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的工學結合

前言

近日的佳士事件學生的支援令工學結合再起議論,龍少值五四百週年和大家一起回顧百年前的工學結合。動筆期間,樹仁助理教授區志堅邀約為,中華出版的《五四百週年──啟蒙、記憶與開新》撰稿,電腦內我已收集了與五四有關的工運資料約約十萬餘字,據此寫了一篇兩萬字的〈陳獨秀五四時期的工運路〉。這些原始資料是零碎的,部份資料來源已不在手上,要花上了半個月時間去中央圖書館核對這些資料,又大膽嘗試闡述陳獨秀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演變,認為他較傾向列寧主義,又要翻看馬克思及列寧著作來論述。

撰文期間思考了很多問題,如中共如何運用列寧主義建黨及推動工人運動,列寧提出的知識分子領導工人運動,與陳獨秀提出的知識分子參與工人運動有何分別。這一連串問題尚在探討中,整理好會陸續發表,現先回顧一下五四的工學結合歷史。

五四前的工人與學生

清未中國現代產業工人登場,同時新式學校也出現,兩個不同的界別各自發展。民國成立後全國工人階級日漸壯大,五四時約有二千餘萬工人,內有二百萬是產業工人,但中國仍是農業國。這時工人運動日益高漲,多是自發性的經濟罷工,政治罷工主要是響應資產階級的訴求。[1]也就是處於恩格斯所說的自在階級。[2]

民國成立後,社會主義一度盛行,先受俄國民粹主義影響,知識分子開始嘗試走入工人群中。到了五四時間,學生運動目標分為兩個主流,一個是以《新潮》雜誌為中心,追求以哲理來的改造中國,另一個以《國民》雜誌為中心,追求從社會政治方面入手來改造中國,後者的學生就介入了工人運動。

1918年時,唐山工業專門學校聘請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1865-1953)任教,吳稚暉在唐山傳播平民教育和工學結合思想,因此一大批學生積極投入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中。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創辦《時事新報》週刊,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校內有關社會主義學說的討論逐漸增多。[3]促進了唐山地區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唐山礦廠,到處有工人議論十月革命、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印度亡國史和朝鮮獨立運動等問題的團體。工業學校學生要到礦廠實習,使學生和工人加深了對工學結合的討論和認識。旅俄歸國華工傳播十月革命,對唐山工學也產生了影響和震動。[4]

這時新村運動也曾一度成為潮流,在其影響下,工讀互助運動,以及與此相關連的工學運動、合作運動等因而興起。其中,當中工讀互助運動最有影響力。工讀互助運動是基於工讀互助主義,以和平改良爲主旨的社會改造運動。它的主要思想來自俄國無政府共產主義宗師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克魯泡特金(俄文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1842-1921)的《互助論》和俄國文豪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俄文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的泛勞動主義。因此,最早是1918年無政府主義者提出,認爲將來社會就是工讀結合的社會,即「工與學合爲一途,工人即學者,學者亦工人,造成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在工讀結合、人人互助的觀念上,工讀互助主義與新村主義實際上是同出一轍。只是,新村義主張在鄉村中實行,而工讀互助主義則在城市中實行。

中國在工運高漲,泛勞動主義盛行的背境下,加上俄國於1917年3月爆發二月革命後,接着是十月革命,及中國已對德宣戰,派了數十萬工人赴歐為協約國提供勞動力,因而成為戰勝國,更推進了泛勞動主義的影響力,工運日益受注意,被廣泛報道。

工讀

1920年1月北京學生組織北京工讀互助團,得到北大校長蔡元培(1868-1940)等一批著名學者做發起人。1919年2月北京學生又有具泛勞動主義色彩的工學會成立,出版《工學》。工讀得到上海、武昌、南京、天律、廣州、揚州及漳州等地方學生回應與仿效,全國組織了12個工讀團體。中共領袖毛澤東(1893-1976)在湖南長沙開辦的文化書社也屬此類。[5]

北京工讀互助團分成4組,其謀生的方法分爲放映電影、洗衣服、辦食堂、印刷信封、製作食品和開辦英文與算術專修館等,結果除專修館一項外,其餘全都沒有生意或虧本,其他的工作也因沒有資本和顧客而無從入手,工讀互助團的共同經濟生活很快便難以繼續下去。工讀互助團開辦不久,團員就不能不討論到共同生活的性質問題。如實行共産制度,婚姻或婚約,脫離家庭經濟關係與名份關係等問題,想不通的團員紛紛退團。半工半讀主義很快變成了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東西,即主張實行無政府、無強權、無法律、無宗教、無家庭、無婚姻的理想社會,直至1921年工讀互助團逐漸消聲匿跡。

