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M. Kisima

(大陸網友)

在共產黨中國融入世界四十餘年之時，世界各文明國家對共產黨中國的印象可謂是大跌眼鏡，共產黨中國沒有被“接觸和變化”，倒是共產黨中國經濟的崛起，搞得世界各國反倒害怕起這個龐然大物了，因爲共產黨中國反倒在“接觸和變化”這些原本希望共產黨中國融入世界文明體系當中的國家，通過“紅色獻金”影響他國選舉，甚至直接把政治廣告做上了美國的地方報紙，讓喜愛Twitter的川普總統發貼控訴后還不忘在聯合國會議期間親自控訴這種行爲。

自2018年以來的貿易戰，對於共產黨中國來説，確實又到了“團結一致對外”的時刻，一年有餘，共產黨中國的國際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各國，包括台灣和香港，都各有不同程度的對共產黨中國的反擊。而在2016-2017年，僅通過我自己的觀察，在香港也彌漫一股“非一日之寒”的政治冷感，聽之任之和趕緊跑路的氛圍，而台灣還在為“紅色獻金”爭吵不休，面對美國301系列調查，共產黨中國還在惺惺作態，意欲敷衍；共產黨中國的自由貿易區和一帶一路還“興興向榮”，意圖用上海和深圳取代香港。

共產黨中國自習近平上臺以來，權力狂妄也到達了四十年來所未有之高度，尤其在2015-2016年年初，金融與“供給側”改革相繼失敗，政治上也出現了更大肆倒退。通過反腐敗打壓異己，甚至取消了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國家主席任期制，北京，上海，廣東等省市任人唯親，對外胡話，狠話，“美元外交窮國”層出不窮，有一副窮兵黷武之姿態，黨政不分，黨政一把抓，以黨代政，公私合營，意識形態個人崇拜，這種前三十年的典型特質又在21世紀的今天出現。中國人在海外也因種種原因，上演了各式各樣“愛國”，“反對歧視”和“有强大祖國在背後”的不友好馬戲表演。

不論是經濟狂奔也好，還是政治倒退也好，共產黨中國的本質一直都未曾發生變化，即一個極權主義式政黨，透過物理的，思想的暴力控制社會資源各個方面，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但2019年年底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卻又將共產黨中國行政效率之無效暴露出來，强大的極權主義實際也是“無能“的代名詞，故有此對共產黨中國大致梳理的一文，這也算是思考當下共產黨中國諸多詭異行爲做簡要的思考方向指明。

 

一、共產黨中國經濟狂奔

作爲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指標，中共一直很是强調自己在經濟建設上的作用，且運用統計局和喉舌，發佈大量共產黨經濟利好的消息，但實際上，共產黨中國的經濟自2008年來，已經歷過三次重大的經濟危機——2009年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機；2015年因“供給側改革”和股市體制改革而造成故事嚴重崩盤；2018年以來的貿易戰，導致匯率大跌和進出口的大幅減少。

且地方政府與企業的債臺高築，失業率持續走高，企業崗位招聘不斷降低，可支配收入鮮有增長，通貨膨脹，外匯吃緊，内外企業喪失對經濟的基本信心——這才是共產黨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貌，現在，共產黨也僅是依靠用專制的手段維持基本的社會穩定。

（一）共產黨中國的經濟依靠什麽崛起

共產黨中國常説的經濟三駕馬車——投資，消費與外貿，在共產黨中國加入WTO之前，大量外資以“三來一補”的投資貿易進入共產黨中國（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製造和補償貿易），尤其是港商、台商，造就了第一批的“外商”（在統計口徑，港澳臺至今都是“外商”，統計局在做統計的時候，從來沒將港澳臺當作中國人），當時的共產黨中國還需要依靠香港進行轉口貿易，其他地區的商人也需要香港作爲進入共產黨中國的渠道。

在六四之後，因黨内陳雲等保守派認爲是“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造成了六四這種“反革命運動”故在1989—1992年期間，“市場化改革”一度放緩，各界都在擔心，共產黨是否會重新封閉，後因鄧小平的南方講話“誰不改革誰下臺”的震懾[1]（鄧小平當時還擁有軍隊的掌控權），讓當時的江澤民中央不得不開始進行一系列的經濟改革。

隨著六四后美國小布什政府的主動示好，分稅制改革，匯率並軌，以及甩開國有企業（計劃經濟體制）財政的包袱，讓中國進入了全球化體系，成爲全球化當中的一環，也漸漸成爲了“世界工廠”，也奠定了90年代後期和2000年代的出口景氣，出口景氣帶來了巨額的貿易順差，加上嚴格的外匯管控，讓共產黨中國迅速纍積了巨量的外匯儲備[2]。

 

 

表1：1990-2015共產黨中國進出口額與外匯儲備（億美元）
年度	進口額	出口額	貿易差額	外匯儲備
1990	533.5	620.9	87.4	110.93
1991	637.9	718.4	80.5	217.12
1992	805.9	849.4	43.5	194.43
1993	1039.6	917.4	-122.2	211.99
1994	1156.2	1210.1	53.9	516.2
1995	1320.8	1487.8	167	735.97
1996	1388.3	1510.5	122.2	1050.29
1997	1423.7	1827.9	404.2	1398.9
1998	1402.4	1837.1	434.7	1449.59
1999	1657	1949.3	292.3	1546.75
2000	2250.9	2492	241.1	1655.74
2001	2435.5	2661	225.5	2121.65
2002	2951.7	3256	304.3	2864.07
2003	4127.6	4382.3	254.7	4032.51
2004	5612.3	5933.3	321	6099.32
2005	6599.5	7619.5	1020	8188.72
2006	7914.6	9689.8	1775.2	10663.44
2007	9561.2	12200.6	2639.4	15282.49
2008	11325.6	14306.9	2981.3	19460.3
2009	10059.2	12016.1	1956.9	23991.52
2010	13962.5	15777.5	1815	28473.38
2011	17434.8	18983.8	1549	31811.48
2012	18184.1	20487.1	2303	33115.89
2013	19499.9	22090	2590.1	38213.15
2014	19592.4	23422.9	3830.5	38430.18
2015	16795.6	22734.7	5939.1	33303.62

在進行國有體制部位的改革（1997-2000）對集體所有制（地方的省，市，縣的企業）進行了大面積的私有化，讓這些企業原來的廠長，一夜之間從共產黨幹部成爲了資本家，工人們一夜之間不僅是失業，也失去了所有的社會福利保障。

在原有計劃經濟體系下，個人福利是與企業捆綁的，且沒有社會的福利體系，工人工資水平亦不高。因市場化改革，匯率改革和人爲刺激的通貨膨脹，導致工人們的存款並不足以支付日益增高的生活成本，且工廠拒絕賠償工人（若不動用暴力或無賴行爲，勞動局甚至不會承認工人的勞動經歷），共產黨政府默許這樣的行爲大面積發生，又因失業人口過多，當時除廣東，上海等少數“改革開放”排頭的城市外，大多數地方當地并不能消化這些因國企改制的失業人口，從而導致很多工人家庭集體自殺，這點在被譽爲“共和國之子”的東北三省尤其嚴重。2011年7月，中國大陸上映的電影《鋼的琴》反應過這部分事實。

這些一夜成爲資本家的共產黨幹部因“政策紅利”一夜暴富，而他們一些“有門道”的人，將原“集體的，工人的”資產透過香港和一些“避稅天堂”，包裝成港資，或變成其他外資，然後再返回共產黨中國進行融資和投資，但這卻成爲了共產黨“引進外資”的重大成就（也叫“假外資”），在今天，即使是共產黨中國自己的統計局統計得出的數據也可得知，2018年共產黨中國“外資”直接投資中，香港占66.622%（有關進出口假單造成2015-2018年大約從香港4200億港幣的流出[3]），共計899.1724億美元，外資投資排行第一，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百慕大和薩摩亞，這些分佈在南大西洋，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上的小島，與共產黨中國幾乎沒有外貿往來，對共產黨中國的直接投資總和為125.0124億美元，比日本、德國、美國、英國對共產黨中國的總和126.4303億美元僅差1.4179億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億美元）
2018投资排行（選取）	地区	资金
		2018	2017
	世界投资总额	1349.6589	1310.3513
1	香港	899.1724	945.0901
2	新加坡	52.1021	47.6318
3	維爾京群島	47.1151	39.9076
4	南韓	46.6688	36.7253
5	開曼群島	40.6825	21.769
6	日本	37.978	32.61
7	德國	36.7428	15.4163
8	美國	26.8931	26.4905
9	英國	24.8164	10.0333
10	百慕大	21.6727	13.4213
11	薩摩亞	15.5421	12.2943
12	台灣	13.9136	17.7247
13	澳門	12.7987	6.3738
14	尼德蘭	12.7268	21.7398
15	法國	10.1107	7.9018
16	瑞士	6.0387	4.5961
17	澳大利亞	2.8889	2.7618
18	加拿大	2.8461	2.9269
19	毛里求斯	2.6058	3.4368
20	塞舌尔	2.2547	2.0409
21	意大利	2.326	1.9482
22	瑞典	1.576	5.0695
23	俄羅斯	0.5677	0.2384
24	紐西蘭	0.3326	0.2116
25	馬紹爾群島	0.2292	0.4863

同時，若以2018年爲準，僅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2014年后的新 “資產轉移天堂”）和四個“離岸金融中心”對共產黨中國的投資，就占全部外資的85.239%，日本，德國，美國，英國四大經濟强國的總計投資占比不過9.368%，所以，共產黨中國所營造“外資投資熱潮”即使是用共產黨自己統計出的數據，得出的結果仍是在自欺欺人。

