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政府針對疫情推出的財務政策——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是否可行?

武漢肺炎(COVID-19)的全球性傳播除了對人民健康造成威脅外,為了防堵疫情的蔓延,各國陸續不得不採取鎖國或封城等措施,造成國際經濟的嚴重停頓。各國的失業率攀升,香港(4.2%)和新加坡(2.4%)都達到了十年來的新高度,美國財富網(Fortune)表示美國失業率應該已高達14.7%,是1940年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時代以來最高的失業水平 。

疫情致死率不高,相比之下,失業及經濟損失帶來的民生恐慌,對很多活下來的人來說才是真正噩夢的開始。各國政府推出了一連串的經濟方案,試圖減緩經濟衰落帶來的影響。香港政府宣布18歲以上香港永久居民獲派發1萬元 ;為雇主補貼五成工資,每月上限9000元,為期6個月 ;政府沒有要求銀行針對貸款予以寬限期,但各銀行都推出了紓困措施。 其他國家的補貼措施又如何?

日本:所有國民每人發放現金日幣10萬元(約港幣7274元),發放對象的所得上限將不予設限 。全額支付員工五名以內的服務業、二十名以內的製造業等小型企業勞工薪資,其他企業員工至少可獲六成薪,其中政府負擔最高90%,企業負擔10%,一年內最多100天(3年內最多150天)。 日本銀行為鼓勵企業借貸,向從該行借貸並放貸給受疫情影響企業的金融機構支付0.1%的利息。

新加坡:所有年滿21歲的國民獲派發救濟金新幣600元(約港幣3250元)。所有在職員工薪資的首新幣4600元(約港幣2.5萬元),一律獲政府補貼高達75%,上限為新幣3450元(約港幣1.8萬元),為期1個月。 個人房貸及中小企業貸款可申請延後付款至今年年底,信用卡等無抵押信用額度消費還款轉為利率上限8%的定期貸款,可向保險公司申請延遲達6個月支付人壽及其他保險費用,期間仍受保。

英國:政府幫企業支付員工80%薪酬,上限為英鎊2500元(約港幣2.4萬元),為期三個月 。這補貼包含自僱人士,唯過去三個月業務超過英鎊5萬元(約港幣48萬元)者不在此列。 經濟有困難人士將有為期3個月的緩繳房貸期。

美國:每位年收入低於美金7.5萬元的國民將獲派發美金1200元(約港幣9300元)。允許個人和企業延遲納稅90天,個人限額最高100萬美元,企業限額最高1000萬美元。 在原每周444美元的失業補助基礎上,失業者可申領每周600美元的額外補助,最長可領取4個月。原失業補助的領取期限也延長13周。 所有政府擔保抵押貸款的借款人可將每月還款期限延後至少 90 天,甚至可長達一年。

西班牙:企業4-6月的社會保險費可申請延遲6個月支付,自僱者5-7月社保費也可延遲6個月繳付。企業4月至6月之社會保險費可申請展延6個月後支付;自營業者5月至7月之社保費則可展延6個月。失業者可申請440歐元(約港幣3717元)補助金.補助失業的家庭幫傭70%的薪資。未來6個月內房東不得驅逐未付租金之租客;所有房租合約自動延長6個月效期;租屋人可透過國家信貸局申請小額無息貸款支付房租,最高金額為6個月之租金,可分3-10年償還。 除上述措施外,西班牙政府正規化實施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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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全球經濟受到很大的影響。

全民基本收入是否可行?

