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歌
2019年，從西歐到南美，從中東到東亞，越來越多的人們走上了街頭——世界正在反叛。
抗議者衆，有力者寡
但近日《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卻說出了一些令人擔憂的現象。文章援引哈佛大學的一篇研究指出：二十年前，要求系統性政治變革的抗議有百分之七十獲得成功，如今這個數字只有百分之三十。
文章接著列舉了其他學者觀察到的現象：
- 如今轉向極權的國家比轉向民主的多，此趨勢為二戰後第一次。
- 通過社交網路組織示威確實容易在短時間內聚集大量人群，但也意味著參與示威變得更加隨性。“今天的二十萬人不比三十年前的二十萬人，因為人們的投入度變低了。”在沒有社交網路的年代，積極分子要花幾年時間走入社區，建立組織，動員民眾。人們幾乎每天見面，參加訓練，商討戰略。這種高投入決定了運動更持久，而且街頭勝利可以轉化為事前精細計畫好的政治成果。社交網路令許多運動跳過上述步驟，這樣雖然可以迅速形成街頭運動，但卻難以構建促成成果的基礎結構。另外，政府也在不斷學習利用社交網路——比如如何分化示威者，如何發佈對己有利的消息。
- 社會分化加劇，現在幾乎所有運動都主要由一個或幾個特定社會階層驅動。人們在種族、階級和黨派方面更加兩極化，造成的結果是他們更有可能堅持自己的群體認同感，並認為自己所屬的群體受到壓迫，從而發動集體反抗。
- 各國政府之間正在相互學習和分享反制抗議活動的工具、技術和方法。
文章結尾，作者不無悲觀地寫道：這看似是人民反叛的時代，卻不如說是“憤怒而挫敗”的年代。
城市中產與工人皆是民主旗手
但是，這種民主退潮真的如此悲觀麼？從更大的時間尺度上看，革命性的變革從來不是易事，技術發展給哪一方帶來更大優勢也有待商榷；至於“特定社會階層主導”，挪威的一份最新研究也給出了不同解讀。
來自奧斯陸國際和平研究所和奧斯陸大學的學者研究了全球150個國家從1900到 2006年的193場大型民主運動，得出了運動主導者身份對於運動結果至關重要的結論。
此研究中，運動參與者分為幾個核心類別：農民、公務員、軍人、宗教或民族群體、產業工人和城市中產階級。在這193場運動中，62%有產業工人參與，79%有城市中產階級參與；二者佔據主導的各有約20%（有些運動並非單一群體主導）。
研究人員運用統計學分析了這些資料，發現由產業工人主導的運動在實現民主方面要勝過所有其他抗議運動，也勝過沒有大規模抗議活動的情況；排在其後的是城市中產階級主導的運動。但研究者也指出，城市中產階級是個混合的群體，相比其他中產主導的運動，學生和教育良好的專業人士主導的運動更傾向於實現民主化。
工人組織更勝一籌
研究人員進一步提出論點，把上述傾向解釋為產業工人和城市中產階級有實現民主的必要的動機和能力。以產業工人為例，他們傾向民主是因為可以依靠人數優勢贏得選舉並立法重新分配財富；而且他們可以利用工會、國際勞工網路和勞工政黨來形成對獨裁政權的強大挑戰。
關於實現民主的能力，研究人員做了進一步闡述，認為重點在於主導群體的影響力以及他們協調和維持大規模集體行動的能力。該群體掌握可以給專制政權造成各種代價的資源，這成爲實現民主的重要杠杆，包括將資產轉移到海外，發起重大罷工，能夠獲得武器及相關訓練，能夠通過激進意識形態來壯大運動等。在許多社會中，城市中產階級的杠杆是他們佔據了經濟運行的關鍵點，例如金融業。產業工人則可以通過針對政權主要收入來源組織全國性或局部性罷工來控制經濟；此外，他們常常具有軍事經驗（在大規模徵兵制國家中），並且在歷史上接受過革命意識形態影響——對暴力革命並不陌生。
上述杠杆之外，示威者還必須能夠在最初的起義之後繼續組織和維持大規模集體行動。擁有永久、流暢的組織可以有效地傳遞資訊、掌握各方情況和分工協作。組織還有助於招募新人，與外國盟友建立聯繫,以及試驗和學習有效策略。在這方面，城市中產階級擁有一些強大的資源，包括具有組織才能的人力資源。但產業工人常常更勝一籌，他們通常擁有長期和全面的工會和勞工政黨組織，並擁有廣泛的網路,包括國際勞工組織和社會主義國際。
回到本文開頭《紐約時報》觀察到的現象，也許並不是社交網路讓人變得懶惰，而是過去幾十年新自由主義打壓下產業工人組織的分崩離析使人們現在只能依靠社交網路來進行組織。那麼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得出結論，當下民主運動高失敗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有組織的工人參與。
但不要悲觀，在世界各處，罷工仍在爆發，勞工政黨也在復蘇，國際工人網路也會重新萌發。
新時代的抗爭者，不要“悲憤”於敵人的強大，也不要“無奈”地接受現實。產業工人終將再次組織起來並加入“屠龍”的隊伍。讓我們去推動這一進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