世界工廠的重心轉移讓共產黨中國憑藉著大量的進城務工農民和“血汗工廠”的“低人權優勢” [4]（刻意壓低工資，拉長工作時長，拒絕給予任何社會福利等），在進入WTO后，迅速讓made in china的產品傾銷全世界各地，共產黨中國的外貿出口在進入WTO之後的數年閒，出口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長，至2007年外貿出口額一度占國内生產總值（GDP）的66.82%[5]。這種增長並自然無法持續，在2009年蔓延國際金融危機之時，共產黨中國的加工型的外貿企業呈雪崩式崩潰，年度CPI為負，共產黨爲了挽回經濟，將投資重點放在了土木工程上——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4萬億人民幣的信貸放水也就這樣來了，人爲的通貨膨脹加之新的《勞動合同法》生效，共產黨中國的勞動力也不再廉價，便已出现外资逃离的现象。而在2018年，因爲美國的貿易戰，共產黨中國更是在用盡力氣進行“報復性出口”，即看到2018年年底至2019年頭1-2個月，共產黨中國出口不降反增加，這實際作爲清理庫存的行爲，因爲產業鏈也開始轉移和貿易戰的加速，工廠遷移和倒閉，又讓共產黨中國“低人權優勢”所引起的矛盾更爲激烈，工人的群體性事件對政府也更具攻擊性，一些中國製造的產品也因“幾乎所有的利潤都被侵吞”[6]，讓製造業本身難以爲繼，高端製造業則因爲如盜竊知識產權的問題，也難以進步[7]。

另一方面，基礎設施修建和房地產開發（土木工程）并非2008年之後才如此熱衷，在進入21世紀時，在“為營造良好營商環境”的要求和地產公司尋租（受賄官員），各地的共產黨政府就已開始大舉修建基礎設施和進行不動產開發，大量農村土地被并入城市，農民“被逼上樓”（即失去土地，强制轉化為城市戶口）。2008年之後，在經濟增長的政績，尋租（受賄），信貸放寬（4萬億）的三重刺激下，土地財政就開始邁入高峰，同時也成爲了地方財政支柱。各種基建，高樓平地而起，但這些也為政府債務，銀行壞賬埋下了伏筆，也綁架了整個中國的經濟。

大興的各種土木工程項目通常都是大大超出當年預算水平，依靠信貸而修建，而在修建以後，基礎設施建設只有折舊的損耗通常大於產生的利潤；平地而起的大樓對政府來説則是土地的一次性的買賣（他們并不關心泡沫和樓房空置率），且城市土地則是有限的，爲了拓展土地，只有像城市周邊的鄉村下手，這也就導致了爲何會有如此多來源於鄉村的“群體性事件”（抗議事件），而這又造成了需要應用“維穩”手段進行鎮壓。（當然維穩防範的不僅是這些）對於開發企業來説，同樣需要舉債，他們則更傾向在香港上市或與華爾街合作發放外幣債券，或通過股票型基金的方式，吸引港幣和美元。

共產黨中國名義上，土地都是“集體所有”，買賣土地不能在私人之間進行，需要有政府授權之後，才能進行“開發權”的行使，而在這之中，受到操控的招標，例如事前以金錢等利益打通好政府内部關係，再以企業員工名義注冊多個空殼公司參與競標。在土木工程開發狂潮當中，不僅信貸遭到扭曲，製造業和消費市場也同樣遭到扭曲——大量的建築材料被製造出來，同時國内消費也由建築材料支撐——同時造成了環境污染，資源浪費和產能過剩三重問題，最後由政府需要負擔的開發利息和稅收需求，變成了各種巧立名目，不予公開的各類賦稅和高額到不可能負擔的房價。中共政府也可佔地產開發商的股份作爲財政與個人收入來源。

但土地開發也是有限的，共產黨政府在經過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后，現在沒有任何可持續的經濟拉動方式——不論是“用腐敗換合作”還是“用大棒（反腐）逼合作”，都無法阻止高風險的債務違約發生，尤其在意識形態部門還要大興土木搞“效忠”，財政支出還要年年增加的時候。

而在目前，廣西等西部省份的城市還能維持這種開發狀態一段時間，東部發達城市，則只能依靠“老城區改造”和“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來維繫“高速經濟增長的繁榮”。同時爲了維繫投資，又不得不以各種名目“定向放貸”在近年炮製各種政策性概念——即使這些“精神文件”大量讓各地“自由發揮”，例如“大衆創業，萬衆創新”（2014），放手讓P2P狂奔（最後在2018年“爆雷”后波及2.1億投資者），以及空洞無物的自貿區，癡人説夢一般一帶一路和大灣區。

而這種高樓平地起的繁榮與普通大衆基本沒有關係，据西南財經大學和興業銀行在2019年年初發佈的《2018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報道》[8]中顯示：共產黨中國城市城鎮戶口家庭年均收入為10.8萬人民幣；收入最高的20%家庭，年均平均收入為22.5萬元人民幣;城市居民77.7%的資產為房產（資產的“亞健康”狀態）。同時，共產黨中國有2.3億人，仍低於世界銀行于2015年規定的贫困线（1.9美元/天，按2020.1.27 17：15日1USD=6.936CNY計算）的收入標準[9]，共產黨所說的“扶貧”——即幫助年收入少於4000元左右人民幣的家庭[10]。

這麽多年來，共產黨所謂“發展”經濟就是依靠以上所說的模式，總體來説，是官僚的富裕而非普通人的富裕，而與之相關的行政制度也發生了變化，在此過程中對社會也不得不進行一定的寬鬆處理（例如放鬆管制媒體不涉及政治的内容），但在利益訴求和政治問題上，共產黨還保持著一貫高壓，只不過方式，程度不同而已。

（二）共產黨公開的經濟新聞與公告——反映政治的需要，不反映經濟情況

電影1984（根據喬治·歐威爾《1984》小説改編的電影）中有一幕是，衆人在食堂吃飯，廣播傳來了“生產量提高的好消息”，但溫斯頓（小説主角）知道，這是在不斷的遺忘和修改數字當中產生的“生產量提高”。

但這個確實是共產黨國家的數據日常，共產黨爲了證明自己制度的優越性，就需要不斷的欺騙國内和國外的人——因爲我們的制度很有優勢，所以不管遇到怎樣的困難我們的經濟每年都會增長，不論是在計劃經濟時代還是轉型后的國家資本主義形態，用經濟發展證明其政權合法性（即使是經濟增長是假的），是共產黨始終如一的方法，即使在大饑荒的時候，公開的糧食產量還會不斷增長，每年的計劃的糧食產量也還是會上調，且仍大批量的對外進行糧食援助。

在共產黨體制内，真實的信息獲取是分等級的（這些通常被稱爲“内參”[11]），通常而言，一市的市長和黨委書記只能獲取此市的社會情況，而無從得知其他城市信息；而此市的教育部門的首長，也只能獲取其職務内的信息，而無從獲取經濟方面的報告，所以在共產黨體制内，級別越高，獲得到的信息也就越多，且共產黨國家都非常依賴自己部門的信息收集與情報系統。

而共產黨對外的數據（包括各部門公開場合各種公報的數據）并不會告知真實情況，最多只能隱約的看到“趨勢”，這意味著真實情況與共產黨政府預期的結合，例如當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說，今年的GDP增長會保持在6%，那麽統計局公佈的GDP增長數據就會是6.1%，6.2%或是6%，而各地地方政府公佈的數據則大概率會高於這個數——即使最後其他的統計數據也會與這些結果衝突，但他們樂於透露給喉舌“應該”透露數據和欺騙外媒的新聞公告，而親自去核算的人，並將其公開發表的人往往會被封號。

因爲這不是數字，而是政治任務和官員的績效考核以及“共產黨制度優越性”的意識形態需要，所以當中共中央政府下達經濟增長的命令（或指標）后，各地政府必須達到這個指標[12]，甚至超過這個指標，以表達自己在政治上的忠誠（即使是表面的）和自己省份經濟增長的强勁，其他的指標考核也类似，例如在環境保護上的硬指標，煤炭使用減少的指標等，這些都是上級政府考核下級政府的方法。地方政府公開的數據經常與中央公開發佈的數據對不上，驗證方法也很簡單，把各地公開的GPD額度相加，總和一般會大大高於中央政府公佈的GDP總額。（自2017.9開始，中央統計局已禁止各地統計局公佈GPD數字，而那些熱衷於在微博上對GDP做“簡單加減法”的賬號也統統被刪掉）

而失業率一直以來更是研究的禁區，而中共公佈的數據之前一直為“城鎮登記失業人口”（后改爲城鎮調查失業人口一稱，但具體登記流程未變），即城鎮戶口的失業者要經政府人事部門認定並取得失業證明之後，才能算為失業人口（登記為失業人口會對醫療保險和養老金的發放有負面影響），而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因爲是農村戶口而沒有退休和失業一説，所以他們即使失業成爲城市流民，也不會被計算進城市失業人口當中[13]；同時，外省城市流動人口在當地失去工作並在一定時期找不到工作之後，會大量出現回老家的情況。例如深圳市號稱有2500多萬的常駐人口（2018），但實際擁有深圳戶籍的人約470萬人（2018），且這470萬人中還有不少是“新深圳人”——即沒有房產和剛購置房產的剛入深圳戶籍的人，仍需租房或支付房貸的人，擁有深圳戶口，不過是讓“新深圳人”有了購房資格和相對較好的社會福利保障。[14]

中國大陸有名的大學發佈的經濟學，財政學相關的論文也不會拿統計局公開數據做客觀指標，通常會采用自己學校采集的數據或跨國金融企業、美國各大學發佈的數據(但這些近年來這個也發生了變化。例如會發佈些用數學方法驗證統計局數據“相對真實”的論文)。

