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之“五一”精神

作者:王大寶

近日看到有些媒體紀念李大釗同志,還讓青年給他寫信,告訴他“青春中華”的夢想已經實現,“我們的國家”再也不會任人欺辱。

唯物主義者自然不信有什麼在天之靈可以收信,但若李大釗同志尚在人世,我倒是很想問問他:“青春中華”的夢想裡有沒有996和無償加班?我們的外賣騎手、討薪工人和城市中的農民工子女被人欺辱了,又該怎麼辦?

不過,也不妨從其文章中找找答案,比如李大釗同志1920年5月1日發表過一篇《“五一”May Day運動史》,其中寫道:

華盛頓勞工會議的成績,雖然不能滿足我們的希望,然而要他那四項一一適用到我們的勞工社會來,我們那些苦工人也許可以得享些幸福。誰知中國和日本、印度等國,又被他們認作特殊國除為例外了!那關於日本、印度等國的,我且不提,單把那關於中國的特殊規定寫在下面:

甲、每星期休息一日。

乙、以一日十時間一星期六十時間為原則。對於不滿十五歲的人,以一日八時間一星期四十八時間為原則。

丙、對於使用百人以上的工廠,適用工廠法。

丁、在各國租界內,亦適用同一規定。

……

我們在今年的“五一”紀念日,對於中國的勞工同胞,並不敢存若何的奢望,只要他們認今年的“五一”紀念日作一個覺醒的日期。我們在今年的“五一”紀念日,對於世界的勞工同胞希望很大。希望他們由“八小時””四十八小時”的運動,到“六小時”“三十六小時”的運動,給“五一”紀念日加一新意義,為“五一”運動開一新紀元。

我們最後對於“五一”紀念日的自身,希望他早日完成那“八小時”運動的使命,更進而負起“六小時”運動的新使命來。

起!起!!起!!!劬勞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們覺醒的日子了!

啊呀呀,今日之996,可比那華盛頓勞工會議上帝國主義國家強加給中國工人之“一星期六十時間”的“特殊規定”還要長呐,“六小時工作制”更是夢裡才有吧!所以,今日之中國工人和青年,如要繼承李大釗同志遺志,想來也應該“起!起!!起!!!”

但或許是缺少了偉大同志來領導,大家現在都“起”不來了,連“五一”也不會慶祝工人運動的勝利(誠然,我們的工人近些年來也沒什麼勝利)——變成了遊玩節、消費節、打工人補(睡)覺節。正如李大釗同志1922年5月1日發表的《五一紀念日於現在中國勞動界的意義》所寫:

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工人為八小時工作運動奮鬥而得勝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擴張團結精進奮戰的日子,不是工人歡欣鼓舞點綴升平的日子。在我們中國今日的勞動界,尤其應該令這個日子含有嚴重的意義,尤其應該不令這個日子毫無意義的粉飾過去。

我很詫異人家有一種含有進步的奮鬥的活動的精神的制度、理想、風俗、典禮,一到我們中國人的眼裡,便把他看作一個固定的、呆板的、安享的、靜止的東西,譬如“平民主義”、“自由”、“平等”等理想,都是空明靈動的人生的態度,所能得到的只是一部分,而此一部分亦只是永無止境、進化不息的全程中的一個起點,或是一段過程,絕不是像麵包似的現成的一件死東西,拿到手吃到口便算了事的。五一紀念也是這樣,在人家便把他作的轟轟烈烈,活活潑潑,一年過一回,一年有一年的意義,一回有一回的意義。所以各國資本階級都是戰戰兢兢的過這一天,人稱此日是資本家的厄日。這個原故就是他們能夠認明此日是工人表示態度的一日——表示奮鬥的態度的一日,不是他們表示滿足的一日。試想!人家在這一天不知已竟得過幾多的勝利,猶且如此,而我們在這樣一個壯烈的日子,沒有得過一點的成功,應該怎樣的急起直追,仗著國際同胞聯合的聲勢,作點奮進的工作!依我看來,至少亦應該認清這日子是我們表示站起來的態度的一日。那料他剛到中國人的眼裡,又把他看成了一個慶祝的、歡樂的、享福的、歌舞昇平的日子了!

那麼,李大釗同志真正夢想的社會是什麼樣的呢?他在1923年的一篇演講(《社會主義釋疑》)中這些說:

……社會上有些人,以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是窮苦的,不是享福的,因此他起來反對社會主義。不知道在資本制度之下,我們永遠不會享福,不會安逸;能夠安逸享福的,惟獨那少數的資本家。資本主義制度能使社會破產,使經濟恐慌和貧乏,能使大多數的人民變為勞動無產階級,而供奉那少數的資本家。社會上到了大多數是窮的,而那少數的富人也就不能永久保有他的富了。

社會主義就是應運而生的起來改造這樣社會,而實現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社會主義是使生產品為有計劃的增殖,為極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產的方法。這樣一來,能夠使我們人人都能安逸享福,過那一種很好的精神和物質的生活。

……又有一般人,以為在社會主義制度底下是不自由的。他不曉得經濟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現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底下,那裡有勞動的自由,只有少數的資本家的自由,高樓、大廈、汽車、馬車全為他們所佔據,我們如牛馬的勞動終身,而衣食住反得不著適當的供養,所以我們想得到真的自由,極平等的自由,更該實現那“社會主義的制度”,而打倒現在的“資本主義的制度”。

因此,在實現“極公平的分配”之前,在工人享有“經濟上的自由”之前,在“高樓、大廈、汽車、馬車”不再“全為少數資本家佔有”之前,當代青年還是不要急著給革命先輩寫信邀功了吧。

而且,李大釗同志並不僅僅希望這樣的社會在中國實現,他的“赤旗”是國際主義的赤旗,不是民族主義的赤旗,正如他1919年元旦在《新紀元》中所寫:

……從前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之下,一國若想擴充他那一國中資本階級的勢力,都仗著戰爭把國界打破,合全世界作一個經濟組織,拿他一國的資本家的政府去支配全世界。從今以後,生產制度起一種絕大的變動,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總同盟罷工,就是他們的武器。從前尚有幾個皇帝、軍閥殘存在世界上,偷著作鬼祟的事情。秘密外交是他們作鬼的契約,常備兵是他們作鬼的保障。他們總是戴著一副鬼臉,你猜我忌的陰謀怎麼吞併、虐待那些小的民族。雖然也曾組織過什麼平和會議,什麼仲裁裁判,但在那裡邊,仍舊去規定些殺人滅國的事情。從今以後,人心漸漸覺醒。歐洲幾個先覺,在那裡大聲疾呼,要求人民的平和,不要皇帝,不要常備兵,不要秘密外交,要民族自決,要歐洲聯邦,做世界聯邦的基礎。這都是差強人意的消息。這些消息,都是這新紀元的曙光。在這曙光中,多少個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慘、人類的罪惡,都可望象春冰遇著烈日一般,消滅漸淨。多少歷史上遺留的偶象,如那皇帝、軍閥、貴族、資本主義、軍國主義,也都象枯葉經了秋風一樣,飛落在地。這個新紀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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