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神父在香港——甘浩望在堅持什麼?

訪問甘浩望(Reverend Franco Mella)神父,是一個很私心的決定。稍微了解香港社運圈的人都會知道他的存在,許鞍華電影《千言萬語》以他為藍本去敘述八十年代的香港社會變遷,各大媒體在製作回顧香港社會資料呈現時也很難避開他,獨立導演江瓊珠拍攝的紀錄片《甘浩望巡禮之年》敘述了他與香港超過40年的緣分。這幾年偶爾從一些前輩或接觸過甘神父的人口中聽到的關於他的評價,無論正負面、認同與否,幾乎都是一致性地認為他是一個「始終如一」的人。這些「傳聞」加強了我一睹廬山真面目的期待。

過去一年是香港幾十年來社會運動最高漲的時候,變局太快,每日網上流過的真假資訊、瞬間爆紅又隨即被「鬥黃」唾棄的黃店、躥紅又會亂說話的年輕政治人物,都讓人目不暇給,甚至感觀疲累。在這片喧囂與日趨被恐懼及憤怒淹沒的情緒中,有些人在主流抗爭路線外堅持不同的理念,召喚冷靜及平等心,強調打破地域身份的界限,而被冠以「左膠」之名。甘浩望就是其中一人。

今年初,香港街頭又開始遍地開花,反中情緒越加升溫。1月5日上水在民主黨的領導下辦了一場反水貨客的遊行,1月8日看到「甘浩望神父為港人內地子女爭取居港權靜坐21日」的新聞。這樣一篇報導,在黃絲的媒體輿論風向中,顯得那麼的格格不入,卻一枝獨秀地吸引了我。留言區的言論,一如意料地指控他「不合時宜」,更甚者認為他是「幫助新移民剝削香港人」的「單程證之父」。8月2-4日,甘神父為聲援被青山灣入境中心(Castle Peak Bay Immigration Centre,簡稱CIC)無理長期拘留的外籍人士而絕食

從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到CIC的外籍人士,甘神父持續關注主流弱勢外的弱勢,但主流的運動如雨傘運動及反送中也沒有缺席。藉著聲援CIC絕食人士的同時,向甘神父提出訪問的邀約,他爽快地答應。訪問在甘神父創辦的居留權大學暫址進行。

天主教vs. 共產主義——對立到共容

甘神父1948年出生於冷戰初期的意大利天主教徒家庭,當時意大利主要有兩大政黨,分別是共產黨和天主教民主黨。甘神父的父母均是天主教民主黨的一份子。母親是工廠工會代表,很積極參與工人權益的運動;父親相較比較低調,但也加入了天主教工會,更參與了1967年與共產黨工會合作發起的大罷工,當時未滿20歲的甘神父也隨著父母加入其中。

父母對天主教的虔誠讓他們對他在8歲時說自己想當神父一事表示高興及支持,14歲已進入修道院。就在他進入修道院那年,適逢1962年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當時教宗若望23世提倡天主教不應再與共產黨對立,強調雙方應該對話(之前的教宗曾經規定共產黨員不能進入天主教堂,要求他們離教)。天主教民主黨及共產黨的長久對立在他的調和下開始改變,以致他在1963年離世時,共產黨亦表示哀悼。天主教的教義也因此有所改變,從強調保守的區域性轉換成開放、走向貧窮人群的思想。

1963年,甘神父因修道院的研究小組分配報告時被分發到中國組而有機會接觸好多有關中國論述的文獻資料。當時他接觸的文獻都是一面倒的正面描述,把中國形容成一個充滿希望的新興國家。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對意大利青年有非常大的影響,他們得到的都是正面的訊息,包括「上山下鄉」,「為人民服務」等口號。所以當時要辱罵一個人不需要使用污言穢語,只需為對方扣上「小資本家」的帽子即可。意大利學生們在思想上也轉向不再憧憬中產階級的生活,很多左派組織積極實行「上山下鄉」的計劃,甘神父因此回到米蘭的偏鄉地區。

當時有大量南方人移民去北方找工作,有位Don Milani神父被教會趕走後去到山上的鄉村建立學校,他認為教育是很重要改變基層被剝削命運的一步,甘神父深受他的影響。甘神父的同學與某些社區的居民成立居民委員會,他去參觀後覺得值得效仿,於是也和當地居民成立委員會,在義務律師的協助下與業主周旋改善居住環境。甘神父也在這個階段開始和一些左派組織合作,聯手抵抗業主的剝削。