華爾街在共產黨中國的企業早就覺察到了這些，所以這些金融企業，依照自己的業務，各自都有各自的指標[15]。而對於個人而言，仍然可以透過共產黨公開的一些指標看出經濟趨勢。（通過統計局公佈的統計年報當中稍加計算相關的内容與項目，一樣會核算出一些“異樣”——前提是你知道這些詭異點在哪）

稅收數據：這個公開數據即使造假，也不能完全作假，因爲這會影響到中央的財政的傾斜和劃撥，如果公開數據報得太高，上級就會拉高對地方政府的預期，這會影響官員政績；報得太低，也會影響官員政績。

CPI（Consumer Price Index）：中共公佈的CPI指數會包括食品，居住，醫療，教育，日用品等8大類，雖可能被低估，但仍有趨勢性的參考價值。

PPI（Producer Price Index）：可以反應共產黨中國製造業的水平——這既關係到出口（目前共產黨中國出口50.1%為機械組裝品），也關係到整個共產黨中國製造業（實體經濟）面對的困境。

銀行貸款總額與分佈：這些數據算不上公開數據，中國人民銀行（央行）并不會以行業/類別劃分公佈數據，但一些銀行在財報上會或多或少公開這些，例如在平安銀行會公開按揭和房貸的數據。

債務：這點通常在大陸找不到現有的數據，而且在大陸公開說這個一定會被刪除，但這個數據非常重要，政府債務這意味著地方中共政府在財務和稅基上面對的問題，而企業（包括國有控股和國有企業）外債，又會觸動中共外匯這根神經。這些年因爲大規模的金元外交，人民幣匯率保衛戰和企業逃離大陸，出口減少，已花費不少外匯儲備，現在大陸號稱3萬億美元等值的外匯儲備最多的可能是港幣而不是美元。

房地產景氣指數：中共政府製造出大量的房地產泡沫，但現在又不可能去戳破這個泡沫，因爲一旦被戳破，很多城市家庭，尤其是剛剛購買房產的家庭，都會變成負資產，所以各地中共政府會拼命保住房價，而一方面又不希望高昂的房價壓垮消費，所以適當時候又會通過“政策性的宏觀調控“將房價略微下調——對於地方中共政府而言，房價代表著土地，購置稅等財政收入；而對購買者來説，則意味著在城市安生立命或個人財富保值。

出口與外匯收入：出口贸易（尤其是对美出口贸易）是中共獲取外匯的主要渠道，出口的減少意味著外匯的削減，而出口和外匯儲備主要看幾個主要大的對外港口型城市即可知曉情況如何，大連，青島，天津，上海，廈門，廣州，深圳（深圳的“外貿”很多是在指對港貿易，也是中國大陸外匯（港幣）進入大陸的最直接的窗口，所以深圳在上海等城市外匯收入減少之時，外匯儲備還能相對穩定，港幣的流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股市：股市是非常能反映當下經濟情況的指標，但共產黨中國股市在短期内受政策（甚至只是傳言）的影響非常大——即使這件事根本沒有可能發生，也會極大影響股市；而自2018年來，股市受到貿易戰的影響非常大，尤其是中共因爲面子掩蓋談判消息，造成股市大盤下跌后，衆多散戶被“割韭菜”損失慘重。

（三）爲了甩開財政包袱的“改革”與“市場化”

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為提高中央財政的比重，共產黨中央依據事權劃分稅務收入權，劃分了中央稅，地方稅和共享稅。中央支出包括“国防费，武警经费，外交和援外支出，中央级行政管理费，中央统管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央直属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费，地质勘探费”，地方支出包括“地方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部分武警经费，民兵事业费，地方统筹的基本建设投资，地方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经费，支农支出，城市维护和建设经费，地方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费，价格补贴支出以及其他支出。”屬中央稅務收入包括“关税，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消费税，中央企业所得税，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等集中交纳的收入（包括营业税、所得税、利润和城市维护建设税），中央企业上交利润等。”屬地方稅務收入包括“营业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不含上述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地方企业上交利润，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农牧业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的农业税（简称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遗产和赠予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 [16]

共產黨這種集中式稅收，是共產黨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財務來源，而對於民衆來説，越到基層財政收入/支出越少，導致基層（縣/鄉/村級行政單位）公共服務就越糟糕，所以也導致民衆集中向一省的省會城市和大城市集中，最終導致了“因行政調度經濟資源而產生空間錯配”[17]。而在近年（2018），中共爲了加强稅務的徵收，尤其是爲了用發達地區的收入補貼經濟不發達地區（統一調度也是分稅制改革當中所提到的），加强了對地方的稅收的管制，具體表現就在於直接安插國稅局在地方，取代原有的地方稅務局[18]，而地方財政收入乏力，社會福利卻難以收回——除非像北京，上海那樣大批量趕走“低端人口”。[19]

所以，爲了減少開支，政府也會進行“瘦身”，但這種瘦身并不是像民主國家那樣，減少政府工作人員收入，共產黨中國的做法是將一些服務型的政府崗位社會化，例如區政府行政辦事中心的工作人員只是“政府雇員”，一些需要警察的巡邏的地方變成了警察招聘的安保人員（或直接命令物業的工作人員兼職），消防員由社會招聘，救護車駕駛員由社會招聘（在拉救傷員到醫院之後，不忘向你伸手要錢）[20]

這些崗位原來都有編制這種説法，編制在共產黨國家是承認某人為“政府工作人員“一種方式，一旦擁有編制，在共產黨國家當中，就相當有了超一般國民的福利待遇，且編制中的”職稱“越高，所獲的超國民待遇也就越好，編制原覆蓋與全部政府工作人員，而在2006年開始，廣東省就開始招聘“政府雇員”——這項實驗最後獲得成功，所有具有政府支出的項目：學校（包括大學，專門學校，中學，小學），醫院，警察等社會服務項目都成功這樣做了。同時，這不僅讓政府減少了人員支出，也變成可政府的非稅務財政收入一部分，甚至每個部分形成了相應的產業链条。

以醫療為例，中國大陸頂級評級的公立醫院（三甲醫院），尤其是軍隊/武警醫院，在2016年魏則西案以前，將大量的科室外包給莆田系[21]，這些科系甚至包括腫瘤系等重點科系（其他三甲醫院也會外包出眼科，美容，牙科，保健等科系或進行企業化運營），然後放任這些被承包的醫院科系，以“三甲醫院”的名義，在共產黨中國的搜索引擎上大肆做廣告，哪怕搜索相似關鍵詞，都會彈出此醫院誘導患者到此來“消費”，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大一學生魏則西因患滑膜肉瘤（synovial sarcoma）在百度上檢索關鍵詞，於是便彈出北京武警第二醫院的廣告“以美國先進生物醫學技術治療滑膜肉瘤”，魏則西前去治療后，病情反而惡化，這件事魏則西將其曝光在大陸社交媒體知乎上后沒多久，魏則西則因延誤病情而去世。[22]

百度在此次事件當中成了“背黑鍋”，被痛批“吃人血饅頭”，但真正造成這種悲劇，仍是共產黨中國現在的這種體系——因財政的無法負擔而不惜以普通人的生命健康為代價，卻又不敢放開權力和利益，讓教會醫院，外國醫院正式進入中國大陸。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成了唯一一家名字上還有“境外”名字的醫院，但一樣要“接受監管和中國大陸醫院體系劃分”[23]，而其他醫院無非是邀請某個外國醫生“合作開辦實驗工作室”。

教育也是相似的情況，公立中學把一部分課程外包給企業上課，大學則開設各種價格驚人的但毫無意義的“總裁班”，把持續教育的招生，教學工作以授權的方式交給不止一家商業公司；媒體將不涉及政治實事的版面全權外包給商業企業，以獲取版面授權收益和廣告收益；這些所獲利益與企業平分納入醫院，學校，媒體的財政預算……這些公立“事業單位”，依靠“以權換錢”的方式，滋養了大量的尋租空間，這當然只是目之所及的冰山一角，而地產，金融等行業，他們更傾向“政府公關”，“中間人”所造成的代際關係，也持續在共產黨中國特色的政商關係中發揮作用。

“中間人”通常會形成一種利益聯盟的模式，例如投資公司，地產公司，市場咨詢公司和地方政府之間構成的利益聯盟，就是在“大衆創業，萬衆創新“的旗號下，此市政府就會發各種“領會中央精神”的文件，這當中某個人在一個茶館或私人會所當中透過“中間人”見面——這些“中間人”一些來自原政府官員辭官經商的人，一些是因私人關係（例如兒時朋友），他們都與政府内部保持著高度的關係，這也是他們爲什麽能做生意成功的原因。

在茶館的私談之後，決定依照“中央精神”開辦一個創業產業園，由政府批地，地產公司確保物業，投資公司招商，市場咨詢公司提供其他軟件服務（如統一的市場咨詢処等），但這只是表面情況，他們實際做的卻是，讓 “創業企業”入駐（這些“創業企業”有可能是這些企業佯裝成立的皮包公司，也有可能是頭腦發熱的年輕人，也有可能是和他們有同樣想法的人——籌集資金等待跑路），以證明自己的成功，並向更多的投資人籌錢（或向銀行貸款）后，將這些資金轉移到基金市場，尤其是離岸金融市場進行投資，當收益還能持續時，他們這種游戲能一直持續下去，各方得到個人利益，政府也獲取了財政收益，自然是對資金流出視而不見。而這些即使是錄音舉報給中紀委也無濟於事——他們的行爲都是在合法範圍之内，後續招標經營也完全合法，即使要查賬也難以下手。

