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對伊朗的新戰略: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原文

蛇夫譯

特朗普政府對伊朗的“極限施壓”,差點令中東在6月20日再次燃起帝國主義戰火。美國總統聲稱,他已經批准了軍事打擊,只是在最後一刻下令取消。

此次事件的導火索是伊朗革命衛隊在霍爾木茲海峽擊落了一架美國無人機。事發地是伊朗領空還是在國際水域上空,雙方還存在激烈爭論。但美國主流媒體和政客都一致表示這是伊朗的“挑釁行為”。沒人對美國武裝力量在波斯灣附近遊弋提出質疑,更不用說質疑美國對伊部署高科技監視系統。而在過去兩年半中,美國主流媒體和政治勢力都一直在譴責“他國干涉”和駭客攻擊——這其中的虛偽,真是令人歎為觀止。

伊朗處於美軍包圍之中,後者在巴林、吉布地、伊拉克、科威特、約旦、卡塔爾、阿曼、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土耳其和阿富汗都有活動。但媒體和政客卻告訴我們,伊朗正在“加劇”緊張局勢。我們假設一下:美國的對手在加拿大、墨西哥、古巴、巴哈馬、海地、多明尼加共和國和百慕大建立軍事基地,駐紮數萬名士兵,並派遣監視無人機在佛羅里達海岸附近巡遊;然後華盛頓擊落了一架無人機。如果這時美國的對手尖叫說這是“加劇”緊張局勢,會不會令人覺得荒謬?在現實世界中,幾乎沒人可以挑戰美軍——不久之前它還擊敗並佔領了伊朗的鄰國伊拉克。但美國主流媒體卻對五角大樓的所有說辭不加質疑。

特朗普已經下令實施新一輪對伊制裁——這種經濟戰行為旨在進一步削弱該國經濟並凍結其數十億美元的資產。去年美國單方面退出雙方過去達成的核協議之後,就已經開始重新實施制裁。據路透社報導,從那時起,伊朗石油出口量從每天250萬桶下降到約50萬桶。該國通貨膨脹率接近40%,已經陷入經濟衰退。 伊朗普羅大眾受害最深,因為食品和藥品價格上漲了40%至60%。

特朗普稱,所有這些都是防止或勸阻德黑蘭獲得核武器的必要條件。然而,根據歐盟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說法,沒有證據表明伊朗核計畫試圖超越民用範圍。 該地區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是以色列,但它殖民巴勒斯坦和對鄰國軍事挑釁都得到了美國支持。唯一在該地區使用過核武器的則是美軍——在對伊拉克的戰爭中它經常使用貧鈾穿甲彈。

要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必須超越白宮的說辭,去回顧作為美國對伊敵意基礎的兩個歷史性發展:一是1979年革命後伊朗和西方關係的崩潰;二是最近幾年伊朗地區影響力的擴張以及美國地區影響力的相對衰落。

在《外交事務》雜誌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詹姆斯·A·比爾(James A. Bill)這樣寫道:“在動盪的中東世界中,很少有政治穩定的島嶼能夠在革命變革的風暴中倖存下來。由於擁有絕對君主制和豐富的自然資源,西方世界廣泛認為伊朗的政治體制是該地區最重要的避難所……在尋求可靠的合作夥伴和客戶國家來維護美國政治經濟利益的過程中,美國的決策者選擇將賭注押在伊朗身上。”

伊朗與蘇聯接壤,西方在冷戰期間認為其特別重要——中央情報局甚至在1953年策劃了針對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sadegh)政府的政變。後者是一個力圖使伊朗民主化的世俗民族主義者,在1951年成為總理之後不久就國有化了伊朗的石油財富。在同年的一次演說中他宣稱:“憑藉石油收入,我們可以滿足整個預算,解決人民的貧困、疾病和落後問題。我們還將消除影響我國內政的腐敗和陰謀。一旦這種監控停止,伊朗將實現經濟和政治的獨立。”

