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記程蝶衣

近月,老想起《霸王別姬》這部電影。24至28歲的人生都在與這部電影糾纏,為的是那個不怎麼有用的碩士學位,更是為了那顆疑惑漂浮的心尋找一個靠譜的停泊處。人生在世,總需要些讓自己安生立命的答案。

喜歡電影,卻不專業。何謂好電影?專業電影學者可以從很細膩的技術分析、主題呈現、與社會脈絡,去鑑賞一部電影的藝術及文化價值。《霸王別姬》於我是一部好電影,因為它可以看一世。表面上說的那個距離現在看似遙遠的年代和故事,實則卻是每個時代的我們都可能經歷的事。

程蝶衣之所以成為經典,在於他與身處時代的格格不入,卻堅守信念,以個人對藝術的痴迷,對抗如洪水猛獸襲來的浩盪局勢。柔弱和卑微的虞姬體內,有著的是比項羽更堅韌不移的傲骨。當西楚霸王都跪下低頭接受批鬥,只有程蝶衣敢站在熊熊的革命烈火之前,高聲控訴「你們都騙我!」。大概每一位曾經為這部電影如痴如醉的影迷,都曾幻想,或希望,自己一輩子能當一次程蝶衣。但如陳凱歌所言,正因為凡俗如我們做不到,所以程蝶衣才會偉大,戲劇才會迷人,《霸王別姬》才值得看一世。

政治正確,於程蝶衣而言,是一個極致諷刺的笑話。當大環境衡量是非對錯的準則是日本軍國主義、共產黨、國民黨時,每個人都必須選邊站,哪怕順應局勢隨風擺柳,只有程蝶衣由始至終站在梨園的舞台上,哪裡都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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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梨人被批鬥。

《霸王別姬》源自香港作家李碧華的同名小說,小說的重點在飾演項羽的京劇演員,程蝶衣的半生搭檔對手,段小樓晚年「渡江」到香港後的無奈,討論的是香港身份認同問題。小說的結局不如電影般悲壯,程蝶衣順從黨的安排,結婚成家,與師兄小樓在香港短暫的重聚後,回到中國。

陳凱歌詮釋的《霸王別姬》,有學者認為是他對共產黨的批評,尤其電影裡對文革批鬥場景的重現甚為大膽;同時,也有者認為他刪除了「香港情節」是對香港邊緣政治控訴的剝削,他用人戲不分來合理化程蝶衣對段小樓的痴戀是迴避同性戀的敏感性。這部電影常被用作各種議題的政治解讀,在我看來,卻是最大的誤會。陳凱歌想說的,遠超過這些。

李碧華和陳凱歌創造的,是兩個不同的程蝶衣。藉由同一個程蝶衣,他們想訴說的是不一樣的主題和故事。李碧華說的是,在時代的洪流中人的渺小和現實的無奈;陳凱歌問的是,在生活的殘酷之外,連黑白對錯的價值觀都可能朝夕令改的時候,我們該如何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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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西楚霸王段小樓都跪下,只有虞姬程蝶衣敢對這個荒謬的時代提出控訴。

而今天的香港,是否容得下陳凱歌的程蝶衣?

電影裡面,有幾個情節編排值得留意。日據時期的北京,段小樓因為得罪日軍被拘捕,程蝶衣為了救他,給日軍唱戲,但過程中發現軍官青木是個懂戲之人。國民黨執政時期,段小樓和程蝶衣在唱戲時,遭到軍人不禮貌對待,段小樓說了一句「連日本人也沒這麼鬧過」,軍人同意應該尊重他們的表演,但不能接受「為日本人叫好」而剷平梨園,小樓的妻子菊仙更因此流產。對於曾走在前線的軍人來說,段小樓和程蝶衣的演藝尊嚴遠比不上國族意識重要,所以他們有「權利」教訓這些商女不知亡國恨的戲子。在法庭上,程蝶衣說「如果青木還活著,京戲就傳到日本國去了」。陳凱歌想談的,不是哪個政權更殘暴,而是作為一個人,我們有沒有獨立捍衛自己相信的看到的事實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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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蝶衣在法庭上捍衛日本軍官青木是個懂得欣賞京劇之人。

放眼歷史,日本侵華殘殺中國人是事實。程蝶衣在法庭上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表達青木對自己的尊重和欣賞,甚至惺惺相惜。假若你和家人曾是日據時期的受害者,該如何理解和接受程蝶衣的言行?今天的香港,示威者對政府和警察的不滿同樣是無法被撫平的傷痕,面對一個在私人感情上對警察有愛或特殊感情的人,示威者又該如何看待?

幾個月前,讀過一篇網上專欄的讀者投稿。作者表示自己有一位交往多年,感情深厚的警察男友,二人即將步入婚姻。礙於反送中運動後整體社會的撕裂和矛盾,她承受極大的壓力,尤其來自身邊的親朋戚友,而令到他們的婚禮不得不擱置。這半年,香港社會及校園內均有聲音號召杯葛警察子女及家人,同警察結交來往之人亦不能倖免。示威現場或網路上,從不缺少「黑警死全家」,「死完男家到女家」等詞句。而任何人只要表示自己「中立」,亦會遭受到言語上的攻擊。藍絲商店被「裝修」更是常見的事。

假若程蝶衣捍衛青木是個懂戲之人沒有錯,警察的家人朋友堅持和他們的感情又是否應該被批判?假若國民黨軍只因一句「為日本人叫好」就以武力懲罰戲班是錯的,香港勇武派只因某些商家表達對警察的支持就被「裝修」又是否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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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軍人因不滿段小樓的一句「連日本人也沒這麼鬧過」而剷平梨園。

人們太常容易忘記,人的身份是多元複雜的。這些身份之間儘管可能彼此矛盾,卻是真實的同時存在。青木作為一位日本軍人,他忠於天皇和國家;作為一名侵華軍官,他滿手鮮血;作為一名京劇愛好者,他懂得藝術的價值和對程蝶衣的尊重。程蝶衣說「我也恨日本人,可是他們沒有打我」。他恨日本人,但欣賞青木。青木是日本人,同時是一個獨立個體。

「警察」是一個群體身份,但每一套警察制服下,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或許愚蠢,在盡忠職守和是非正義間不懂拿捏,不代表他不會是一個愛護家人對婚姻忠貞的人。而作為警察的子女及家人,更是無法選擇的結果。若仇視警察家人是理所當然的,那麼殺人犯的親人子女是否也不值為人?「我們與惡的距離」,可以如此接近。

一個容納不了程蝶衣的社會,是個悲劇。程蝶衣的悲劇,不止不容於任何政治立場,而是他不被強調唯一政治正確的社會群體所接受。當我們都堅持認為的絕對對錯,可以強行附加於他人身上而不留一絲懷疑的時候,就會容不下程蝶衣。生活離不開政治,但生命應該是超越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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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蝶衣因為與青木惺惺相惜而背上漢奸之名,今天香港任何與警察交好之人亦遭到黃絲群體攻擊。

程蝶衣最終只能自刎,來維護僅存的那點尊嚴。看電影的時候,大多數的我們都會痛恨那個對他殘忍不公的時代,甚至為他的不幸痛惜流淚。但戲演完了,程蝶衣的悲劇會否在我們的身邊重現?這是我們可以警惕自己的事。

撰文:黃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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