當有一天這樣的游戲玩不下去之時，各方自然作鳥獸散，不過他們再聚首之時，可能就是在西歐或美國的某閒別墅裏談笑風生了，那至於“創業企業”的死活，他們自然是毫不關心——尤其是那些天真頭腦發熱的年輕人，只會被認爲是“不知道社會險惡”。

 

二、邁入現代化超現實主義籠子

超現實主義的籠子，是歷史學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在《戰後歐洲史》（Post 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中用於描述歐洲共產黨陣營的社會狀況時所用的詞，表示在極權體制下，人缺乏基本個人自由，并且思想也高度封閉，充滿“三分鐘的仇恨”的社會現實。在東德，史塔西（Stasi）會對每個公民做詳細的“行爲記錄”，這點即使在莫斯科的KGB看來也頗爲吃驚。

（一）老大哥正在看著你

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昂納克（Erich Honecker）等人，若看到今日共產黨中國的統一數字化工程——天網工程，網路防火墻，金盾工程，社會信用評分等，他們手下的史塔西也會自愧不如。但毫無疑問，這就是現在的共產黨中國“安全”的代名詞，在深圳沿街的人行道上每走兩步，就會看到至少三個攝像頭，你甚至可以看到一根5、6米高的燈杆上，四個方位挂著共九個攝像頭，當然，這并不僅僅是攝像頭。

共產黨中國的攝像頭早已邁入智能化，從政府的公開招標文件中可以看到[24]，設在主要幹道，人群集中路段的攝像頭，均要有人臉識別的功能，具體來説，是生物識別的功能，這要求這些攝像頭，即使在人遮擋面部的時候，也能對人進行識別。這些有識別能力的攝像頭不光光用於街道上，各個旅館、銀行等從2018年開始也被公安要求加裝這些攝像頭。

當這些攝像頭掃描到一個人的面部之後會馬上匹配公安部的統一數據庫對人進行核實，以核實基本信息（十三細項：姓名，性別，出生日期，戶籍地址，身份證號碼，學歷，數據庫照片核實，實際居住地，婚姻情況，工作崗位，死亡標識）以及敏感信息（三大項：犯罪記錄，在逃人員，敏感人員），一旦發現資料不符或敏感信息人員，附近的公安就會立即獲得消息，對相關人員進行追蹤或直接拘捕。[25]

而在社交網路上，現已發展出透過人工智能程序識別語義后，刪掉對應帖子，或運用人工智能技術在社交媒體，如微博和BBS上注冊機器人賬號（不僅是對大陸社交媒體如此，對twitter等社交媒體同樣會這樣做[26]），回復如人民日報等喉舌的微博賬號（普通的個人賬號根本不能回復這些喉舌），而當出現有人公開説出與官方口徑不同的話時，透過語義分析，微博首先會降低此話題的話題權重，機器人賬號先會群起而攻之，之後則可能根據情況派出人工的“輿論導向員”（這些人有些是學校裏的“積極分子”，有些則傳聞是服刑人員，但更多的是商業公司接的政府項目）或直接刪除這個話題。“網絡公共場合”除BBS，微博等外，還包括微信群組，QQ群組，甚至包括私人與私人之間的通訊，同樣會激活敏感詞，國安數據系統同樣可以采集到在社交媒體上的私人對話[27]——不論是在微信，還是在Twitter，不過微信更方便一點。

這些社交媒體和網站數據庫并非直接接入了公安部的數據庫，但他們同樣有向提交數據給共產黨數據庫的義務[28]，並有“建立敏感詞庫”的義務，有時這些企業爲了“不出亂子”的政治任務，會刻意拉高言論審核門檻。同時，如共青團中央，人民視頻等官宣在2017年前後也開始大舉進入社交媒體，新聞app和視頻網站，加强“輿論導向”。而社交媒體和網站運營方也會刻意拉高他們的言論/視頻在網站上的權重，以至於如果你不對他們進行屏蔽，那麽你的首頁推薦欄位都會是他們的内容。

共產黨中國的新聞學相關的教科書，不論是哪種版本，都少不了“在社會主義國家，報紙是黨和人民的喉舌，是黨溝通人民的橋梁”，並進一步解釋到“新聞工作者要具有黨性和人民性，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堅持宏觀真實與客觀真實的統一“，“要正確理解黨中央在現階段工作當中的宣傳工作當中的重點”，“報道會造成怎樣的社會影響，要判斷哪些能報道，哪些不能報道，不能報道，但情況重要的，要寫内參”（當然一般人寫不了内參）；“堅持主編负责制度”。

這些在寫在共產黨新聞學課本上的官話并非空話，這確實是共產黨中國喉舌的業務内容，中宣部（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會下達各種“貫徹黨的意志”的文件給到各省，各省又會把這些文檔下達到省屬的各大喉舌當中，這些文件有些時候是宣傳報道方針，有時是“領會精神”的文件，有時是批評某些報紙雜志在某些事件上的報道 “對社會產生不良影響”（這當中會涉及媒體主編和新聞發出者），有時就是“休刊整改”這類命令了，每年中宣部也會召開新聞工作者大會一類的活動（也会有商业公司参加），以“討論新聞/传媒工作發展方向”。除新華社，人民日報這樣的報紙還會得到部分財政補貼外，其餘媒體均是“事業單位，企業管理”（即不再有財政補貼，像正常國家的媒體一樣靠廣告登刊自負盈虧，但仍屬於共產黨政府直接管理，相關編輯人員仍有“編制與職稱”）。

而媒體在報道的時候，要尤其小心各類報道的“分寸”，所有的媒體都有編務會，在會上首先就會討論某些報道可不可以報道，要怎樣報道（如何裁剪）才是合乎中宣部的要求的，在編務會之後，報紙才能開始編輯——當然，這一切現在還需要黨委的確定才能行得通（黨委負責制），若有些新聞臨時被認爲是“不合適的”，那麽即使次日的報道會發生缺版的情況，媒體主編也會這麽做。不過現在因爲重點在網站和新聞app上，而且現在頭版多要習近平同志/主席xxx，所以這些步驟也倒輕鬆了不少。原來這些方法還只是用在中共的喉舌上，現在同樣用於社交媒體公司，社交媒體公司爲了保障安全也會讓黨委入駐到企業當中[29]，讓黨委和官員“為私营公司解決問題”。[30]

現在這一類行動都已成爲標準行動模式的“新常態”，但這并習近平上臺之後才這樣，因爲上述的計劃均在習近平上臺之前便有相應的放風和政策，現在不過是水到渠成罷了。共產黨國家意識形態的急劇左轉，通常伴隨的是經濟下滑，權力走回獨裁，現在不論學校還是機關，不公開表達自己的忠誠就如同不可活一般——政治上表示忠誠，對外的敵人表示仇恨，極權國家不論其“理論”如何變，這點都不會變。

不僅是新聞，但凡涉及到“意識形態”的東西，中共都會進行審查——出版物，電影（包括審核演員的言行），體育，音樂，游戲，宗教，廣告標語等（審核機制大致同新聞媒體管制，大陸對有“送審制度”一説）“不能講政治的東西”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東西，但審核在這之上還有各種各樣的要求，并無統一的標準，一切都是看形式變化和中宣部的判斷和各省宣傳部的“精神文件”，細節到每個單位（企業）就是黨委書記或主編如何“準確領會”精神的事了——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共產黨計劃經濟中用於設定經濟增長指標，以五年為一個單位設定目標）中還是“教育部重點經濟叢書”，僅幾年之後就變成了不可再版的禁書。[31]。

（二）教化氛圍

在香港6月返送中游行之後，共產黨中國大學留學生面對“港獨”和“暴亂”分子，有著强烈的衝動，加拿大，澳大利亞，韓國都爆發共產黨中國留學生與支持香港返送中游行的肢體衝突，共產黨外交部的動員是一部分，但同時這也是共產黨中國這麽多年“教化”的結果——之所以使用“教化”而非“教育”一詞，是因爲教化一詞更能體現當前共產黨中國在教育上體現的意識形態“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培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人”，而新人一詞從《1984》的“新話字典”裏會找到更好的解釋。

不論是小學，中學，還是大學，甚至是持續教育，教育部都會有專門的教學大綱，這些大綱除規定學生要掌握知識之外，通常還會要求教育學生們“愛國主義”（這些内容不光是大綱上會有，教育部和各地教育部門時不時也會下達“加强愛國主義”教育的文件），這同時也是對老師考核要求之一，不僅是小學、中學的教師資格證要考政治這一項（哪怕是數學，物理等科目也要考），而老師若在課堂上説了任何“反黨叛國”的言論（這些言論包括同情“香港暴亂分子”，否定現在共產黨意識形態），被“學生”（信息監督員）舉報，會丟掉飯碗，同時也沒有學校敢雇傭這樣的老師。[32]

共產黨中國的政治教育是貫穿小學，中學（包括中專），大學（小學的政治課通常叫《思想與品德》）政治課從中學開始，便分為政治經濟學，馬克主義哲學，共產黨中國法律制度，共產黨中國政治制度幾個方面，而政治課的目的是爲了“構築學生馬克思主義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培養自覺抵制西方不良思想的能力”，對西方民主制度類型及其發展隻字不提，而統一的敘述為“資產階級政權，為大資本家服務，但因要緩和階級矛盾，而采用了提高社會福利等手段”。“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無產階級人民民主專政，而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民主的；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稅收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歷史課又成爲政治課的佐證——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在講述古代歷史時，遵循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敘述，而在敘述近代史時，著重敘述近代中國的屈辱（落後就要挨打的敘述與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資產階級維新派），辛亥革命（資產階級革命派）都不能拯救中國，“在他們的失敗后，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對於前三十年造成的人間慘劇，基本敘述邏輯是“在曲折中艱難探索”，雖提及“三年困難”（大饑荒）和文革，但這些通常不是考試内容，老師基本上會略講（教學大綱的級別是瞭解級）；在介紹改革開放之後，也不會提如價格闖關，趙紫陽，學潮和六四，以及國企改制后公財變私產之事，而著重强調“黨在思想上的成就”和“黨在經濟建設上的成就”，以佐證政治當中的“共產黨是中國的領導核心” ——這些聽起來無比荒唐和可笑，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論證的東西，對於共產黨中國出生的人來説就是真理，就是考卷上的分數，這也是共產黨“愛國主義教育”的核心内容。[33]