他開始反思,那些左翼青年雖然不是天主教徒,卻也那麼積極地離開自己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走入基層人群,甚至比天主教徒更積極。這些青年對毛澤東和中國的熱情加強了甘神父想親自走進中國的期待。之後甘神父決定不再留守意大利,要外放全球,所以加入了米蘭會。1974年,他來到香港,希望有機會去中國。

紮根在香港——從清水灣走向鑽石山

初到港,他和一群神父住在清水灣很漂亮的教堂裡,附近很少人居住,這讓他覺得沒有意思。當時的鑽石山是木屋區貧民窟,有一間很小的教堂,甘神父在1975年選擇遷移至該區。除了和基層居住在一起,他還希望更深入體驗他們的生活,1976年他到工廠工作,第一份工作是真善美製衣廠的包裝部。

在意大利就已經參與街頭抗爭的甘神父來到香港後也積極參與其中。1975年8月,殖民政府要遷拆黃大仙平陽新村,居民被迫進入收容所。收容所環境惡劣,缺水缺電。這是他第一次參與香港的社區抗爭行動。同年12月,政府為了要起牛池灣地鐵而拆除當地小販檔口,警察逮捕示威者,甘神父也在其中,而葉錫恩是他們最大的依靠對象。他認為年輕抗爭者對殖民時期香港的「留戀」只是一種想像,因為他才是真正經歷過殖民時代的一代抗爭者,專權的本質是一樣的。

1978年開始的爭取艇戶居港權行動讓甘神父決定也成為艇戶,結果在水上一住就是十年。1979年1月初,甘神父和76個艇户和支持者去港督府情願時被捕。之後,他也曾為劉山青在中國被判監十年而絕食聲援。上岸後,為了引導露宿者站出來爭取自己的權益,他也當了一年的露宿者。甘神父不喜歡說自己「幫」人,他認為自己只能扮演協助及鼓勵的角色,權益始終要靠當事人去爭取。直到1999年上樓,甘神父至今都是居住在公屋。

1991年,甘神父終於如願去了中國。

中國情意結的甘神父——要批判,也要理解包容

二十幾年來,甘神父多數的時間都在江蘇省徐州和河南省開封的政府聾啞學校教英文。他認為這些年,中國有了很大的改變,當中有正面和負面的部分。甘神父的毛派身份被部分人認為有爭議性,但他強調只是認同其某些思想精神,例如上山下鄉和以人民為本的主張,但沒有認為他在政治生涯上沒有做過錯事。他並不崇拜毛澤東,只崇拜天主。相比之下,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有其開放的部分,比如會強調國際主義,不像現在般的國家主義。今天的中國是走向美式帝國主義的道路,小學生們都在唱國歌,不是國際歌;但60年代的中國電台都會播放國際歌。

甘神父還提到,現在的香港人對中國的理解還是偏單一,其實中國內部有很多不同的思想流派和競爭權力。對於近年香港年輕本土派提出的港獨訴求聲音越來越大,他認為在務實層面來說不可行,始終堅持香港只有與中國的抗爭者共同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才是長遠之計。比如2018年的佳士事件,有100個學生從北京帶著毛澤東語錄到深圳聲援工人的罷工,他們全數被捕,包括內地好多其他維權人士。香港的抗爭者應該嘗試和這些人溝通連接,而不是建立高牆將彼此分化。他在中國教書期間,很多同事都是共產黨員,他會跟他們一起生活和對話,相互理解。但甘神父也表示自己過去多年因外國人身份敏感,在中國甚少有機會接觸維權左派人士。由此可見,中港的社運份子缺乏溝通和連接一直是中共嚴密監控所致。

被問及甘神父如何理解一位天主教教徒身份和作為左派抗爭者身份之間的關係時,他認為聖經裡鼓吹的一些價值和左翼的思想有共同點,比如教友會把自己的財富奉獻給教會和其他教友,鼓勵富人和窮人分享財富。訪問中,他多次強調要走出去,而不是等人走進來。

