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棉——勞動剝削議題不是自助餐

上個月(3月24日),中國共青團在新浪微博上發功,對H&M在去年2020年9月發布的「抵制新疆棉」聲明發出強烈譴責。議題迅速發酵起來,激起全國的民族情緒,對H&M進行反抵制行動,指他們「吃中國的飯,砸中國的鍋」。

舊年已經發表的聲明,何以在半年後才發酵?這不難令人聯想到近期的中美貿易戰,及上個月中旬(3月18-19日)的中美阿拉斯加會談。這個時間點帶起H&M的新疆棉議題,有利於中共繼「中國人不吃這一套」在國內贏得一片叫好後,再次達到以炒起民族情緒來鞏固對內團結的效果。

新疆人權議題固然已被討論多時,近年達到高峰,與中美對抗升溫、中港台關係日趨緊張有非常大的關係。新疆議題得到更多關注原本是好事,但在目前的親中、反中大氛圍下,一般大眾在某些有心勢力的煽動下又容易陷入簡單的二元對立思考模式,模糊了議題的根本原因和源頭焦點。到頭來,這些議題的討論多數只停留在表面的互相指責上,或只淪為用以攻擊對立方的武器,缺乏理性的討論,更妄論實際的解決方案的探討。

新疆棉不人道 = H&M、Adidas乾淨?

就本議題而言,香港黃藍陣營的絕大部分反應也是簡單的在H&M、Adidas、Nike或支持新疆棉的立場上選邊站。藝人王宗堯因2019年 7月1日闖入立法會被控暴動上庭時身穿Adidas外套高呼「錢係萬惡而唔係萬能,你賺唔晒嘅」。就連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術界人士也是如此(我在大學研究中心的朋友透露同事們均表示要去消費支持Adidas及其他杯葛新疆棉的品牌)。

王宗堯出庭是身穿Adidas外套及球鞋,表達對新疆棉議題的關注,引起黃絲群體極力追捧。照片:立場新聞

為了賺錢漠視新疆人權議題固然失德,但支持H&M或Adidas又是否無問題?其實H&M的勞工剝削早不是新聞,在勞工界更是赫赫有名且歷史悠久。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HRW)也曾發表報告《Work Faster or Get Out》,分析這些國際品牌包括Adidas在柬埔寨的服裝工廠長期逼迫工人超時工作、非法解僱孕婦、僱傭未成年童工等問題。這些問題過去也曾被媒體所報導。

為什麼有些人會選擇性「見到」新疆人權問題,而「看不見」H&M和Adidas等對東南亞國家勞工的人權剝削?我不想質疑這是否與「反中」情緒有絕大部分的關係。任何議題被高度看見都是好事,沒有誰的人權比其他人的人權高尚。我只想藉此機會去問,在譴責中共對新疆人民的殘暴不仁的同時,我們可否更全面地去審視這種無分國界的普遍性全球化資本主義對勞工階層的剝削?

我們都是剝削系統的螺絲之一

根據2020年2月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發表的報告《Uyghurs for sale》,中共將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從新疆的西部地區大規模轉移到全國各地的工廠,這些被強迫勞動(包括來自再教育營)的少數民族至少在82個技術、服裝、汽車領域的全球知名品牌供應鏈的工廠中工作,這些品牌包括了Apple,BMW,GAP,華為,Samsung,Sony, Volkswagen等。

諷刺的是,連因聲明抵制新疆棉而被反中人士力撐的Adidas,Nike也是一員。不用新疆棉,但照常使用新疆強逼勞動的人力資源,這難道可以被接受?明明有份參與剝削新疆人民,卻只因聲明抵制新疆棉就被歌頌為英雄,又是何等的可笑?而絕大部分表態支持這些國際品牌的反中人士,卻連指控中共強逼新疆人民勞工的最重要根據的報告都沒看過就急著出來湊熱鬧,難道不顯示出這些反對力量的求真求知度嚴重不足及眼界的狹隘?

在新疆議題的選邊站立場上,反中人士支持的Adidas和Nike實際也參與了新疆人強逼勞動的剝削。圖:Uyghurs for sale

其實在全球化資本主義下,我們每一個人都已經是這個剝削系統的螺絲之一。當然在這個龐大的運作機器內,有主動和被動之分,但無論自願與否,我們都是這個機器內的零件之一。今天我們可以為了聲援新疆人民而抵制所有使用新疆棉的品牌,但事實是「支持孟加拉棉或印度棉,都絲毫不影響資本剝削的邏輯。我們目前習以為常的高溢價高浪費、雍容華貴並全球的時尚資本主義,完全都建立在殘族的資本剝削的基礎上。

當很多人以為自己買Adidas和H&M就是在支持人權議題時,他們只在貢獻着另一條剝削鏈,還不說他們用來為人權議題發聲的Iphone、Samsung手機或電腦,日常生活裡開的車,甚至是一口米飯一口水,背後都逃不掉那條剝削產業鏈。當人們質疑他人「買新疆棉良心不會痛嗎?」的同時,為何又可理直氣壯地覺得自己用血汗工廠出產的Iphone上Clubhouse講兩句人權議題就好高尚?