若在共產黨中國上學，這些内容十年如一日的灌輸，加上媒體的不開放，致使共產黨中國的年輕人形成的價值觀在正常國家的人看起來是如此的不可思議，在當代民主國家不用討論，理所當然的“言論自由”，“天賦人權”，“民主價值”，“三權分立”，在共產黨教化出的年輕人看起來都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洗腦”，所以難以理解“外面發生了什麽”，例如當看到香港示威者被警察逮捕，后經法院判決無罪時，共產黨教化出的人就會十分費解（即使是具有很高學歷的人）“警察抓起來，法院又放了，這開什麽玩笑？”進而他們會推論出，一定是洋人法官暗中支持“暴力亂港”，什麽司法獨立都是政治藉口，因爲法律都是“維護統治階級制定維護統治階級的”（這也是共產黨一直教化的内容）。而共產黨的教化裏，警方，檢察院，法院都屬於“懲戒機關”（專政機關或稱暴力機關），同時這些也都是“專政工具”，所以本來也就不存在什麽“警察逮捕，法官判無罪”的事出現，這對於共產黨國家的人來說才是常識。[34]

00一代出生時，童年時期就一步邁入信息化時代（90一代在童年還沒進入信息化），尤其是04，05后出生的00后，他們進入數字化生活時，就已浸在共產黨營造出的網絡環境中，并且共產黨的宣傳機器也越來越會使用“年輕人喜聞樂見”的方式去宣傳，例如“飯圈出擊”或是讓年輕明星齊唱“我和我的祖國”，拍攝“更符合現代觀感的‘主旋律電影’”等。

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教育，實際生活和學習到的内容通常是分裂的，電子游戲，電影，小説這些“西方舶來品”在今天的共產黨中國并不是禁止事項（尤其中共想和某國和好之時，就會多引進那一國的電影，書籍等，關係不好則反之），通常又會讓人看到不同的價值觀以衝擊原教化的價值觀，所以在政治上，我們通常會表現得相當分裂，一些地方又會顯得非常極端，2015年北大基於“北大未名政治坐標”在The Journal of Politics的一份論文[35]就非常説明這個問題，共產黨中國的人雖不能發聲，但不代表對政治冷感到沒有政治態度，相反，現在的共產黨中國的人非常關心政治——不論是出於恐懼，憤怒或是滿腔對毛時代的滿腔熱情。這雖是共產黨造成的，但卻是共產黨現在沒法收拾的，因爲不管是左還是右[36]，都存在大量對現政權不滿的因素[37]，即使那些被稱之爲“小粉紅”的00后，當説到資本家，或聽到蘇聯紅歌時，會表現出一副“打倒資本主義”的態度，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教育不可避免要講到這些，不論如何强調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回避國際主義内容，都無法回避“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論調，而恰好的是今日的共產黨中國又相當有19世紀馬克思筆下那種資本主義的意味，這又讓我們這些接受共產黨政治教育的人，從共產黨的經典理論中找到批判現今共產黨的“批判的武器”。

但對當下的不滿并不代表今天共產黨中國的人具有民主意識和支持民主制度，這既與教育有關，也與長久以來黨政-社會-個人的生活方式有關，即使有朝一日中國大陸開始了社會轉型，長久以來形成的生活模式和價值觀在轉型過程中即使轉型沒有出現大規模社會衝突，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改變的，這會成爲民主化最大的障礙之一。

（三）短暫且“不爲人知”的抗爭事件

其實共產黨中國纍計了各種不滿，而社會情緒幾乎是沒有一個減壓閥存在，所以各種群體性事件自然是層出不窮，不過不同於香港“返送中”這種爲了自由和民主的抗爭，共產黨中國的抗爭事件通常是因爲環境，經濟待遇，醫療，或是對某一判決不滿所導致，針對的事件非常的具體，當政府在這一方面有所退步之時，民衆自然就會散去，并且，在所有群體性事件當中，共產黨政府都會迅速以“敵我關係”的方式進行武力鎮壓並封鎖一切信息（即使民衆并未動用暴力，只是用平和，甚至尋求司法申述的模式抗爭），在最後的報道中顛倒黑白並出動大量的五毛（網軍）——這已成爲一種標準的工作模式，且有詳細與權威的指南。[38]

例如在2019年年初，成都七中實驗學校小學部的幾個家長發現食堂在使用發霉食品供應給學生，並在食堂拍下了照片和視頻，他們在自己微信中公開了相關情況后，學生家長們紛紛向學校討要説法，學校方面開始並無太多反應，僅發佈聲明說經調查學校食堂無此情況，學生家長一方面向教育部門申訴，一面發起了“自己帶飯”的活動（即不吃學校食堂的飯，而自己帶午餐）。這一行爲激怒了學校，在警察的阻擋家長的同時，開始動用了“維穩”的模式——即網上刪帖，對一切媒體封鎖消息，發動網軍“占領輿論高地”。然後當警方的公告出來時，最先公開情況的幾位家長，成爲了“刻意污衊與造謠，是一場自導自演的作秀。”[39]

共產黨掌握著暴力機關，且在官商經濟利益和“維穩”的驅使下，暴力機關與企業的合作也成了一種常態，通常表現為商業公司可以通過“個人關係”和“金錢利益”與公權力部門合作，並動用公權力，即使是一家小額貸款企業，當資質不好的客戶還不上貸款並聯絡不上時，他們可以選擇向警方“打招呼”，借用刑事警察的偵察系統搜索到債務人，催債公司會派人對他進行跟蹤、騷擾，有時可能是毆打（只要沒有太嚴重的傷），警察對此均不會予以過問。

此外，像具有更複雜政商關係的企業，例如鴻茅藥酒，華爲等，他們的手段就會更爲“大手筆”，2017年年底，廣東的谭秦东醫生通過《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一文指出鴻茅藥酒的廣告涉嫌虛假宣傳，即被内蒙古警方“跨省”到廣東追捕並收押長達三個月之久[40]，在收押結束后家人在微博上反應其“精神貌似不正常”，后又接受精神方面的治療[41]；2019年，華爲離職李洪元因與公司在2018年度獎金上有意見不和，在華爲離職員工群分享了自己相關經歷，經深圳龍崗區人民法院批准后，便以“泄露商業機密罪”被深圳公安收押251天[42]（在此期間無法申訴，亦無保釋一說，在2019年8月23日，因“證據不足”釋放李姓員工，后經澎拜報道此事才爆發，此報道目前已經被刪除，相關討論亦被刪除），此事被曝光后，李洪元又被華爲起訴“勒索罪”。[43]

而對於農民工而言，雖群體性事件基於對政府的不信任和缺乏制度性的有效國通，但其抗爭則更集中於個人待遇上，針對的目標更多是工廠對他們不公平的經濟待遇，而非自身被雙重剝削的格差身份[44]（即被共產黨中國默許資方的不公正工作待遇，低福利和無市民身份缺乏對應的福利），農民工數量龐大，且訴求通常一致，所以導致當他們出現群體性抗爭后，共產黨當局會更加緊張的應對，即使是近年來新左派（以學生爲主）被動員起來，與老左派，農民工的聯合，例如2018年深圳坪山佳士工人大罷工事件，共產黨的地方當局在很長一段時間内難以應對相關問題，從而導致工人運動發酵，但共產黨并不是沒有見過這種“打著紅旗反紅旗的行動”，在過去對農民/農民工維權領袖的逮捕中，共產黨地方當局出於維穩的必要性，同樣以鎮壓的方式行動[45]——意識形態問題不能阻止共產黨動用暴力機關。

共產黨當局的反應模式確定，群衆抗議的模式也確定，即絕不提任何政治訴求，在抗議中也要高舉“愛國”的旗幟，期盼黨和政府能還以公道，並將訴求死死鎖定在個人利益上，因爲生活在共產黨中國的人，心中都留著高度的政治紅綫（學校的教化，身邊的氛圍都在告知一個人，政治=危險）都明確的知道一個事實：若涉及到政治，體制，一切的合理訴求都會變成“顛覆國家政權罪”，而共產黨當局對此態度也是威逼利誘，通常會逮捕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暴力驅散集會，但又會滿足部分公衆的需求（因需要讓群衆迅速散去），利益就這樣被分化后得到了滿足，所以共產黨中國的抗爭通常并不會長久，且因爲信息的封鎖和操控，大多數共產黨中國生活的人，都會認爲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或“這些人是瞎胡鬧”。

 

三、未來不論中共倒臺與否，中國都會落入地獄永劫

相比其他的民主轉型國家，共產黨中國的轉型會更具有複雜性，今日共產黨中國所構築的特殊的政商關係，價值觀與道德觀，已在我們的社會當中形成一種持續性的對抗性的關係——由權力在交易上構築起的“市場經濟”，加之體制性遲鈍（治理能力水平低下）和缺乏道義性[46]，讓社會成員始終處於不信任的互相猜忌與對抗狀態，以及對社會普遍喪失信心，社會的原子化，共識的崩潰（極端化）[47]，共產黨中國自主構築現代文明制度幾乎成爲不可能之事。

