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號房事件——公民在司法制度和正義裡的角色與責任

當各國為了武漢肺炎(COVID-19)的肆虐而人心惶惶,韓國發生的「N號房事件」 更令人毛骨悚然。病毒的出現是天災或是人禍尚無法得知,但面對疫病,多數的我們都是被動及無奈的。然而「N號房事件」揭示了人性的恐怖,尤其社會裡的冷漠和共犯結構,當中的傷害性及暴力支配,完全是人禍。

網路性暴力比一般的性侵更複雜,它涉及的層面和範疇很廣,小至言語上的羞辱(以性來騷擾或攻擊某人)、未經同意散播他人性愛照片影片,大至有組織性營運的產業鏈。比如N號房事件,它不僅僅是單純的性侵,還包括了個資安全(受害者在網路上洩漏個人資料被威脅)、威脅、勒索、妨害秘密(在未得當事人同意下拍攝照片影片)、非法販售不合法的影片、侵犯未成年兒童。上述每一個環節,都是犯罪。

「N號房」的出現和壯大,還有一個很關鍵的源頭在於「市場需求」。其創辦及經營者不見得是為了滿足自身性需求、厭女、有特殊性癖好(吃屎喝尿)、戀童,更大的推動力肯定是來自龐大的金錢利益。這是一個產業鏈的問題。因此要消滅或杜絕這個循環,只針對其中一環或發布者下手是不足夠的。

目前韓國(包括很多國家)在這方面的立法明顯不足,根據韓國現行的《資訊和通信網路法》,散布性剝削影片的人會被指控為散布色情內容,面臨入獄少於1年或罰款低於1000萬韓元(約6.4萬港元)的判決。 按照兒童及青少年保護法,販賣淫穢物可判囚10年,明知而管有者可罰款2000萬韓圜(12.8萬港元)及入獄1年。 最新消息指,韓國檢方對網路名稱Watchman的前經營者僅求刑3年6個月,引起韓國社會發出刑法過輕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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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號房」事件再次令人關心韓國女性權益的問題。照片:2018年3月8日,韓國首爾的Me Too遊行,取自新浪。

為何數百萬人聯署公開嫌疑犯及用戶個人資料?

多國政府這類網路性暴力售賣者的懲治尚且不嚴苛,更不用說對購買者用戶的規範。根據目前的韓國律法,這些用戶並沒有觸犯法律。若要對付他們,只能針對那些為了加入群組而因應要求同樣發布身邊受害女性影片者。

網民在青瓦台發起的公佈嫌疑犯和用戶的聯署得到很大的迴響,分別有超過260萬人和近200萬人聯署。一開始韓國警方公佈的「26萬用戶」令各界震驚於參與者的人數之廣,雖後來被認為有很多是重複賬號,可以確定的用戶人數應然有五位數,仍是一個不小的數目。數百萬人要求公開涉案人的個人資料及照片,這無疑反映了社會的憤怒指數。但還包括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人認為現時的法律並無法(或不足以)裁決這些人。

公審能否體現正義?

法治社會固然不允許人民執行私刑,而社會輿論壓力對個人的傷害不見得比實際的牢獄之刑低。要建立一套普世價值的制度,讓人民安守並接受這套制度下的賞罰機制,是國家公權力要任之一。但當體制出現明顯的漏洞時,往往可以「提醒」國家改善的,就是人民的聲音,也就是公憤。

出於人道精神,一般來說國家司法單位也有保護罪犯人權的義務。為了避免犯人服刑後遭到社會的排擠,造成另一種形式的「一罪二判」,很多國家都不會公開他們的照片和個人資料。韓國原本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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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在趙斗淳時間後修訂條例,公權力部門有權視情況需要決定是否公開重刑罪犯的樣貌。照片:韓國MBC電視台。

2008年,韓國發生一起嚴重的兒童性侵案,趙斗淳強姦了8歲女童並為了毀滅證據對她進行了殘忍的暴力行為。女童最終骨盆骨折、大小腸流出體外壞死、肛門和性器官壞死,必須安裝人工尿袋和肛門。 而趙斗淳只被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即將在今年的12月13日刑滿出獄。

這起慘案引起社會的憤怒,尤其對罪犯量刑過輕一事。更令社會不安的是,這樣的重犯被釋放後將若無其事的在你我身邊生活。因此,韓國於2010年修訂通過了《特定暴力犯罪處罰特例法》第8條第2項條例,出於保護公眾安全的考量,公權力部門可公開重刑犯的樣貌。 雖然條例已通過,但根據不追溯既往的原則,趙斗淳的照片是不能被公開的。但在2019年,韓國兩家電視台MBC和SBS,前後表示經過慎重考慮後仍決定在節目中公開趙斗淳的樣子。