如果每個人都多少買過無良跨國企業的產品,那是不是代表沒有人有資格出聲?當然不是這個意思。重點是, 如果只是簡單歸咎某個國家或企業,同時卻迴避全球資本主義剝削全球勞工根本問題,其實都是旨在保障全球大財團的利益而已。

强化國際勞工公約才是出路

1950 年代後期,工業國家為協助自身紡織工業進行生產結構調整,紛紛以過渡性或短期數量管制(進口配額)手段,限制開發中國家紡織品進口。後來世界貿易組織(WTO) 《紡織品及成衣協定》 (Agreement of Textiles & Clothing, ATC)規定,全球紡織品貿易自1995年起以漸進方式於10年內回歸自由貿易,因而從2005年1月1日起,全球的紡織品配額將全面取消。當全球紡織品貿易回歸自由貿易體制,表面的最大得益者是消費者和第三世界,但事實又並非如此簡單。

印度、越南、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就因配額制度的取消而在經濟上獲益,因為人工和成本夠低,在自由市場競爭下紡織品出口大幅圖躍升,中國更多年來維持紡織品第一出口國,就算2020年疫情期間都有9.58%的增長。但90年代開始推行的全球化,令到跨國資金可以在最廉價勞工市場的第三世界國家中自由穿梭,在惡性競爭下,工人權益往往是首先被犧牲的。各國政府很多時候對此隻眼開,隻眼閉,因為一旦推行勞工和環境保護的法例,跨國資金便會撤資轉移陣地。

時尚污染隨著紡織品出產重地轉向落後國家也跟著被轉嫁。照片:遠見

而發達國家之所以將一些勞動密集的輕工業轉移給落後國家,表面上促成了後者局部的工業化,但其出發點並非善心,一來低技術工業轉嫁給落後國家再以廉價獲取其成果非常符合經濟效益,同時將環境污染問題轉嫁更是眼不見為淨。而讓出這些輕工業產品的市場份額給落後國的同時,其實也是誘使後者成為前者的機械裝備的廣大市場,簡直是丟了芝麻拾回西瓜的買賣,真是何樂不為。所以在勞動剝削的議題上,中美以至全球資產階級都會得益,而工人會被剝削,這是不分國界的。

而表面上消費者看似在這個鬥廉價的自由市場中獲利,但長遠來講又是否如此?快時尚經濟下的紡織業給環境帶來的嚴重污染最終會回到消費者身上。為了競爭力不斷降低的成本只能透過提高業績來填補,以前賣每一件衣服都可以賺錢,現在為了搶市場要先虧本賣十萬件衝粉絲人數才開始賺錢。所以商家只能不斷鼓勵消費,消費者反而容易跌入消費陷阱。表面上商品便宜了,但消費者往往在不經意間買多了很多不必要的東西,經濟負擔更重。瑞典銀行Klarna為消費者提供「先買後付」的選擇,使得新一代購物者即使在疫情的經濟危機期間也能消費時尚。截至2020年夏天,全球有8500萬用戶和20萬家零售商使用Klarna,包括ASOS、Boohoo、H&M、Hugo Boss、Bvlgari、Nike和Urban Outfitters在內的品牌。這種魔鬼引誘的經濟模式令到很多年輕人上癮欠債,最終不得不求助專業機構。

瑞典銀行Klarna鼓吹先買後付的時尚消費模式。圖:Klarna

要真正保障全球勞工階級,不能簡單地在這個企業/國家或者那個企業/國家之間選邊站,而是需要由大國帶頭,真正落實國際勞工公約及其他有關勞動保護的公約(例如社會、經濟及文化公約)。其實這些公約涉及範圍都蠻全面,如果各國都遵守,早就沒有嚴重的强迫勞動了。但是爲何公約無法落實?因為70年前各國簽訂的時候,故意將之弄成紙老虎,根本沒有約束力!現在,如果各大國,或者大企業,真心保護勞動尊嚴,那就請他們立即推動把以上所有國際公約變成全球有約束力的國際條約,并且由富國資助特別貧窮的國家(這不包括中國)來達到目的。不遵守或不簽署的國家就會被制裁。拒絕履行經濟支援窮國者也會被制裁。

全天下的勞工都不能被剝削,我們要做的是這樣的大事

無論是關注新疆棉議題,還是香港人的反抗,固然是被壓迫者反抗壓迫的表現。這本身是正義的。然而,只有當反抗以「消除一切壓迫」為宗旨的時候,才算是大善。這個初衷必須時刻被謹記,因為在反抗壓迫的時候,往往有很大誘惑去求捷徑,例如猶太人反抗壓迫,卻催生出壓迫巴勒斯坦人的復國主義;或者中共反抗帝國主義壓迫,最初主張國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但後來中共放棄了這個立場,更逐漸演變成壓迫他者的惡魔!

2007年陳可辛導演的《投名狀》,李連杰飾演的龐青雲統領土匪組成軍隊,他在某次攻陷城池後決意殺掉姦淫婦女的手下時說:「你們投軍是為了不讓別人欺負,現在我告訴你,不光你們,全天下的百姓都不能讓人欺負,我們要做的是這樣的大事。」雖然龐青雲後來逐漸被權力腐化而演變成背信棄義之徒,但他原本的胸襟難道不是信仰民主運動的我們理應追求的嗎?而他後來的迷失更應為我們引以為鑑。


撰文: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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