（一）假設共產黨真崩潰，會發生什麽

中共在過往數十年以來，黨内高層各派別一直都在“維持平衡”，不論發生怎樣的權力鬥爭，都會力保共產黨這條船，因爲“共產黨”這塊牌子是其權力，經濟利益與行事的正當性來源——他們可以不在意合法性，但正當性他們必須在意：利益鬥爭與瓜分是塑造這個社會規則的力量，失去了共產黨權威和制定各種規則的權力，那麽他們做的所有事都不存在任何意義了。不同於蘇聯、東歐各紅色帝國解體時的情況——權力真空留下大量的“公財轉私”空間和缺乏國際市場的經濟利益（未進入全球化），今日共產黨中國已有完善的政商利益鏈，且這樣的利益鏈不僅局限於國内，更多的會在中國的離岸市場（已進入全球化），且體量巨大，當共產黨政權崩潰的時候，也是世界經濟極具動蕩的時刻，世界各國與資本市場是否又會坐視這樣的情況發生？

共產黨社會構築現在的政商關係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若共產黨崩潰，勢必内部已是“樹倒猢猻散”，這套奪取利益的體系對他們來説已毫無意義甚至沒有任何必要維護，如同蘇聯最高蘇維埃投票解散蘇聯一樣。同時，最高權威的喪失，不代表社會各“精英”手中掌握的資源會喪失，對他們而言（若他們是投機分子），反而有了更多的利益空白可以去占有，在城市裏，這些掮客（即前文提到的中間人），面對權力真空，無力的、普遍貧困的市民階級和散亂不堪的前武裝人員，他們這些投機主義者能最快的整合各個方面的精英，從而組織或部分組織起一個城市或當中一個城區的權力組織，這種“合作模式”已經形成了一種路徑依賴[48]，擁有智囊集團，暴力機關，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而組織起政府組織的人，都會是前共產黨政府當中的人——他們並不需要民主的方式對自己來授意，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必要。

城市，城區是否安全，市民基本生活、健康是否能獲得保障，全仰仗當地的掮客及其組織的集體道德水平（在開明專職，黑社會統治和内戰狀態的區間内游走），而組織形式有很大可能殘留共產黨時代的特質，這可以是“路徑依賴”但這更是他們價值觀，生活方式和經驗的總結——這並不是“整體社會價值觀轉型”和“種禍者不賞”可以説清的——民主政府無法下令讓民衆集體反思，掮客的政府則不能讓民衆做這種質疑自身合法性的反思。而對於其他城市（區）、以類似方式組織起來的“政府”來説，商業上的利益也許還會讓他們互相聯係在一起，但除此之外，爭端解決的方式很有可能是以各種形式的暴力來結束，可能會類似于1983年“嚴打”時類似的情況，共產黨中國在當下的社會中還提供了相應的權威，以及運動式的“掃黑除惡”，而失去權力中心之後，這種抑制力也會一并消失。

而赤裸裸的肢體暴力力量則來源於農村或城鄉結合部，一方面，目前黑社會治鄉，已成爲一種“常態”[49]。另一方面，共產黨遺留下的土地所有權問題，也會成爲最大的利益鬥爭動機，加上農村鄉紳，宗族治理模式被破壞殆盡，中國廣大農村缺乏自治力量，導致的結果不光是暴力，也會造成大量流民進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謀取某生的機會，與共產黨時代的“外出務工人員”不同，他們已無家可歸，無土地可爭，權利訴求和組織力讓他們既成爲可能的政治力量，也會成爲城市可能的重大治安威脅，而市民階級對他們的厭惡則更會造成進一步的衝突。

此外，生活相關的物資，工業相關的原料，一般性的金融服務，同樣會因爲權力的瓦解而出現重大問題，共產黨中國年（僅以2018年計算）食品以及活動物進口的糧食佔縂進口量的約3%（約640.01億美元），同時也是礦石、石油等原材料（2018年進口3493.56億美元，佔縂進口約16%）和機械與運輸設備（2018年進口8396.56億美元，佔縂進口約39%）的大量進口國，若共產黨政權發生崩潰則會出現兩個重大的問題：國際貿易市場的普遍蕭條和大陸市場日常生活消費品緊缺、工業企業大規模停擺（停擺原因不僅在於社會動蕩，更在於失去基本信心和無經濟强制管制之後導致的大規模出逃），依靠著國有權力成立的銀行，即使不死，也元氣大傷——原有的這些經濟體系，過去所做之事、過往的諸多業務也一同失去正當性，而且銀行的壞賬，影子銀行等問題，包括其他被共產黨掩蓋的經濟危機在那時更會一瞬間爆發。

危機爆發的還有邊疆，尤其甘肅，寧夏，新疆，西藏等地區，如同其他共產黨國家一樣，共產黨中國對這些民族同樣采用了鎮壓的方式，尤其在新疆、西藏鎮壓宗教信仰，建立集中營，對外界封鎖，無時不刻進犯隱私的檢查等，實在是比納粹德國（NAZI）的種族政策有過之而無不及，原本高度緊張的民族關係，現已變得不可調和，當共產黨倒臺那時，邊疆地區同樣會發生大規模的示威——由復仇和仇恨主導的示威，很難不變成針對漢人的大規模屠殺的流血事件。即使僥幸沒有流血和屠殺，也免不了仇視的蔓延，即使那時有一個民選政府，也不可能短時間内化解仇恨，這不是樹立紀念館，紀念碑和下跪能夠解決的事。

城市物資短缺，大量流民和失業和破產人群；基本社會服務，包括金融服務的崩潰以及充滿動蕩的邊疆和少數民族人群，社會必然動蕩不安，知識分子即使有理想要組織民主政府，由於手上沒有資源，也不得不向原共產黨精英或掮客求助，即使有野心的政客在這樣的“競爭”中獲得了勝利，其承諾“滿足了大衆對美好生活願望”，又如何確保這一個團體面對這樣的社會時不采用同共產黨一樣的暴力手段？這個團體要恢復治安的同時保證權力管道通暢，訴諸暴力無疑是最快的方法，那麽社會轉型就會徹底失敗。而共產黨的倒臺對原共產黨精英和掮客來説，僅是政治、經濟利益重組的改朝換代，那麽，中國仍會離當代文明會更加遙遠。

（二）潰而不崩的中國

共產黨中國的官僚和民衆的利益訴求是完全不同的，對民衆的政治高壓正是他們貪污的保護傘，而在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共產黨中國已形成了一套基於特殊政商關係對民衆的掠奪性體制——在決策時完全將民衆排除在外，而由相關利益各方進行黑箱決策，從而實現將民衆訴求需求排除在外的利益分享。現在經濟雖出現大滑坡，但經濟增長仍是政績考核地方官員的重要指標之一，經濟增長的政治績效考核壓力仍在；即使有“反腐敗”的高壓，變樣或者説更隱秘的腐敗方式（不再以享受性消費和炫耀性消費爲主）仍不可能斷絕——只要官僚集團手上還握著大量的經濟與行政審批權，共產黨壟斷企業仍在運行，腐敗就一直會存在。腐敗過去是刺激官員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現在和未來同樣也是，只是形式發生了變化，但殊途同歸，并且，中國官僚集團代表著一個“精英合作”制的利益集團，共產黨權力的存在，也是他們各種利益“正當化”的原因。經濟滑坡這種機會會減少，但社會資源越發稀缺，這種“機會”就越發珍貴，越“珍貴”也越發值得炫耀，就越是激發官員尤其是層級較低官員的衝動。

同時，城市市民階級出於生活安定和資產上保值的需要，亦不希望共產黨的倒臺，倒臺意味著所有秩序的崩潰，自己也將會失去工作和破產，尤其是對於有房貸和家庭的人來説，這一切都難以讓人面對，共產黨中國現在已經開始加强國稅的徵收和控制地方債務，過“緊日子”，但至於是否有成效並不好說，但這個過程必然是緩慢而痛苦的，而這種痛苦，毫無疑問會轉嫁給普通人——城市勞動人口流失（有些城市甚至自動做切割），企業削減招聘（甚至不招聘），可支配收入不再增長（甚至回落），企業裁員甚至倒閉，物價上漲，共產黨中國的普通人所有的財富積蓄在房屋首款，大病醫療等方面不值一提，這些情形都已顯現出來。

不同於九十年代國企改革時期的那種蕭條和大規模失業，還有著進入世貿，進入全球化體系的那種對未來的樂觀，如今共產黨中國不論是青年人還是60，70一代的人，都對未來都有茫然和恐懼，還在大學就讀的同學許多還不能感受，但當他們畢業，走上工作崗位時，就會發現不論是去工作，還是去考研究生，最終面對的仍是失業和教育/市場的割裂。而對於企業“給你工資，要你老命”（即大幅超額的工作時間和無償加班，拖欠工資，克扣工資等行爲）也難有任何的申訴權力，也沒有工會和律師伸張權利，網上的抱怨也僅是抱怨——帖子也很大可能會被刪除，在共產黨中國經濟與財政雙雙出現赤字時，抱怨也成了一種奢求，而自己很可能只有通過對雇主的暴力才能達成訴求。

面對社會積怨，包括國際局勢的變化，共產黨現在的高層除了加强對内的維穩和宣傳之外，別無他法——這不僅是財政的事，而是一項利益鏈的事，即“共產黨中國特殊的政商關係”，共產黨在這上面完全可以“沒有錢，但給你點政策”的模式，同樣可以全面强化社會監控的力度和維穩力度，這一系列的黑箱操作完全可以規避群衆，而對於這些企業（可能是紅二代，三代的“民營企業”）來説，成爲紅頂商人之後，又擁有著海量的數據，各種商業“大數據”應用自然也會應允而生，在面對共產黨政權暴力無能爲力的同時，還同時遭遇到權貴資本主義無情的信息泄露——私人信息不僅被公安輕鬆掌握，也被無數的商家輕鬆掌握,唯獨個人沒有任何隱私保護。這是一個非常賽博朋克（Cyberpunk）的場景，但也正是共產黨中國正在走入的世界。

