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災難與社會革命—聯合國報告警告死線只餘12年

原文

編譯:蛇夫

10月8日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佈最新報告,指出若要避免氣候災難,阻止全球升溫不超過2度是不夠的,必須使其不超過1.5。而最新報告指出,這需要「社會一切領域都發生急速、深遠且未曾前見的變革」。

即使各國遵守2015年巴黎協定中的減排承諾,全球平均氣溫也將上升3攝氏度。 然而,這些承諾一文不值,連印這份協定的紙都比它們值錢。

澳大利亞曾承諾在2030年之前將碳排量比2005年水準減低26-28%。然而,自簽署協定以來,其碳排量卻持續上升。現任政府總理對煤炭開採滿懷熱情,並把一大堆相關議案帶入議會——這讓他的聯盟黨同僚們歡欣鼓舞。

特朗普則乾脆宣佈美國將退出協定。

即使那些表示支持巴黎協定的國家,其實也在繼續擴大其化石燃料產業。英國政府正在推動允許水力壓裂法開採天然氣。綠色和平組織最近曾試圖通過法律手段阻止西歐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挪威在其北極領土勘探新的油氣資源,但該國最高法院沒有接受這一訴訟

如果不能迅速改變現狀,數以億計的人將面臨災難。大堡礁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珊瑚礁將首先毀滅。這些5億人賴以生存的自然寶藏,可能會在本世紀中葉消失。

如果變暖3攝氏度,地球將有大片地區變得無法居住。沙漠將擴展到重要的農業地域。 隨著極地冰蓋融化,海平面將持續數百年上升,迫使數千萬人撤離沿海城鎮。

農業產量下降、漁業遭到破壞等情況將造成嚴重糧食短缺,使數千萬人變為難民。如今世界上已有6850萬人流離失所,各個國家都在變成專制的反難民堡壘——在氣候移民的時代,這一趨勢將會加劇。

包括澳大利亞和美國在內的帝國主義國家,雖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毫無建樹,卻力保其軍隊“做好應對國際局勢變化的準備”。我們正進入一個由爭奪稀缺自然資源而導致地緣政治緊張加劇的時代——氣候戰爭的時代。

目前全球平均溫度已比工業化之前高了1度。我們已經看到極端天氣和自然災害的頻率和強度都有所增加,比如熱浪、乾旱、旋風、洪水和火災。如果提高3度,這些災害將成為“新常態”,並給人類社會帶來越來越多的死亡和破壞。

只升高3度是假定最具毀滅性的情況不會發生。比如,如果北極永凍土中的甲烷和其他溫室氣體快速釋放,溫度上升失控就可能遠超目前的預測。

IPCC報告由來自40個國家的91位科學家撰寫,參考了6000多篇科學研究,並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四萬兩千名專家和政府代表做了審閱。如果說還有不足的話,就是寫得過於保守了。

成立於2015年的IPCC,目的僅僅是概述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的好處和必要步驟。將全球溫度上升限制在1.5度以內,就是該協定的既定目標。

協定達成後,科學界一度認為2度是“安全極限”;超過這個極限,就有全球變暖失控的風險。但新的報告清楚表明,即使只升高2度,風險還是太大。

升溫1.5度和2度之間的差異非常顯著。例如,報告中說,升溫1.5度我們會失去全球70-80%的珊瑚礁; 升溫2度,則超過99%的珊瑚會死亡。

報告還指出,升溫1.5度的話,“9.6%的昆蟲、8%的植物和4%的脊椎動物的適宜生存區域預計會減少一半以上”。升溫2度的話,這些數字則增加到18%的昆蟲、16%的植物和8%的脊椎動物”。

報告最引人注目之處是描述了將升溫限制在1.5度之內的方法。作者認為,人類社會需要“在各方面有快速、深遠和前所未有的變化……到2030年,全球人為造成的二氧化碳淨排量需要比2010年減少約45%,並在2050年左右實現‘零淨值 ’”。

為實現這一目標,目前的排放軌跡必須立即急劇轉變——但世界主要排放國卻並沒有表現出轉變的跡象。

澳大利亞政府就是例子。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告訴悉尼2GB廣播電臺:“我們不會接受任何(IPCC)建議,也不會受其約束。”副總理麥科馬克(Michael McCormack)則為煤炭行業辯護,認為其將在未來幾十年裡繼續在澳大利亞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他說,政府不應該“因為有人建議我們需要遵循某個報告”就改變政策。

環境部長普萊斯(Melissa Price)的評論或許是最奇怪,她認為澳大利亞承諾到2050年逐步淘汰煤炭是“不負責任的”。她說:“我只是不懂你們為何斷言到2050年不會有將煤炭轉化為清潔能源的技術。”

政府的回應證實了大多數人已經知道的事情:他們不是在代表全體人民治理國家,而是在為化石燃料大亨和相關的資本家和投資者在服務——如果能多帶來幾十億的利潤,這些人把地球燒了都不在乎。

如果說過去三十年面對氣候變化的無所作為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們不能依賴政府。 以澳大利亞為例,無論是自由黨還是工黨執政,都沒有理會科學家的警告,也沒有採取必要措施去阻止氣候災難。兩黨都不會打破資本主義利潤驅動的邏輯,也不會做出任何有悖這種邏輯的事情。

小修小補的機會早已不復存在。要實現IPCC報告中要求的快速減排,就需要徹底重塑社會和經濟。但是,在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統治之下,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環保運動很好地反映了這一點。在過去幾十年裡,運動的重點是遊說政府和大企業,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展示升溫給地球造成的後果並試圖說服它們減排。

這是一個失敗的戰略。全球資本主義精英及其政治僕人並非不瞭解其行為的後果,但他們也知道,認真應對氣候變化會威脅到他們的財富、權力和特權。

2017年發佈的《CDP主要排碳來源報告(CDP Carbon Majors Report)》指出,有100家公司應為1988年以來全球70%以上的溫室氣體排放負責。這些公司都屬於世界上利潤最高、政治影響力最大的公司。但光有理性辯論不能阻止它們繼續破壞社會和環境。

巴黎協定受到主流環保組織的歡迎,它們認為這是一項重大突破。例如,澳大利亞環保基金會(Australian Conservation Foundation)就表示,巴黎協定“標誌著化石燃料時代的結束,並將為已經開展的清潔能源革命注入強勁動力”。如今繼續這種幻想將是致命的。如果沒有堅定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將所有希望在迫在眉睫的災難中自救的人們團結起來,光靠IPCC報告和巴黎協定是改變不了任何事情的。

在17世紀,伽利略因傳播“地球圍繞太陽旋轉”的“謊言”而遭到羅馬天主教裁判所的審判。在今天看來,這種迫害是宗教精英用中世紀迷信來保護自身特權免受現代科學侵犯的垂死掙扎。

資本主義統治階級拒絕根據當代氣候科學的觀察來採取行動,比宗教裁判所的任何行為都更具倒退性和破壞性。在宗教專制的鐵蹄上,人類文明還可以生存幾個世紀;但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專制統治所造成的損害,可能是無法修復的。

美國《時事》雜誌編輯南森•羅賓遜(Nathan Robison)巧妙地總結了我們的現狀:“左翼有個古老的說法十分有名:‘社會主義或野蠻世界’。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去尋找方法來破除資本主義的破壞性邏輯;因為如果放任不管,其必將導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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