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可以從《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中看到什麼?

當香港及國際社會在關注47名參與初選的民主派馬拉松式提堂的時候,我一邊不斷刷新新聞專頁,同時在重看《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本文想說的,不是《巾》系列值不值得看,黎耀祥鄧萃雯演技有否突破,tvb出品還值不值得支持,而是這部11年前的劇集意外地讓我見到現在的香港。

今時今日的香港人看《義》,絕對有很多可以批評的地方,尤其當中濃烈的愛國(中國)主義在如今反中情緒高昂的部分香港人眼中固然不受歡迎。故事以三十年代的廣州為主要背景,很大的主軸在日本侵華前後的時期。部分香港人不喜歡再重提這段歷史,因為對他們來說,有更大的魔鬼就在此刻就在眼前。坦白說,《義》的國族情懷的表現方式過於煽情和激昂,而且是持續不斷的激昂,以戲劇審美來說確實讓人疲勞和油膩。但換個角度,現時香港的低壓政治氛圍,與劇中日據時期有某程度的相似,而在這個背景下的一些角色表現出來的人性、選擇、掙扎,卻有趣地值得討論,亦很值得現在的香港人深思。

「真香」定律

劇中的主要角色,是一群生活在豬籠里的街坊,大家感情很好,經常守望相助。醫生黃文輝(花名黃綠)是一個典型的盲目信仰份子。當包租婆楊師奶聽聞日軍節節大勝的消息而忙於為街坊們張羅糧食以備不時之需,黃綠第一個反應不是感激,反而責怪她此舉等於「唱好日本軍」。當廣州淪陷已成事實,以劉醒(黎耀祥飾演)為馬首是瞻的手足們為了生活被逼答應回去當警察。黃綠立即大聲斥責他們給日本政府當警察等於是漢奸。

日本侵華時期,絕大部分的人為了生活不得不對日軍哈腰妥協,包括劉醒。劇照:《義》

楊師奶為了捍衛自己同樣是警察的兒子楊陽而和黃綠爭辯時問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漢奸」的定義。如果替日本政府打工的就是漢奸,那幫政府醫院洗廁所的大嬸又是不是漢奸?現在的黃絲爭論點當然不是「誰是漢奸」(親政府的保守人士有可能會質疑民主派是漢奸),但是「誰是背叛者」的聲音從來無停過。

然而,那麼大義凜然的黃綠又是否貫徹始終呢?曾經揚言絕不再跟劉醒等人同檯吃飯的他,不消幾日就開開心心地吃著劉醒等人靠當警察俸祿換回來的米。他和太太出門看到日本軍跟所有人一樣九十度鞠躬敬禮,太太被日本軍無理毆打時,他跪下來自摑求饒。當他得知當了「漢奸」的九姑娘(鄧萃雯飾演)利用自己和日本人的關係換來了四張離開廣州的通行證給劉醒時,他毫不汗顏地要求劉醒把兩張讓給自己和太太。真香定律[1],在黃綠身上是完美的呈現。

反送中運動開始後,每段時期總能聽到一些激進派或鍵盤俠士對路線不同的「同路人」的斥責。他們指責不肯總辭的泛民是背叛者,不贊成議會內全面性攬炒之人是懦夫。我認識的某位年輕人,就是這種立場的代表,早期慷慨激昂之聲不絕於耳,但國安法通過後的七一遊行,卻連街頭都不敢現身。逃得出真香定律的民主支持者,又有幾人?我不旨在怪責這些人懦弱無能,極權下人的恐懼本來就應該多點包容。我只是好奇,有多少人在高昂的情緒中冷靜分析自己可/願意承擔的責任。更重要的是,道德(跪與不跪)多數只應用來要求自己,因為我們未必真正了解他人選擇背後的考量。

黃綠平日的言論最激昂有骨氣,但當實際面對日軍的淫威時,還是得下跪求饒。劇照:《義》

/不跪

《義》中的九姑娘,出生自廣州最大的毒梟世家,她憎恨鴉片害人,努力爬上當家之位為的就是關閉家族生意。九姑娘深明一個道理,只有當自己有話事權,才有能力影響事情的發展。

排除萬難終於如願關閉所有鴉片館,但日本軍打到廣州後,為了籌募軍費,逼迫九姑娘重操舊業。她眼前有兩條路,一是帶著萬貫家財離開,不同流合污;二是幫日軍重開鴉片館。九姑娘選了後者,因為她不做,日軍會找其他更惡劣的毒販去做這件事,拍拍屁股離開不會改變現實,反之由她來做,可以盡可能把事情的傷害性降低。而且,當她有利用價值,就能善用之與日軍交涉爭取更多條件去幫助同胞。她一邊重開鴉片館,承受萬民對其「漢奸」之罵名,同時私下不斷向日軍討價還價索取通行證送走數百名孤兒,也包括那四張交給劉醒的通行證。

