迄今為止在這方面成效如何?這種內外平衡的努力與債務增加又有什麼關係?

2015年中國股市大跌,如果政府不救,當時可能就已引發經濟危機(在2008到2009年的危機期間,已有過大規模政府救助)。然而,導致這些危機的根本問題完全沒有得到解決。中國的長期經濟失衡是特定增長戰略造成的,即在抑制消費的同時將極高比例的國民收入用於固定資本的投資。最終消費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雖然在政府刺激內需後已經略有提高,但在2016年仍然只有39%。這不僅遠低於世界平均水準(跟低收入國家比更低),也大大低於中國1960年48%的自身記錄。因此,中國的經濟不平衡是典型的過度積累和過度生產。十多年前,政府就已經坦率承認,這種情況迫使他們去海外投資,以求解決這種不平衡。

出口方面,根據世界銀行2018年的報告,2015和2016年淨出口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均為負數。2017年雖轉為正數,但只有0.6%——該年的實際GDP增長率可是達到了6.7%。今年和明年的淨出口預測增長率都是0.1%,而2020年則預測為0%。隨著貿易戰的進行,這一預測可能需要進一步下調。因為隨著淨出口下降,貿易順差也在下降。

但中國沒有有效的創收引擎來彌補淨出口下降的缺口。GPD增長率現在只有十幾年前的一半。而且增量本身也可能具有欺騙性,因為所有投資都算在其中——在總體過度資本積累的情況下,明顯地並非所有投資都會盈利。那些無人居住的鬼城就是無效投資的典型例子,最終只會帶來更多債務——如果沒有政府紓困,就無法償還。於是中國債務總量不斷增加,情況變得越來越危險。

2017年12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了一份報告,指出中國金融體系內有三個可能破壞經濟的主要問題,債務就是其中之一。

國際清算銀行今年3月發佈的一份報告則警告說,中國的債務已經超過可能導致系統性崩潰的規模。報告指出中國的債務總量是GDP的256%。這與發達國家相當,但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卻非常之高。此外,中國的債務結構也與發達國家不同,主要由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承擔。好的方面是中國外債仍然很少——但必須補充的是,可能存在隱藏外債,不到危機爆發我們也無法知道規模有多大。

另有消息來源指出,中國債務總量高達GDP的342%。這似乎包含了銀行間的債務,而前面那個較低的數字則沒有。此外,如果算上社保基金赤字,債務總額就會更大。強大的國家控制確實能讓中共通過撒錢來遏制危機急劇發生,但這也會造成更多債務,而借了債,債務人最終還是要還錢的。當清算之日來臨,黨國將不得不再次通過剝奪人民的財富來為債務買單。但這樣做的結果是,現在看來大多數還沒有政治化的中國人,將越來越抗拒這個政權。

  1. 中國在拉美、非洲和其他國家的投資增長速度甚至更快。那麼,我們可以說中國是一個新的帝國主義國家嗎?如果是的話,它有什麼特點?“一帶一路”又扮演了什麼角色?

2016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外國直接投資(FDI)來源國,這也意味著中國有很多海外利益需要捍衛。由於其投資重點是基礎設施,它們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收回成本,再經過一段時期才能再產生利潤,那麼,中國為確保等得到那天,這就更加需要介入外國政治。因此,中國政府此前堅持的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必然會成為一紙空文——它必須採取相反的做法,以求有效增加其在世界市場中的份額,同時提高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隨著中國成為一個主要的全球性大國,中美關係也日益緊張起來。這種緊張局勢會迫使中國加強與其他國家、特別是鄰國的聯繫,於是就產生了“一帶一路”。當然,國內市場萎縮和閒置資本過多,也迫使官僚階級要通過“一帶一路”項目去出口資本。

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必然有著全球擴張的邏輯,首先是經濟方面,然後是政治和軍事方面。如果按照壟斷程度、金融和工業資本之間的融合程度(官僚資本主義使這些得以實現),以及資本出口的程度來衡量,那麼中國肯定已經具有了非常強的現代帝國主義元素——即依靠軍事力量和剩餘資本來實現對弱國的主宰,雖然不一定像過去那樣尋求對弱國的直接政治統治。

這也解釋了外交政策的轉變——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到習近平“奮發有為”,中國在對美日兩國關係方面也變得更加強硬。

但重要的是要搞清中國正在經歷的歷史階段是什麼。如果我們只想急於給這個歷史悠久、情況複雜且正在以瘋狂速度變化的國家安上一個標籤,然後將它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完全等量齊觀,並據此作出相同的戰略及策略決定,那可能會犯錯。

首先,中國曾經被長期殖民化,這所產生的後果到今天仍然一定程度上制肘著中共。在它而言,一部分國土(台灣)還在美國保護下,而香港雖已“回歸”卻還有很多人抗拒其統治。如果說中國是帝國主義,那麼它就是第一個由飽受列強入侵並淪為半殖民地的國家,搖身變為帝國主義的國家。這決定了它既強又弱。相比之下,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不僅沒有這樣的殖民歷史影響,相反,還繼續受惠於自己的殖民主義歷史(硬實力和軟勢力都因這個歷史而加強)。這種不對稱性決定中國的崛起容易碰上障礙,也決定了我們在對待中美對抗時要慎選策略。

中國的擴張越來越具有帝國主義性質,但我們還需要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國家,它雖然想擴張,但又依賴西方的市場和技術,因此必須接受全球價值鏈中的低附加值地位。中國當然是帝國主義國家管理全球價值鏈的幫兇,但相比之下仍然是一個次要參與者。如果我們左翼要制定一個明智的策略,我們就需要考慮到這種不對稱性。

  1. 你把當前的中國描述為“官僚資本主義”,意思是中共官僚依靠其在政府中的地位,通過資本主義手段獲取經濟利潤。你是否認為,在習近平的統治之下這種模式更為深化?

我說的“官僚資本主義”,不僅僅是指“官僚機構依靠其地位通過資本主義手段獲取利潤”。更確切地說,中國是這樣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制度,官僚將國家強制力和資本的力量融合在了一起。政府官員大量腐敗,世界各國有很多,像巴基斯坦和埃及這樣的國家,軍方控制國家的方式和中國的官僚是一樣的。但我認為,能達到如此高度融合的只有中國——從上到下,從經濟、醫療、教育到其他所有部門。這種獨特的情況是1949年革命及其後的反動所造成的。在習近平治下,官僚資本主義實際上得到了加強,而經濟和政治危機的風險似乎也在增加。這也是為什麼自由派人士針對“國進民退”發出警告的原因。雖說他們的論點可能並不正確,但確實反映了重要的經濟分水嶺:之前,市場足夠大且中共迅速私有化國有部門的那個階段,那是私人資產階級最好的時代;然而,隨著市場的飽和和私有化的完成,後者發現如今他們的盈利空間變小,甚至會受到國有部門的擠壓。因此,他們是不滿的。今天,中小型私營企業很難運營,因為國有銀行不願給它們貸款,而是把錢都投給了國有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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