右翼本土意識高漲時期下的左翼

六七十年代在世界各地興起了左翼潮流,包括香港,後來面對急速的消退。對此,甘神父認為香港的情況比較特別,和中國有很大的關係。以共產主義國自居的中國明顯變了質,成為一個修正主義的政府,實際上走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現在中港的狀況,正是北京政府與香港的資本家妥協,完全忘了自己的初衷,官商勾結剝削的成果。加上黨中央的決策去到地方政府也未必會真的落實,因此在底層做事常需要摸索,透過實踐和摩擦去找出更適合的道路。

講起反送中運動,甘神父滔滔不絕。對於原本609和612的和平訴求,後來發展為激烈的勇武衝突,他不甚認同,更多是心痛年輕人的這種付出不必然可以換到他們要的結果,認為可以採用游擊隊式的靈活性(be water),但是也表示以前的意大利青年每個週末的示威抗議都和警察起衝突,這是年輕人的普遍狀態,或許是一個無可避免的過程。作為民陣的一份子,甘神父認為反送中運動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行動上缺乏長遠的連貫性及計劃。例如612後的訴求包括釋放所有被捕人士,但為何不一同要求釋放因雨傘運動被判刑的佔中9子?與其圍堵總警署,何不圍堵囚禁9子的監獄?大家似乎忘記了雨傘運動和反送中之間的關聯性。

甘神父認為,現在運動的思想很「資本主義」,就是想在很短的時間內達到目的,所以年輕人才會沉不住氣和警察起衝突。應該有人要告訴大家,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不可能短時間內做到。如同他聲援CIC人士,也不是單靠一次的絕食就可以做到。抗爭者應該要醒覺,世界的目光並不會一直停留在香港身上,「邊有人咁得閒成日睇香港啊,大佬」。所以抗爭者才會覺得泛民不應留任臨時立法會,以為這樣可以向全世界宣誓香港抗爭的決心,實際上不會有什麼作用。

他反對「反水貨客運動」,包括毆打大陸人的行為。「我們爭取的是一個無邊界的國度,包括性別、年紀、身份等。最理想的終極目標應該是超越國家、黨、宗教的世界,馬克思兩百年前主張的這些思想,與天主教說的非常類似。」甘神父認為好多人都分不清楚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是兩件事。香港本身就不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問題不單是沒有普選,而是本質上由資本家控制;包括對難民的不友善等。雖然這些議題雖然不直接和中港角力有關,但應該是包含在整個抗爭運動裡。也就是說,這場抗爭,不應只是一個反對中共的運動,而是強調真正包容多元相互尊重的抗爭。

說起黃絲群體內對特朗普的支持,甘神父稍激動,表示會與「同路人」辯論。談到在為基層爭取權益路上最傷心的時刻,他認為莫過於好友被曾經非常親密且理念相同的戰友出賣,將她踢出團體。但隨即說,「就寬恕他們吧,他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對於近日有關泛民應否留任臨時立法會一事,雖然甘神父不齒政府延遲選舉的做法,但認為應該留任,至少能夠多少做點事,還提到了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權為例子。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在1921年創立了國家法西斯黨,開始了對左翼政黨的迫害。1924年,社會主義政治家吉亞科莫·馬泰奧蒂(Giacomo Matteotti)遭其暗殺後,意大利民主派的大約150名自稱「阿文廷派」的議員集體退出議會,企圖迫使國王解除墨索里尼的首相職務。原本就已經掌握過半政權的法西斯黨理所當然掌握議會權力,在國王的支持下宣布這些黨為非法政黨加以取締。墨索里尼更在1925年1月宣布國家法西斯黨為意大利唯一合法政黨,從而建立了法西斯主義獨裁統治。

後記:訪問甘神父有部分原因是希望為自己某些困惑找到答案,結束後這些疑問不見得得到解答。他不是一個會以學術性的宏觀角度給你答案的學者,而是一個一步一腳印的修行者。聽他娓娓道來沿路看到的風景,很容易被精彩的部分吸引,但絕大部分時間乏人問津的失望、同路人帶來的傷害,才是最難承受卻最重要的修為。這恰恰是我最想知道,而他無法言傳的部分,可能答案只能在自己的腳步下尋找。

訪問及撰稿:陳怡


發表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