但美國和英國當局不能接受這種獨立改革。中央情報局在2013年承認參與了驅逐摩薩台的政變——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公佈的有關“阿薩克斯行動”的解密檔指出,其目標是“讓[摩薩台]政府垮臺,並用沙阿[國王]領導的親西方政府取而代之”。令人驚奇的是,這些檔中並沒有出現美國現在常說的以“促進民主”為目標。原因顯而易見:西方希望伊朗的統治者是一個能與自己合作的反左派君主,而不是伊朗人民的選擇。

雖然這次政變對西方帝國主義來說是一次巨大勝利,但很快就被伊朗社會中發酵出的怨恨淹沒了。美國支持的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將是最後一個國王(更準確地說,他將是最後一個“沙汗沙(shahanshah)”——即“萬王之王”的謙稱)。1979年革命結束了伊朗幾個世紀的王朝統治,打破了帝國統治集團與英美之間長達數十年的聯盟,導致後者控制中東的戰略遭到重創。

美國對伊朗政權的歷史性反感幾乎完全來自這一事件。革命後的新政權很快就遭到嚴厲的制裁和武器禁運。接著伊拉克在西方和蘇聯的軍事支持下入侵伊朗。 當美國找到與伊朗政權合作的機會時,冷淡的關係偶爾會解凍。然而,美國的威脅和制裁總是會再次導致敵對。

隨著美國在過去十五年中暴露出弱點,伊朗和俄羅斯在中東的影響力開始上升。這是近年來美國對伊朗窮追猛打的原因。2003年之後美國對伊拉克的拙劣佔領,2011年波及整個地區的民主革命大潮,以及2014年伊斯蘭國的崛起,都加強了伊朗的地區地位。四十年前,詹姆斯·A·比爾懇求華盛頓的戰略家和外交官與伊朗反對派交好,以避免即將到來的革命為“反美”勢力主導;如今,皮亞姆·莫斯尼(Payam Mohseni)和侯賽因·卡隆特(Hussein Kalout)再次在《外交事務》雜誌上刊文指出,21世紀的一些新發展已經“從根本上重塑了當代中東秩序”:

“阿拉伯的精英們,正在努力應對受到侵蝕的國家體系、糟糕的管理以及專制國家統治合法性喪失所帶來的種種後果……這使伊朗及其合作夥伴——包括俄羅斯,能夠從頭開始建立一個新的地區政治和安全架構。依靠德黑蘭這一無可爭議的軸心的支持,伊拉克和整個中東地區的什葉派武裝運動創造了一個跨國、跨民族和跨宗派的政治和治安網路,讓這一勢力前所未有地強大、高效……由伊朗訓練和組織的多元化軍事和治安部隊,自下而上實現了機構建設和財政的振興和當地語系化,讓伊拉克、敘利亞甚至葉門各地的新晉什葉派精英獲得了群眾支持。”

在伊朗影響力日益增強和俄羅斯干預主義抬頭的背景下,奧巴馬政府試圖為美帝國主義從其自身製造的地區混亂中挽回一些分數。他的前任喬治·W·布希稱伊朗政府是“邪惡軸心”的一部分,將被美國的軍事行動推翻。但是,從伊拉克的糟糕狀況中可以清楚看到,更迭伊朗政權的嘗試不會給美國帶來任何好處,反而會造成損失。美國能達成的最好情況是通過解凍關係來消除已經察覺的威脅——用解除制裁來換取伊朗不試圖獲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保證。

雖然被特朗普稱為“有史以來談成的最糟糕的協議”,但美伊核協定至少是文本合理的。更有遠見的帝國主義者認為這是重建美國在中東影響力的唯一合理步驟。美國鷹派——如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對談判解決問題大肆抨擊。對他們來說,推翻伊朗政府是唯一解決方案。這些人直到今天都認為入侵伊拉克是正確的,唯一錯誤的是沒有讓數十萬美軍無限期佔領該國。

特朗普說不希望發生軍事衝突,但美國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制裁升級,威脅消滅,將德黑蘭推向只能還擊的境地。雖然好戰姿態和經濟戰明顯背離了奧巴馬政府所採取的策略,但卻與美國的長期策略吻合。在過去70年裡,美帝國主義的中東戰略是完全一致的:培養合作政權,孤立或摧毀任何不服從的政權。從根本上說,這就是美國升級對伊制裁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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