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曼德拉庭上自白

編者按:香港人正處於越趨黑暗的時期,越來越多戰友身陷牢獄,沉著冷靜、整理思緒是很重要的功課。南非反種族隔離革命兼政治家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一生為了抗爭身陷牢獄長達26年半,最終成為第一個由全面代議制民主選舉選出的南非總統。以下譯文是曼德拉在1962年被控「煽惑民眾抗議罪」時在庭上的自白書,講述了社會主義內強調的無階級社會思想對他的啟蒙,專權白人政治對有色人種的打壓,以及其抗爭路線的選擇等。他作為律師和民主抗爭者,對法律在民主運動中角色的看法(守法和犯法),情理兼具,值得同路人細嚼。反種族歧視運動到今天仍在繼續(Black Lives Matter),證明抗爭是一條漫長且不能中斷之路。今日香港人經歷的,早為無數先驅前鋒所經歷,包括打壓及失落。望以前人之經驗、胸襟、視野,為香港人打氣。(注:本文並非曼德拉庭上自白全文,並無將其與檢控官對話部分盡錄,只截取其最後及精華的自白部分。)

原文請參閱:https://www.un.org/en/events/mandeladay/court_statement_1962.shtml

本人被控以「煽惑民眾抗議罪」—一條在立法過程中,本人或任何非洲同胞,從來無法置喙的罪行;而我輩所抗議的法律,正是「南非聯盟」立成其「共和國」的法理依據。本人還被控以「未妥為持有護照離境罪」。法庭裁定:本人煽惑民眾抗議該法、以及無證離境,均屬犯罪。然而,在權衡刑罰時,法庭必須認真考慮責任誰屬。此乃純屬本人之責?抑或,主要責任在於頒布該法之政府肩上?佔本國人口多數的非洲同胞,反對該法。此外,我們得以反對該法的一切合法方式,早已被當局透過立法、行政手段全面封殺。

上述指控,源於去年(1961年)3月25日至26日,本人在彼得馬里茨堡所出席的會議—「全體非洲大會」。該次會議,由非洲各族代表組成之委員會召開;以應對眼前境況—在從未與非裔協商、獲我輩同意之下,建立所謂「共和國」的立張。政府僅代表「白人少數族裔」、謀求建立「共和國」之所謂共識,受到我們「全體非洲大會」一致反對。

我們知道,「全體非洲大會」決議召開代表全體南非人民的「真‧國民會議」;以取代「白人少數族裔」建立其「共和國」的單方面主張。無論其膚色,非裔、歐裔將友好地在圓桌上,討論南非「新憲法」應有的內容。「新憲法」與眼前當局所主張、毫無代表性的「南非共和國」憲法,有著本質區別—將以國內所有成年人完全平等的民主權利為基礎。事實上,「南非聯盟」現任「國民黨當局」,長期拒絕與佔人口絕大多數非裔接觸、協商,或考慮他們的民主訴求。縱然政府向來無意聆聽民意,「全體非洲大會」亦不能滿足於宣示目標;而必須採取眾多強而有力之手段,以展現我輩立場。

因此,若在1961年5月31日之前,當局仍未能召集國民大會;本會將號召全體人民進行三天大罷工,以表達兩大訴求。一、抗議白人少數族裔建立所謂「共和國」,凌駕多數民眾的意志。二、最後爭取當局接納我等合法主張,以避免國內日增的苦難、仇恨與動盪。

是次會議選出了「行動委員會」,本人擔當「書記」一職。作為「委員會‧書記」,本人須建立傳達會議決定的機制,以進行動員、文宣,及組織工作。

法庭知悉本人為律師,我亦必然會被問及:作為律師,必須遵從專業行為守則,服膺國法、尊重法律慣例及傳統;為何本人甘願參與一場抗議國策的罷工?

為使法庭理解引發上述行動之心態,本人實須說明自身政見形成背景;以讓法庭意識到影響我輩作出相關決定之因素。

多年前,當我還是個在自己家鄉特蘭斯凱成長的小男孩,嘗聽部落長者講述白人到來之前的美好時光。在國王和長老會的民主統治下,我們的人民和平生活、來去自如。當時,這個國家屬於我們—由原住民命名之、也維繫原住民的權利。我們擁有土地、森林和河流;我們提取地下的礦產財富。我們建立、運作自己的政府,管理自己的軍隊,組織自己的商貿活動。長者們講述我族先祖,為捍衛祖國而戰—在那史詩般的日子裡,我族將士所展現英武勇行。「祖魯人」中的「丁加內」和「班巴塔」;「辛達」、「馬卡納」、「AmaXhosa」的「Ndlambe」,「塞庫胡尼」和北部的其他族人,被稱為全體非洲人的驕傲與榮耀。

自那時起,我祝禱並起誓:在生命賜予的諸多寶藏當中,必然包含讓我侍奉民眾的機緣;人民為自由而戰,我將作出卑微的貢獻。

在這個國度,遠古非洲社會的制度與組織,讓我著迷;並深刻地塑造著敝人政治觀的演化。大地,以及仰賴土地的經濟產出,屬於整個部落、並無私產。這裡沒有階級、沒有貧富,也沒有人對人的剝削。所有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這是政權的根源。管理部落的「大會」稱為Imbizo、Pitso或Kgotla,一直秉承上述原則。「大會」體現徹底的民主,部落之內任何成員,都有權參與會議。酋長和民眾,戰士和醫者,都可參與討論、影響決策。這是一個舉足輕重又影響深遠的主體—部落之內事無大小,都必須以之為依據。

如此組織的社會,既原始又充滿變數;固然難以回應這個時代的訴求。只是,那樣的社會,蘊含著革命性的民主種子;在那裡,沒有人被販為奴,或被奴役;也沒有貧窮、匱乏,與不受保障。時至今日,上述理念仍啟迪著我們作政治奮鬥。