同時，社會資源的越發稀缺又更會激起人的鬥爭心，被剝奪感更多的襲擊更多人，這種不公感一方面會刺激人更為極端，另一方面則是進一步的拉低社會整體的倫理水平——對於低收入的人來説，“要麽等死，要麽爲了活下來而笑貧不笑娼”，就如同深圳龍崗區的“三和大神”一樣[50]，真正與命運中的絕望作伴。那時的中國不會比共產黨倒臺之後的中國更好，也許在城市裏仍然看不到如里約（Rio）或德里（Delhi）那樣的貧民窟，因爲中共會命令警察去驅趕或逮捕這些人。在持續下滑的經濟狀況中，年輕人開始普遍會開始消耗上一輩人的資產（不論是房子還是儲蓄），共產黨中國改革開放三四十年來民衆的財富纍計在未來的十年或二十年内將可能會被消耗殆盡。當90，00一代包括更下一代的10后，20后，又會進入普遍的貧困當中，階級鎖定的問題也會更加嚴重。[51]而伴隨著社會階級的固化，同時又會導致階級之間的仇視四起，例如現在共產黨中國頻發的（虐）殺醫案，幼兒老師對兒童的暴力和虐待，以及時不時會出現的亂砍人事件，都無時不刻不在提醒人們共產黨中國是一個極高風險的社會，這些事無論如何刪帖，逮捕“謠言傳播者”，讓人民選擇性遺忘，建攝像頭，都是無法避免的，而攝像頭的“黨性原則”又會讓攝像頭在關鍵的時刻壞掉。[52]

另一方面，社會福利支出，尤其是養老金的支出讓共產黨中國的部分財政嚴重赤字的省份已是焦頭爛額，而社科院編著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透露，2027年養老金結餘達69874.6億元人民幣后會跳水式下降，至2035年共產黨中國的養老金結餘將為0，同時共產黨中國的結婚率和生育率卻在逐年降低，自2015年第三季度882.88萬對下降到2019第三季度的713.08萬對，而根據中國生育報告2019當中的披露，2018年出生人口為1523萬，較前年下降200萬嬰兒，生育率降到了10.94%，為1949年來最低，結婚意願與生育意願進一步的降低，長期野蠻的“一胎化”和“計劃生育”政策，不僅讓共產黨中國口中的“人口紅利”喪失，也人爲的讓這個民族在富裕之前，加速邁入了少子高齡化的危機當中。

城市中產階級的資產也會更加的不安全，2015年的股市暴跌，2017、2018年的P2P的陸續爆雷，2019年上海陸金所違約，以及部分城市銀行破產，2020年第一季度因爲疫情緊急相應而造成的蕭條及其後遺症，未來樓市泡沫破裂的巨大危險，基金，債券，保險市場到處可能是隱藏的債務陷阱（中國大陸面向普通消費者的金融產品，包括保險，通常拿不出任何合規文件和風險提示），停滯性通貨膨脹的出現，還有城市中產階級要面對房貸，車貸，醫療，家庭日常支出和孩子的教育的挑戰，每一個都是極大制約消費能力的存在，而收入縮水，物價上漲，預期收入下降和高失業風險，讓每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都小心翼翼地活著。

而從2019年年底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又暴露出共產黨中國在行政管理，調度，信息封閉與壓制[53]，對國際組織滲透等多重方面的弊病和惡劣行徑，未來幾年，不論國内環境還是國際共產黨中國都不會好過，2018年開始的貿易戰，2019年6月持續半年的香港持續的反修例風波以及2020年的新型冠狀病毒蔓延，恐將成爲共產黨中國“國運”再度加速下折……

面對可預見未來社會的不安定和普遍的不滿，共產黨的宣傳雖還是能哄住人，尤其是未到求職階段，還在讀書的學生，但並不知道能持續多久——當他們感覺自己的生活和宣傳當中差異如此之大，對未來期許幻滅，尤其是在面對突發事件，政府不作爲、亂作爲的情況，同時對共產黨的暴力專政無所知的時候，即使不爆發大規模的反抗游行，也會動用弱者的武器（weapon of weak）在消極反抗當中度過自己的黃金時代，而對於那些“青年馬克思主義學習者”，共產黨又自然會露出專政的一面，以左翼青年組成的團結工會出現在波蘭，但不會出現在共產黨中國，因爲共產黨中國的社會控制已不是一個量級，共產黨的教化已摧毀了我們的思維方式，即使反抗，其思維模式也會與中共教化邏輯高度一致——思維的鎖定和路徑依賴，一旦形成這種鎖定，連思想啓蒙就會變得異常困難。

 

結語

共產黨中國不論未來如何都不是一個適宜人生存和發展的地方，不論是人身安全還是財產安全都不能免於來自政權機器的恐懼，在共產黨中國現有的權力授意制度基礎下，都不可能獲得任何有價值的保障。同時，共產黨中國在經濟下滑時還會不斷加强社會控制，社會矛盾的積壓會不斷纍積，直到腥風血雨的爆炸——不論是以共產黨鎮壓勝利而結束，還是以民衆打垮共產黨而結束，對普通人來説，都不是好結果。只是尚且不知，這個零界點在哪，導火索又會是什麽，不過從中共治安防範的緊張程度來看，中共應該是非常擔憂這個時刻的出現，現在任何一次群體性事件，哪怕只是復旦大學因抗議修改學校章程而在食堂裏唱唱校歌，都讓中共“應激反應”式的啓動維穩程序。

中共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做成任何一件“正確的決策”——就算面对疫情也不行，因爲四十年以來，各種政商與利益關係与政治习惯已相當固定，牽一髮而動全身，只要共產黨和各級官員還能有利可圖，還能以權力換利益，中國共產黨即使是一條千瘡百孔的破船，他們也一樣是要保的，因此，在完全忽略民衆的利益角逐之後，每一項所謂的“改革”，無非只是他們之間新定制的分贓協議，對民衆的一點紅利都同于上帝的施恩——這還是要保證基層官員不會貪污的情況下。而在經濟壓力，財政支出和政績的驅使下，地方政府除政治效忠外，巧立名目增加財政收入在未來幾年將是重中之重。

中國經濟繁榮已熄火，這與貿易戰無關，而是四十年以來中共發展模式，曾經引以爲傲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國模式自作自受的結果——富有了官僚和紅頂商人，絲毫不在意社會再分配，始終恐懼和拒絕任何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訴求，始終拒絕與民衆做任何層面有制度性，建設性，有效的對話，始終拒絕接受國際社會的任何批評，同時還把無聲的滲透力插入國外，窮兵黷武，恐懼治國的結果。中共統治的愚昧至極，權力狂妄和貪婪成性在喉舌歌舞升平的吹噓中深深埋藏，這樣的制度是不會給人任何未來之希望的，對於生活在共產黨中國普通青年人來説，對未來的任何期許都有非常高的機率變爲幻滅的打擊，而面對高度不確定和不穩定的未來，在不安、痛苦和恐懼之餘，我們應該思考未來並做出自己正確之選擇。

 

願有朝一日，我們能在民主與自由的土地上相擁

願榮光歸香港

The god bless you

[1] 此話是鄧小平在“南巡”期間對珠海特區報的記者講的，原話是“誰反對（改革開放），就讓誰下臺”。

[2] 以2018年計算，共產黨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是美國，第二大則是香港；共產黨中國在2018年共出口美國4738.9581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19.057%，貿易順差為3187.726億美元；出口香港3020.216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12.146%，貿易順差為2935.192億美元——香港是僅此美國的第二顆“外匯搖錢樹”。

[3] 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金融管理局2018年年報[M].2019.2:9

[4] 秦暉.什麽是中國模式[M].反思“中國模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52-65.

[5]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7[DB/OL].中國統計出版社.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8/indexch.htm

[6] 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219-mainland-economic-data-manufacturing-industry/

[7] 這也是美國對共產黨中國發動貿易戰的原因之一，共產黨中國長期使用“全民動員”的方式——即通過研究人員，商業間諜，甚至是在校學生的方式，滲透各國的大學、企業、研究機構進行知識產權盜竊。THE WHITE HOUSE. 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R]. White House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2018.7:11-21.

[8] 西南財經大學，廣發銀行.2018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調查報告[R].西南財經大學：6.（此調查并不包括城市戶籍，但未有房產的家庭）

[9] 此數據來源於世界銀行，“贫困人口比例，按每天1.90美元衡量的（2011 PPP）（占人口的百分比）”的數據：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I.POV.DDAY?view=chart 但實際上，國際上評定貧困共有4個級別——分別為：5.5美元/天：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I.POV.UMIC?end=2017&start=2017&view=bar ； 3.2美元/天：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I.POV.LMIC.GP?end=2017&start=2017&view=bar ；以及上面提到的1.9美元/天，以及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在2016年12月5日到9日在莫斯科召開會議上談到的有關貧困内容1.25美元/天（P2）：https://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pre-ods/MCT3_2C.pdf（這個其實2015年前世界銀行的評定標準）

[10] 人民網.2020年贫困户脱贫收入要达4000元[OL].人民網，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9/0308/c1004-30964216.html 2019-3-8. 這有個有趣的説法，即2020年脫貧要達到4000元人民幣（年收入），這是否說，2020年之前“脫貧”均爲達到年收入4000元人民幣的標準

[11] 内參：内參是一種僅供相應領導看的信息，根據信息的情況，内參都會有不同的秘級，而寫内參的人也只能寫相應秘級的内參（若要到達更高層，只能層層上報，内參也有一套相應的制度），寫内參的人同樣可能遭到監控——尤其是那些有職權自己能寫内參的

[12] 這種狀況外人難以理解，但在共產黨國家這是普遍現象，包括共產黨現在說的“xx年計劃”和“每年經濟都會有增長”，都是計劃經濟時期留下的語言與決策習慣

[13] 据何清漣在2018年的推算，共產黨中國的真實失業率為22.9%.（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10/16/n10787833.htm）

[14] 共產黨中國的社會福利會因戶籍是城鎮或鄉村而變化，城市外來務工人員的社會福利同樣區分“城鎮戶籍”，“鄉村戶籍”，“本地城鎮戶籍”和“本地鄉村戶籍”——這些因爲地方經濟發展的情況不同而會有不同；像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城市，往往還會規定禁止外地戶籍買房

[15] Reuters Staff.分析：信不過官方數據？投資者另闢蹊徑判斷中國經濟[N].Reuters，http://uk.reuters.com/article/china-markets-tealeaves-economy-0312-idCNKBS1QT0B3，2019.3.12

[16] 國務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Z].1993.12.15

[17] 陸銘.中國經濟的癥結是空間錯配[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1):77-84.