黃綠和九姑娘,誰才是下跪之人?誰更值得敬重?當然我不是想簡單地將黃綠與九姑娘去對照或映射任何一位香港人,也不是為妥協親政府之人洗白說他們必定都有苦衷或有更偉大的抱負。我只是想表達,妥不妥協和做什麼樣的選擇有時不應單憑一些表面的事情去衡量,長遠的眼光很重要。

劉醒勸九姑娘不要幫日軍做鴉片生意,讓她離開廣州。但她知道,只有和日軍維持良好關係才有機會為同胞爭取更好的條件。劇照:《義》

杜琪峯路線

大約一周前,蕭若元與游學修就「香港電影已死?」的議題進行辯論,火花十足,引起網民關注。

前幾天,導演杜琪峯在港台訪問《登「峯」造極》裡面回應此議題時,認為香港電影人不應去想創作環境的限制,因為限制從來都有,是無法改變的事實。香港電影人應該多善用靈活,不需要硬碰,創作的可貴和有趣之處往往在狹道中的游刃和隱喻。警察題材不可以拍嗎?光是拍一對夫妻爭吵都可以反映社會和時代。

杜琪峯這番話的說服力不僅在於其道理,更身體力行,他導演的《毒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大部分香港電影人開始北上拍電影,都在唉聲嘆氣合拍片如何扼殺香港電影人的創作特色時,杜琪峯謹慎地觀望了很久才在2012年第一次在中國拍他擅長的警匪片。《毒戰》當時令好多影評人驚艷,因為它打破了香港導演北上後會失去自身特色的魔咒。這部電影無論是劇本、角色設定、畫面、節奏的處理都是無可挑剔的。《毒戰》成功將銀河映像的各種視覺風格和符號,與中國社會語境氛圍融合起來,不突兀得來又依然很「杜琪峯」,完美向中國電影市場展現了香港電影工業的專業和成熟。

杜琪峰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表示香港電影人在敏感的政治氛圍下毋須硬碰。照片:香港電台

電影裡真正的大毒梟是7位香港人,他們聰明、謹慎、陰險,所以一直得以躲在幕後,然而貪婪和自大令他們曝光了自己,最終逃不出中國公安一早計劃好的天羅地網,全數慘死亂槍下。當中的政治隱喻明顯不過。影評人魏君子的形容很到位:《毒戰》不是港影北漂,而是杜琪峯北伐

《毒戰》的成功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杜琪峯在北伐這條路上找了中國海潤影業的老闆劉燕銘來扶襯。劉燕銘在中國拍攝多年公安題材,了解審查尺度,也與送審人員關係良好。這個決定使得《毒戰》不但保留了銀河特色,還突破了中國警匪片過往的很多禁忌畫面。由此可見,《毒戰》的成功,是杜琪峯及其團隊在電影內外都下了很多功夫的成果。

杜琪峰是近十幾年來我最敬佩的香港電影人,不止是因為銀河映像如何撐住了過去二十年香港電影的半壁江山,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幾位門徒如古天樂、鄭保瑞,一直很努力地用兩條腿走路,與中國影業界保持良好關係的同時,極力栽培及拉拔香港電影人,為他們盡可能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某程度上,我認為杜琪峯就是九姑娘。當然不是要所有人都要走這條路線,也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勝任。

杜琪峰成功將銀河映像的視覺風格和電影符號在北伐的過程中保留下來,找到香港電影特色的生存空間。海報:《毒戰》

2019年,因為上一年金馬獎的政治風波,加上反送中運動,杜琪峯推辭了金馬獎評審主席一職。由他一手策劃帶起的「鮮浪潮」,其臉書專頁在反送中期間出帖文支持三罷後又撤回。這兩件事令到杜琪峯一度遭受輿論抨擊。但是,一個人有沒有骨氣,有沒有堅持,為什麼一定要用那麼膚淺的方式去表演給人看?這兩年大家很喜歡討論和指責別人跪不跪的問題。從來,跪不跪,只有自己的心知道。

[1] 出自湖南衛視節目《變形記》,年輕人王境澤初到農村家庭生活,因厭惡該環境而撂下狠話「我就是餓死,死外面,從這跳下去,不會吃你們一點東西!」結果轉頭很快就吃著農家飯說出「真香!」,「真香定律」自此用以形容某些人假裝有骨氣,言行不一,自我打臉的情況。

撰文: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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