其他一些地方還出現了以半工半讀爲宗旨的學校,並進而在工讀的基礎上又出了只爲半工半讀而不主張共同生活的工學主義,與互助協力而不強調體力勞動的合作主義等社會改良主義。工讀運動得不到中國當局的支持,北京警察更於1920年4月1日查封《工讀》,拘捕負責人。工讀並不算是工人與學生的結合,只是學生體驗勞動的活動。

工讀主義高漲時,又有留法勤工儉學,於1920年底,有近二千名學生遠涉重洋踏上法國領土。先後赴法勤工儉學後成中共領導人的有周恩來(1898 -1976)、蔡和森(1895-1931)、李立三(1899-1967)、陳毅(1901-1972)、聶榮臻(1899-1992)和鄧小平(1904-1997)等。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核心領導人李石曾(1881-1973),其支持者蔡元培、吳稚暉、張繼(1882-1947)等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加上法國是無政府主義盛行的地方,所以部份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當時也是無政府主義者。

留法勤工儉學學生與旅法華工人接觸,又接觸了法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回國後紛紛投身工運,當中以李立三成績最大。

1919年北大學生鄧中夏(1894-1933)等組織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宗旨是「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6]講演團深入城市、鄉村、學校、工廠宣傳新知識。鄧中夏正是《國民》雜誌的成員之一。

工學結合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舉行示威遊行, 要求政府拒絶在《巴黎和約》上簽署,得到全國各地學生響應,商人也表態支持,在當局的鎮壓下,上海卅五萬工人罷工表態支持學生,[7]至此形成一個各階層的社會運動。

1920年尾,鄧中夏等在講演團打好的基礎下,再到長辛店開展工作,以平民教育為入手,為工人辦勞動補習學校,培養工人領袖,以此提高全體工人的覺悟,進而組織工會保權益,誘導工人自發爭權益,不久工會就發動工人站出來罷工爭權益。這種藉辦勞動補習學校入手與工人接觸,提高工人覺悟,進而組織工會保權益,成為當時中共組織工運的典型手法,湖南安源和上海棉紗業都是如此。鐵路工人和上海棉紗工人是二十世紀二年代中國大革命的主力之一,也就是工學結合的成果。

結論

列寧在《怎麼辦》提出,革命者一定要自覺地領導自發的工人運動,使工人鬥爭不僅僅局限於經濟範圍之內,並强調群衆的自發鬥爭高潮越高,運動越擴大,則社會民主黨在理論、政治和組織等方面,表現巨大的自覺性要求也就越來越增長。[8]列寧這一論述頗具爭議性,德國羅莎•盧森堡(德文Rosa Luxemburg,1871-1919)和義大利安東尼奧•葛蘭西(意大利文Antonio Gramsci,1891-1937)都提出了異議,本文不作討論,只是指出鄧中夏當時已決定走共產主義者的道路,他的活動與列寧這理論有相同之處,龍少在將出版的〈陳獨秀五四時期的工運路〉一文,亦論述了陳獨秀也提出了與列寧相同的言論,不在此深入討論這一理論。

五四時期個別學生從旁協助工人提高覺悟,進而組織工會保權益,隨着政治環境改變,自此工人與學生各自分途活動,在一些社會運動上也有配合行動,已不是結合為一體的活動,及至中共建政,工人與學生也是分途活動,文革時甚至出現互相打鬥的情況,六四時就互不信任,直至近年來個大突破,佳士事件中工人學生又結合在一起,香港則有工學同行,這些情況又如何,龍少會繼逐一撰文介紹。

(完)

梁寶龍

03.05.2019

[1] 有關五四前的工人運動請參閱劉明逵等主編:《中國工人運動史》第1卷(廣州:廣東人民,1998)。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精裝本第1册(台北:中國文化大學,1984,增訂版)。有關史料參閱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第21-42頁。劉明逵編:《中國工人階級歷史狀況》第一卷第一冊(北京:中央黨校,1985)。

[2] 有關自在和自為階級的論述請參閱恩格斯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載中央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1965),第269-587頁。

[3] 高金山:《五四運動中的社會主義團體——唐山人社》,載:http://71space.people.com.cn/?uid-17293-action-viewspace-itemid-28666

[4] 高金山:《五四運動中的社會主義團體——唐山人社》,載:http://71space.people.com.cn/?uid-17293-action-viewspace-itemid-28666

[5] 鄧野著:《五四時期的工讀互助主義及其實踐》,載鄧野著:《民國的政治邏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0),第13頁。張允候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二)。

[6] 黨史資料徵集會編:《共產主義小組》上冊,(北京:黨史資料,1987),第244-236頁。張允候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二),第127-296頁。

[7] 有關五四時期工人運動請參閱劉明逵等主編:《中國工人運動史》第二卷。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第149-161頁。有關史料參閱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第115-176頁。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第91-116頁。

[8] 列寧:〈做甚麼?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摘要)),載列寧:《列寧論工會》(北京:工人,1959),第106-130頁。現譯為《怎凇辦》,全文見中央編譯局:《列寧全集》第6集,(北京:人民,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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