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的工人運動是反威權主義的核心力量

原文見https://jacobinmag.com/2021/02/myanmar-labor-movement-authoritarianism-coup

緬甸的政變暴露了該國民主過渡的錯誤基礎。我們與一位緬甸蓬勃發展的勞工運動組織者進行了交談,這股力量在未來幾天和幾個月內將是反對威權主義的核心。

週一(2月1日),緬甸軍方發動政變,推翻了前國際寵兒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2010年昂山素季的獲釋和2015年數十年來的第一次民主選舉,讓緬甸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但軍事動亂極大地暴露了緬甸廣受讚譽的民主過渡從根本上就存在缺陷。該國的2008年憲法授予軍方對關鍵部委的完全控制權,並擁有宣布緊急狀態的擴大權力。

關於緬甸人民將如何應對這個情況的問題迫在眉睫。昂山素季和她的政黨儘管有着殘酷的記錄(包括允許對羅興亞穆斯林進行種族清洗),但在緬甸仍然很受歡迎,因為他們被視為軍事統治的結束和對世界的日益開放的象徵。

同時,主要城市的醫務人員呼籲罷工,該國最大的勞工聯合會敦促人們在勞工問題上不要與軍政府合作,而一個名為「公民抗命運動」的臉書團體專業吸引了18萬個贊 。

緬甸的工人運動甚至在部分民主化之前就已經在建立。2009-2010年間,一場主要的罷工風潮席捲了該國主要由外資擁有的製衣廠,政府採取了強制措施:軍人在工廠紮營並迫使工人和雇主達成協議,削弱了運動的勢頭。

但是在2011年,工會的禁令被解除了,並於次年將集體談判合法化。勞工組織開始浮上檯面。在泰國為緬甸移民服務的勞工權利組織遷移到了緬甸,並加入了他們以前的地下同志。許多勞工份子呼籲基於自由權利的政權,以激勵工人,並為工會獲得保護。

最重要的是,罷工成為運動至關重要的一環。2019年,該國龐大的製衣業(僱用了約60萬名工人,是緬甸的主要出口商品)掀起了一波罷工浪潮,但最終因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及其各種限制而告終。

政變發生前不久,我們與最近的罷工浪潮的主要組織者,緬甸服裝工人聯合會(Federation of Garment Workers Myanmar)的Ma Moe Sandar Myint進行了交談,以更好地了解緬甸工人的困境。政變後,我們試圖與她取得聯繫,但目前緬甸境內的通訊中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緬甸與專制主義的鬥爭將與它的工人運動的成功緊密聯繫在一起。

訪問者: Kevin Lin(下文以KL縮寫稱之)是中國的勞工份子和研究員。Michael Haack(下文以MH縮寫稱之)從2008年至2010年曾擔任美國聲援緬甸(US Campaign for Burma)的協調員,曾為麥克斯韋尼的《見證之聲》(McSweeney imprint Voice of Witness)和耶魯大學的麥克米倫中心(Yale University MacMillan Center)進行緬甸的歷史與政治方面的研究。

受訪者:Ma Moe Sandar Myint 是緬甸服裝工人聯合會(Federation of Garment Workers Myanmar)的組織者。

2003年,婦女在緬甸Hlaing Tharyar的一家製衣廠縫製運動服。照片:Paula Bronstein/Getty

KL/MH: 在COVID-19襲擊發生之前的2019年,緬甸發生了罷工浪潮。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MSM: 工人看到罷工的好處。罷工使他們享有自己的權利,使他們的工資增加。當一場罷工發生時,其他工人看到罷工是有效的。他們嚐到了罷工的滋味,是一種很好的滋味。罷工也給他們帶來了工會。

罷工時,工人會離開工廠,開設罷工營地。他們開始互相交談,並推選自己的工會領袖和管事,互相教育。 組織者也對工人進行工會主義教育。

當他們發現自己的工資比生產價值低很多時,他們非常激動。無所作為是不可能為自己獲得權益的。您必須團結對抗雇主。

組織者的角色非常重要。假設工人找組織者,然後組織者解說工廠裡有很多侵犯人權的行為,但是你不能獨自解決這個問題。你必須與其他工人在一起,與他們交談並將他們帶到我們這裡。我們向他們解釋更多。

透過這種方式,他們聚集在一起,然後向他們解釋,如果我們通過政府機制,將需要時間。

KL/MH: 我想著重談一談您所說的:工會是通過罷工形成的。您為什麼認為這點如此重要?