[18] 人民網.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正式挂牌成立[OL]人民網.http://sz.people.com.cn/n2/2018/0615/c202846-31710336.html 2018-6-15.共產黨中國中央爲强化稅務掌握能力，在2018年時便開始對國稅地稅進行合并，讓“稅務歸中央統一管理”，進一步縮小地方稅務的自主權——即將稅務的徵收對共產黨中央更透明，更少地方政府的“操作空間”。

[19] 外來務工人員仍有基本的社會福利，不過與本地居民有相當的差異，低端人口的這個稱呼廣義上不僅僅包括農民工，也包括城鎮戶口異地打工的人員，換句話説，非本地市民，都是低端人口.

[20] 這種“社會招聘”是指政府在正式的公務員體制之外，聘請的額外員工，他們不經公務員考試，沒有職稱及相關福利。這種政府雇員是從廣東省開始（廣州和深圳）。2006年左右，廣東就率先提出“政府雇員”的概念，此後才推向整個共產黨中國，造成的問題是公共服務水平下降——共產黨中國缺乏高度職業化，體系化的職業培訓系統。

[21] 莆田系的相關詞條請參照wiki：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

[22] 魏則西案最早為大陸問答社交媒體“知乎”（類似連登HK的討論平臺）曝光，這是他去世后，由他的親屬最後更新的帖子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2392347/answer/94900511

[23]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介紹 https://dwz.cn/AuTPhyNo 2017年11月22日“正式晉級‘三級甲等’”醫院，這代表著正式進入共產黨中國的醫院管理體系，醫院董事會幾乎全部是共產黨官員

[24] 詳見此文附件文件内容。人權觀察（Human Right Watch）組織對新疆的報告： China’s Algorithms of Repression Reverse Engineering a Xinjiang Police Mass Surveillance App中同樣有所提及。

[25] 公安部. 关于贯彻执行《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标准》的通知（公通字（1999）100号）[Z].1999.12.30

[26] 中國政府采購網. 中国新闻社中新社、中新网Twitter账号推广政府采购项目[Z].2019.7.26.

[27] 這方面的内容在twitter上有駭客和大學的小組進行過測試，但測試的範圍很小，只能説有這種可能性。社交媒體群組當中肯定有這樣的監控，例如在2020年1月3日“被訓誡不要造謠疫情”的八位醫生，就是在微信群當中被“群衆舉報”。

[28] 中華人民共和國密碼法，第一章（總則）第四條“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密码工作的领导。中央密码工作领导机构对全国密码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制定国家密码工作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密码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推进国家密码法治建设。”第二章（核心密碼、普通密碼）第十六條“密码管理部门依法对密码工作机构的核心密码、普通密码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密码工作机构应当配合。”第三章（商用密碼）第三十一条“密码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建立日常监管和随机抽查相结合的商用密码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建立统一的商用密码监督管理信息平台，推进事中事后监管与社会信用体系相衔接，强化商用密码从业单位自律和社会监督。”

[29] 孙思清. 两微、知乎、云村、B站……共青团中央为何都要入驻？[OL].求是导读 http://www.qstheory.cn/zhuanqu/qsdd/2017-08/16/c_1121494534.htm

[30] 在2015年6月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組工作條例》中，第一章（總則）第二條提到“黨組是黨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設立的領導機構，在本單位發揮領導作用，是黨對非黨組織實施領導的重要組織形式。”相關事實報導見RFA.重返五十年代公私合營？杭州等地政府派政府派員進駐民企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ngmao/ql109232019065851.html

[31] 文件精神是一種很模糊的東西，有些書上海可以出版，但瀋陽就不行，主要是看省宣傳部如何“根據本地實際情況”領會精神和下達命令，當然，這也與一省的開放程度有關，總體來説，共產黨中國沿海省份、經濟發達城市對出版方面的管制也會相對少一些，當然也可能是與背後的政治勢力有關，例如現在的上海報系（過去曾是南方報系）經常會報道一些其他報紙不能報道的内容（据稱是上海報系背後站著王岐山，所以可以對宣傳部的文件做相對寬鬆的處理），而2018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再版《大逃港》則是出于“改革開放40年” 本都是幻覺。的政治需要而做——雖然說起來搞笑，但這確是共產黨中國有時“看到光”的時候，但可惜的是基本上都是不切實際的幻覺。

[32] 赫海威.被學生舉報的中國大學教授來後怎麽了[N/OL].紐約時報，https://cn.nytime.com/china/20191113/china-informer-profes，2019.11.13.

[33] 這種思維模式不僅在共產黨中國盛行，共產黨更是通過滲透的方式傳到台灣，甚至是美國，歐洲，澳大利亞等正常國家，中共運用資金組織所謂同鄉會，通過“民族情感攻勢”產生對共產黨政權的好感，又或領事館動員學生當中的積極分子對大陸學生進行對應的監督，這些行爲近年來已引起關注，如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所著無聲的入侵（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和何清漣所著的紅色滲透

[34] [南斯拉夫]密洛凡·德熱拉斯，陳逸 譯.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55.

[35] Jennifer Pan ，Yiqing Xu .China’s Ideological Spectrum[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2018(80):254-273.

[36] 這是共產黨中國語境下的左右，和民主國家所説的左右有相當大的區別。共產黨中國所說的“左”，是指列寧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而右則是指“修正主義”到“反黨反革命、反無產階級政權的階級敵人和走資本主義的邪路”。

[37] Angela Xiao Wu.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over a China-as-superpower mindset: An exploratory charting of belief systems among Chinese Internet users, 2008-2011[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4(8): 2650–2679.

[38] 邹鸿强.领导干部网络舆情工作指南[M].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

[39] 钱泓睿.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堂管理问题调查最新进展 网传食材照片为摆拍[N/OL]新華社, 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19-03/17/c_1124245299.htm，2019.3.17

[40] 汪宜青.鸿茅药酒事件：广东医生被跨省追捕背后[N/OL].BBC，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3818901，2018.4.20.

[41] 因新聞稿/微博均被刪除，故采用維基百科（wiki）的内容：https://zh.wikipedia.org/wiki/谭秦东事件

[42] Bang Xiao. 华为李洪元案只是冰山一角 更多离职员工欲寻公道[N/OL].ABC中文， https://www.abc.net.au/chinese/2019-12-06/huawei-legal-dispute-with-former-employee-li-hongyuan/11764634, 2019，2019.12.6.

[43] 小山. 港媒曝251案大翻转 李洪元或被立案再查勒索罪[N/OL].RFI, http://www.rfi.fr/cn/中国/20191209-港媒曝251案大翻转-李洪元或被立案再查勒索罪,2019.12.9

[44] 吳介民.尋租中國——臺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M].台大出版中心，2019：233-237.

[45] 于建嶸.抗爭性政治：中國政治社會學基本問題[M].人民出版社,2010:76-77.

[46] 同44：162.這一段是放在“群體行動與泄憤事件”當中寫的，于教授認爲是貧富差距和社會地位是導致這種情況的重要因素，但實際上，個人突如其來的坏遭遇更能促使人在共產黨中國壓抑的環境下，做出極端行爲——這同樣也是要“維穩”的理由之一。

[47] 同36

[48] 何清漣.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J].學界新論,2003(3):4.

[49] “村的黨組織黑社會化”，過往的鄉紳，宗族勢力被共產黨以各種方式打垮，共產黨新的勢力無法生根，只能借地痞流氓來充當打手，久而久之，互相之間也形成了交易的模式。參閲：法智.“掃黑除惡”在掃除什麽？法官、掃黑辦主任和政法教師這樣說[N/OL].端媒體，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822-mainland-nationwide-campaign-against-gang-crime-and-evil/ , 2019.8.22

[50] 相關信息請參閲NHK紀錄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薪百元的青年三和大神.

[51] 因爲代際關係的緣故，人們越來越難改變自己的身份，社會階級之間的區分也會更加明顯，在經濟緊張，社會資源更加匱乏之時，人際關係（交際圈子）的作用會非常重要，甚至可極端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來形容共產黨中國未來之情況，越底層，社會對他們而言就越是缺乏機會，甚至會運用制度刻意剝脫他們的機會。

[52] 例如在2017年年底，紅黃藍幼兒園事件（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2164248）中壞掉的攝像頭

[53] 儲百亮.還原肺炎疫情關鍵七周：中國爲何未能控制病毒傳播[N/OL].紐約時報，https://cn.cnytimes.com/china/20200203/china-coronavirus/zh-hant/ , 20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