同年,在他們公佈前的4月16日,韓國正式實施《趙斗淳法》,性侵未成年者的罪犯刑滿出獄後,政府將有專門人員對其實施一對一的監視,6個月後決定是否繼續,監視總時長不超過7年。 而這項法令的修訂,相信參考自美國於1996年成立的《梅根法》(Megan’s Law),所有兒童性侵者出獄後,他們所有的個人資料將被執法機關公佈在網上,公眾可隨時查詢,還要公告民眾、學校、各社區組織。

上述的種種結果,都是「公審/公憤」推動司法改革的例子。而「N號房」的主嫌犯之一趙主彬(譯音),更是韓國執法單位第一次讓未經審判的嫌犯曝光人前。 其實根據上述的法例,政府應在審判定罪後方能公佈趙的個人資料,這次的「破例」固然是為了平息眾怒,多於原來條例的防範作用。往後這條例如何避免被濫用或當作延伸報復某人的工具,是社會需要謹慎思考的。

沉默就是共犯

韓國社會要求政府公佈「N號房」用戶的個人資料,代表他們認為這幾萬人屬於共犯結構的一環。每個國家立法追究罪案責任時,管治的涉及面多廣固然各有不同,這背後牽涉到各國文化的差異,尤其和人民對公民社會的共同責任承擔這件事的認知有關。

談到這裡,不得不提到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的「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認為自己只是執行上司的命令,無迫害猶太人之心,不應被定罪。但鄂蘭認為,作為一個有良知及公民責任的成年人,他有思考的能力及拒絕成為共犯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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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戰犯艾希曼在審判庭上辯稱,自己只是執行上司命令,不應有罪。

將此延伸至「N號房」事件的用戶身上,作為一個有良知及社會責任的成年人,他們絕對有權利及能力拒絕加入這個共犯結構。若真要比較,艾希曼尚且可以說是出於權力的壓迫(工作和前途)而成為共犯,但「N號房」的用戶們只是出於滿足性和支配慾望而加入共犯組織,將自己的快樂建立於他人的痛苦上,這種行為其實比前者更加可恥。更不要說,之前提到很多用戶為了通過進入群組的審核而出賣身邊女性的行為。出於以上考量,各國政府很應該立法,嚴懲所有未經當事人同意發布、下載、分享受害人私密照片影片的人。

有些國家在立法時,甚至會把共犯的範圍擴展到「沉默者」身上。知情不報也要負上法律責任,沉默就是共犯。比如在美國,2005年開始,國家兒童虐待及忽視中心(National Center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開始努力宣導公民有責任保護每位兒童。 後來修訂的《兒童虐待預防與處理法案》(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中一些與兒童密切接觸的人員,例如教育者、虐待諮詢的社會工作者、心理諮詢師、警察、商業攝影、製片等行業從業人員等,也被列入了責任舉報法中。就算不是共犯,沒有涉及性暴力的任何一個環節,公民也有責任保護被性侵/被虐待的未成年兒童。 若任何人知情不報,是需要負上法律責任的,可被判處罰款或監禁,視各州法律而定。

司法機構應考慮將各種罪案舉報的法律責任加諸在公民身上,配合各途徑的教育宣揚,讓大家明白到,在共同生活的社會結構底下,每個人都有義務和責任去保護身邊的人及防止罪案發生。尤其當「N號房」的用戶居然發出「付費觀看還要被罵、我只是看了點色情片而已」、「都是那些女生的錯」(victim blaming) 的言論時,透過實際的法律去「教導」這些人認知自己的錯誤是必要的。

小結:群眾參與(運動)在韓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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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南韓百萬人集會示威要求前總統朴槿惠下台。照片:路透社

過去好幾年,我們都可看到韓國社會裡由下而上成功改變制度的例子。為人熟知的《熔爐法》是由電影《熔爐》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再推動政府加強立法保護被性侵的兒童;前總統朴槿惠經歷了維持半年的百萬人示威集會後被彈劾下台。繼要求「公開N號房主謀及用戶個人資料」的聯署後,再有網民發起撤換聲名不佳的法官吳德植,拒絕他參與該案件的審判。

雖然相關的立法加強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這些都證明了群眾對公民社會的參與是絕對有積極性的效果的。

撰文:黃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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