西班牙經濟暨企業部部長Nadia Calvino指出,西班牙將採用「無條件基本收入」,讓每一位公民都能獲得足以過活的基本薪資,目前預想發放的金額是每人每月485美元(約港幣3759元)。 這項措施,引起外界多方質疑,尤其西班牙的財政赤字到2019年為止為44億歐元(約港幣371億元) ,加上疫情對經濟的傷害,此時推出全民基本收入很可能拖垮國家經濟。

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最早可見於16世紀作家托馬斯·摩爾(Thomas More)的著作《烏托邦》(Utopia),提出財產共享的完美世界。在18世紀後期,英國激進分子托馬斯·斯潘塞(Thomas Spence)和美國革命家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都宣布支持建立保障所有公民一定收入的福利制度。 十九世紀關於基本收入的辯論是有限的,但是在20世紀初期,人們廣泛討論了一種稱為「國家獎金」(state bonus)的基本收入。1946年,英國對每個家庭的第二個及接下來的孩子實行了無條件家庭津貼。60和70年代,美國和加拿大進行了幾次有關負所得稅的實驗。80年代起,歐洲開始針對這項政策有了更廣泛的討論,逐漸擴大到了許多國家。

美國在部分州屬實行了與這項福利制度相似的政策。自1982年以來,阿拉斯加(Alaska)一直實行有保證的收入計劃。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會(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平均每年從石油收入中向每位該州的居民支付基本收入,按照年份和基金會收益進行調整。最低的個人股利支付是1984年的331.29美元,最高的是2015年的2072美元。 2017年,夏威夷(Hawaii)州議會通過了一項法案,宣布每個人都有權享有基本的金融安全。法案指示政府制定解決方案,其中包括保證基本收入。 在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的奧克蘭(Oakland),種子加速器Y Combinator每月將向100個家庭支付1000至2000美元(約港幣7751-15502元)。

2017年,芬蘭開始了為期兩年的實驗。政府為2000名失業人員提供了兩年的每月560歐元(約港幣4730元)的補助,即使他們找到了工作。受益者表示,這政策不止減輕了他們的壓力,也給了他們更多的動力去尋找一份好工作或創業。政府原本打算在2018年將這項試驗擴大到工人身上。研究人員想看看這是否也有助於他們獲得更好的工作,但最後政府探索其他社會福利計劃的可能性就取消了。

蘇格蘭2017年提出正在研究資助一項計劃,該計劃使每個公民終生受益。退休人員每週將得到150英鎊(約港幣1459元)。正常工作的成年人將獲得100英鎊(約港幣972元),而16歲以下的兒童每週將獲得50英鎊(約港幣486元)的報酬。 雖然之後的實際計劃內容有所更動,但政府仍然往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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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過去幾年社會力推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性質和全民基本收入相似。

 

全民基本收入是利是弊?

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必然及可取性在哪裡?約每隔十年都會出現的週期性經濟衰退通常都會面對大致相同的問題。當企業生產過量而市場不足,或金融市場泡沫化,就會出現經濟爆破現象。而首當其衝的必然是最基層的工人和白領階級。然而,失去經濟和消費能力的工人和白領又會令到市場持續縮小,連帶企業就會更受影響,只會形成惡性循環。因此,穩住受薪人士的基本收入,等於維持市場的基本消費力,對企業來說也是好事。

然而要實施全民基本收入一般來說都會面都很大的困難。不少人會有偏見認為基本收入會出現「養懶人」的情況。但是,通常全民基本收入的金額都是低於足以應付生活水平的,意思就是,單靠這個收入過活,日子會非常拮据。它更應該被理解為輔助性質的生活津貼,大多數人都必須同時工作才能維持較為體面符合正常水平的生活質素。因此,這個說法本身欠缺說服力。香港的綜援制度也經常遭受同樣的質疑,然而一個正常成年人如單靠每月3000港元上下的津貼來正常過活,也不可能過得舒服。

此外,欲實行全民基本收入,必然需要其他政策上的配套去配合才能達到效果。比如全民收入增加很可能同時會帶來生活指數的上升,政府必須有一連串控制市場價格的措施,避免全民基本收入的帶來的收入增長被市場中和而失去其原來的意義。而且,這項政策一定需要加強徵收富人稅才能實行,進而達到拉近貧富差距的目的。然而在資本主義主導的社會中(如香港),政權結構必然與商界有非常緊密的連接,如何令到少部分的富人認同繳付更高的稅收往往是一個難題。香港的立法會,功能組別佔了一半的議席,一直被認為是政權操控在少部分商界精英的問題之一。要實行這個計劃,固然難上加難。

撰文: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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