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彩鳳（傷殘家屬）
獨媒和惟工等曾刊出
無論係咪左膠，你應該都知道香港有唔少傷殘『工人』。用括號，係因為其中一大部份只被視為庇護工場的學員，付出勞動，卻不被認可為工人，只可取得「訓練津貼」。 （註零） 而這次要談的是，香港唯一一間盲人工廠的工人。
最近，盲人工廠正面臨被消失！可惜，事件只有少量傳媒注意。據眾新聞及港台報導，現時工廠共二百多人，58名為工人，負責製衣、紙品等工作，主要聘請視障者，亦有為其他殘疾類別人士提供工作機會。事源2013年廠方，亦即是全港最大的盲人服務機構「香港盲人輔導會」參加了政府的「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擬將工廠重建，改為綜合復康服務，工廠很可能不會保留。（註一）
事實上，盲人工廠不單為香港的傷殘工人提供工作機會，更是香港工人運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據當年的報章報導，1971的「盲人工潮」，正是盲人工廠的失明工人引發。工人經半年爭取加薪不果，反而被廠方把工廠變為「訓練中心」，變相辭退原有工人，於是罷工。由於資方是社福機構，事件很快成為勞工和社會公義議題， 引起廣泛關注（註三） 。當時，亦有大專生到場支援。 （註四） 其中一位支援者周兆祥認為，工潮得到支持，與當時年青一代普遍反港英政府的情緒有關。（註五） 而介入運動的社工黃強生則認為，工潮的重要性在於它是香港史上第一宗由社會服務單位介入的工潮。（註六）多年後，又因盲人工廠額外收取視障工人冷氣費，2004年再次引發工人行動。根據張超雄在《請勿憐憫》（註七） 的記述，這也跟傷殘婦女進入勞動市場的歷史有關：「當年婦女地位低微，失明婦女更受歧視」。盲人女工苑玲的故事也嘗試更立體呈現工人的身份，打破傷殘者等同被照顧的迷思。（註八）
而歸根究底，傷殘工人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傷殘與資本主義長期維繫著一個壓制性的關係。90年代，傷殘學者奥利弗（Oliver）在《傷殘政治》一書中指出，雖然資本主義不是唯一影響傷殘處境的因素，但它肯定建構著傷殘文化，包括總把「傷殘等同個人悲劇」。奥利弗又引用芬奇士坦（Finkelstein）的「三階段論」進一步說明，資本主義下的生產模式如何建構大家的傷殘態度。（註九）
在工業革命前，傷殘者仍可參與在小農及手工生產模式的工作，傷殘只被視為個人不幸。到了工業革命，生產模式加快、工廠規訓式空間，越來越高效率的要求，自主和彈性下降，對不同能力的傷殘者很不利。社會開始把傷殘者被排拒在工業之外，視之為無生產力，是教育和社會負擔的問題之一。資本主義對剩餘價值的追求，再加上主流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總把傷殘定義為失去社會功能，傷殘進一步被建構為個人悲劇。甚至，把傷殘者與社會隔離，以免增加社會開支。現階段的資本主義環境，由於科技和醫療專業的不斷發展， 以及在人權共融的說法下，大家對待傷殘的態度才相對「寬鬆」。
簡單黎講，正如我阿媽話齋：「我地以前種農果陣，有咩話殘唔殘呀，種到菜就得啦。去到工廠，豆乳咁細，老闆先覺得傷殘人士唔方便。」
當然，唔係要有工作，傷殘人士先有價值。正如傷殘女性主義者希爾耶（Hillyer） 認為，強調傷殘者的工作能力，實在是健全中心主義（ableism）與資本主義共謀的結果：健全才有勞動力，形成優越地位。在主流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總是被強化有工作才是好的意識形態，以確保人力資源的累積，並鞏固資本主義的運作。過程中，「有工作便是有用的人」的意識應運而生。當人進入不同的傷殘狀態後，往往被定型為「被照顧」或「無用的人」。於是，把傷殘者推入不同形式的勞動力，背後的意識形態極可能是想變回有用的人。所謂「有用」的標準，既來自健全和資本的想法，同時又鞏固著資本主義生產的意義和健全中心主義完美的想像。
上面呢段囉嗦左，但一句到尾：「人地做到野，你係都要趕盡殺絕嗎？」工廠真的應該關閉嗎？係都要將工人夾硬推返去庇護工場，做不被認可的工人嗎？
盲人工廠工友阿傑也曾做過庇護工場，津貼低微事少，最大問題是不被尊重：「（庇護工場）做得不太開心——沒什麼自由。」有導師更曾對他直指：「你看不到，什麼都做不到，你是沒有獨立權的。」阿傑在工廠卻感受到快樂：「做了這麼久了，甚麼都做熟了，又有自信。」（註十一）
（註零） 全港庇護工場一覽表
（註一）眾新聞，2019年1月7日
（註二）1963年3月工廠於土瓜灣落成，是全亞洲首間盲人工廠。資料來源
（註三）陳伊敏，《明報周刊》，第2320期封面故事 〈各行各業，工運五十年〉
（註四）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曾訪問工潮，並出版聯合聲明
（註五）其他年青人包括鄭海泉、何俊仁、侯萬雲等等。
（註六）最終，工人提出的條件均成功爭取，包括把工場負責人調職。資料來源：張月鳳、張瑩瑩，〈黃強生：從盲人工潮走進社區發展的不歸路〉， 《改變的可能 – 10個社工的故事》，（香港：香港社會工作總山工會，2009），124-125。
（註七）張超雄。《請勿憐憫 : 書寫六個殘疾者的故事》。香港 :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66-69。
（註八）她到心光學校讀書後，在失明人引領失明人的情況下，反而成了照顧者。
（註九）Michael Oliver, The politics of disablement: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Basingstoke : Macmillan, 1990）, 26-29.
（註十）Barbara Hillyer, Feminism and Disability,1993.
（註十一）HK01，2018年8月10日，盲人工廠製文件繩、制服55年 機構申請重建 殘疾工友面臨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