MSM: 大多數穩定的工會都是產生自罷工的,而我們聯合會中的大多數工會至少經歷了兩三次罷工。即使一次罷工後,隨後也可能再次罷工,取決於雇主如何對待工人和工會。因此,罷工是這裡的慣例。

罷工期間,組織者詢問工人對雇主的訴求。不同部門或生產線的工人在罷工期間寫下來各自的需求。

罷工期間工人的參與度是很高的。工人不呆在家裡,像正常工作日一樣攜帶午餐來工廠,然後整天呆著。

在某些情況下,工人在罷工帳篷中睡覺,等待第二天其他工人的到來。

KL / MH: 您強調了工人的參與。能談談運動中的工會民主嗎?

MSM: 為了使談判得以解決,工人必須就自己傾向的解決方案進行投票。工會領導也是透過選舉產生的。工人會投票選出工會的執行委員會成員。根據緬甸勞動法,執行委員會有七名成員。那七位執行委員會成員多數是在罷工營地裡的選舉產生的。

工廠很大,所以少數的執行委員無法覆蓋整個員工隊伍。每個部門或生產線會根據工人人數選出個別的代表。

組織者和工會聯合會很清楚知道,權力掌握在工人手中,工會有自治權。聯合會領導人所做的就是提供建議和支持罷工。

KL / MH: 緬甸的勞動法對工人有利嗎?

MSM: 勞動法無法代表工人。工人運動之所以可以前進是因為工人願意罷工。這是勞工運動得以發展的原因。

要改善法律並代表工人的聲音,工人必須變得堅強。他們需要罷工,因為罷工會形成工會,並形成工人運動。就是這樣。

KL / MH: 您是如何參與到勞工組織工作中的?

MSM: 我從小就從事製衣業。我們高中有暑假,所以暑假時我去了一家製衣廠當工人。2000年,我讀完高中後直接去製衣廠工作,擔任辦公室文員。

2015年,緬甸的最低工資發生了變化。當時的最低工資為每天3,600緬元(約2.70美元)。我的工廠雇主沒有按照政府規定的期限內支付最低工資。

工人罷工了幾天。雇主說他會支付這筆錢,工人就結束了罷工。但是,雇主沒有履行諾言,因此工人按章工作。雇主通過扣留工資進行報復。該案例透過緬甸的爭端解決機制進行處理,緬甸工會聯合會(CTUM)協助那裡的工人成立了工會。那時,我只是一個成員。

當時,雇主根據《刑法典》第341條起訴了16名封鎖大門的工人領袖。雇主恐嚇工人,說「刑法典可將你送入監獄。」一位工人領袖問我有關《刑法典》第 341條的問題。我也不知道,所以與丈夫商量,他告訴我沒那麼嚴重。我還與一位女領導人交談,了解到《刑法典》並不嚴重。

因此,我開始與那些信任我的工人領袖和其他工人交流。工人對當時的代表不滿意。工人們想出去罷工。一名女工代表決定領導罷工。306名工人中,有220名工人跟隨她罷工。這就是我參與勞工運動的過程。

KL / MH: 您自己作為女工,緬甸90%的服裝工人是女性這一事實如何影響您的組織工作?

MSM: 八、九年前,罷工是由男人領導的。雇主決定不僱用較高薪的男工。僱用女工是因為雇主認為女工不會與雇主抗衡。情況恰恰相反。女工也願意罷工。

組織方面,同性使得在與其他工人交談並說服時更加容易。其中一個障礙是父母;另一個是情侶,或者若已婚,則是配偶。

但是,面對種種困難,女性領導者走出了原有的習俗,傳統和鬥爭。特別是在聯合會裡,大多數領袖都是年輕女性,她們花時間和精力為工人而戰,為此付出了很多。她們甚至願意與配偶離婚。

當她們進行罷工時,那些女性領導人並不害怕被解僱。她們克服了恐懼,並下定了決心。我為領導罷工和運動的女工感到驕傲。

KL / MH: 您在工廠工作了很長時間。您見證了部分民主化的過渡。它產生了多大的變化?

MSM: 2000年左右,只有幾家工廠,工人從早到晚都在工作。有些人甚至整年都沒有請過假,因為他們不了解自己的權益。而且,在軍事統治下,人們無法聚集。

2010年之後,電話和互聯網為工人提供了信息。工人了解到自己的權益,還有身處環境中正在發生的事情。後來有更多的工廠,工人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了。

2000年,工人視雇主如同上帝,因為雇主提供他們食物和工資。但是在2010年之後,工人對雇主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他們開始了解自己的權益。

KL / MH: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如何影響緬甸的勞工運動?

MSM: 肺炎來襲時,政府限制了人民的聚集。工人現在不能在工廠外面開設罷工營地,這限制了他們進行罷工。由於沒有罷工,也就沒有成立工會。

病毒還為雇主提供了優勢去壓迫工人,解僱工人,和打擊工會。由於訂單越來越少,雇主正計劃裁員。 儘管我們不能罷工,但我們必須保持堅強和有韌性,而當冠狀病毒限制解除時,我們將進行反擊。罷工將再次發生。

翻譯及整理:陳怡

發表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