成年後,敝人成為「非洲人國民大會」一員。時為1944年,敝人一直奉行其方針、支持該組織,相信其宗旨與主張長達十八年之久。「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方針,呼應著我心深處的信仰。它追求所有非洲人的團結,超越諸多部落之間的差異。它致力為非洲人民在其所生所長土地上,取回政治權力。「非洲人國民大會」亦相信,不論民眾的族裔與膚色,只要願以南非為家、願以相信民主與平等,都會被接納為非洲人。所有南非國民、在任何領域,一律享有自由、平等的權利與機遇。我們享有完全的民主,有權直接參與公共事務。

上述原則早已在《自由憲章》有所體現。《自由憲章》作為本國最高民主綱領的地位,從來無人膽敢挑戰,一切政黨與組織皆崇奉之。參與相關組織,奉行上述民主方針,無畏無懼地進行運動,敝人實在深感滿足與自豪。固然,「非洲人國民大會」向為非裔民眾代言;然則,《自由憲章》的方針,並不專屬於非裔。相關原則,亦已被印裔民眾,以及「南非印度議會」所採納。此外,尚有部份有色人種,透過「南非有色人種代表大會」;以及歐裔當中富有遠見者,如往昔「南非民主人士大會」,一如「非洲人國民大會」,悉數表示支持「一人一票‧民主普選」。

就在剛展開職業生涯時,敝人因為膚色而遇到眾多困難;而參與、支持「非洲人國民大會」,則令敝人遇上更大的困難。敝人發現,與白人律師不同,除非敝人先行根據《城市地區法》獲得部長同意,否則將無法於市區設置辦公室。敝人依法申請「同意書」,卻從未獲批。儘管後來根據《團體區域法》,而獲得了有限期許可證;卻時效極短,而當局亦無意續簽。當局堅信,敝人與搭檔奧利弗·坦博須離開城市;並在偏遠地區,委託人很難找到我們之處辦公。形同迫使我們荒廢長年培訓成果、離開法律領域、放棄服務民眾的志業。沒有一個優秀律師會同意此點。因此,多年來,我等在城中非法辦公。那時,隨時被起訴、被驅逐陰霾,籠罩著我倆。這是對法規的輕蔑,我們清楚知道;然而,是法規讓我們違背意願。我們唯有在守法和天良之間,作出決擇。

我們在辦公的法庭,受到眾多官員的禮待;但仍常遭受某些人員歧視,並須面更多人的憎惡與敵意。並不斷意識到,不管我們在專業領域做得有多好、多精準、多恰如其份;始終無法成為檢控官、裁判官、大法官。作為律師,我們常常交手的官員,論其素養與才幹,並不見得比我倆突出;但一身白皮卻維持、保護其優越地位。

為抗議這種歧視而大聲疾呼,乃本人須盡之責;不僅為了非洲同胞,也為了法律專業,為了實踐「法治」,為了全人類公義。這是根本的不公,完全違背「法治」基楚。而公義正是這個國家法律培訓傳統之一部分。法律服務本當是崇高的專業,正當本人挺身反對種族歧視時,亦正在捍衛律師行業的尊嚴。

九年前,由於本人參與了「非洲人國民大會」所發起的「抵制惡法運動」,「德蘭士瓦律師協會」向最高法庭申請將本人從律師名冊上除名。運動期間,有八千名本人最進步、最富遠見的同胞,故意違反了一些當時、甚至現在,我等都認為不公、專制的法律,務求被逮捕和監禁。律師協會認為,本人那些涉及運動的行為,並不符合人們對崇高律師行為的期望。然而,最高法庭卻認為,本人作為律師去參與運動亦無可厚非。一位律師支持爭取政治權利而抗爭的同胞,絕非不端行徑—即使他的活動會違反本國法律。最高法庭拒絕了律師協會的申請。

固然,人們不能指望上述裁決,得以左右本人的政治行動。然則,法官閣下或許會感好奇,為何本人仍要堅持相關作為?這不僅為本人帶來了前述各種困難,更令本人因「大逆罪」而被拘,面對長達四年的審訊。隨後,雖被判無罪,卻令本人在毫無控罪之下,遭受監禁多月。而這一切,僅僅是由於當局並不欣賞本人政見;以及 1960年舉國進入緊急狀態時,本人的各種活動。

法官閣下,本人相信,在此國度,對於任何勇於思索的非裔同胞來說,終其一生持續陷入良心與守法的鬥爭之中。這種矛盾,並非南非所獨有。這種衝突,出現在每一個國度裡—具良知者身上、思想深邃者身上、情感深沈者身上。不久前,就在英國,一名貴族:伯特蘭‧亞瑟‧威廉‧羅素伯爵—恐怕是當今最受西方敬仰的哲人──因參與遊行而被判刑;和本人今天站在 閣下面前的因由,如出一轍。羅素伯爵被判刑,皆因他遵循了自身良知、而抵制法律—抗議其政府的核武政策。對羅素伯爵而言,他對公眾的責任、他所堅信的道義、他所堅守的立場,悉數凌駕於他對法律的尊重。他別無他法、唯有違法,並承擔後果。本人亦別有他法,在這個國度,眾多非裔同胞亦別無他法。這條法律的實施,這條在漫長歲月裡發展而來的法律,這條由「南非國民黨」當局制定、設計的法律,在我們看來,是不義、是不公,是無法忍受的。在良心驅使下,我們必須抗議它,我們必須反對它,我們必須推翻它。

我們一直都意識到,作為公民,確有避免違法的義務。能夠避免違法,就得以避免民眾與當局衝突。儘管如此,我們仍須表達正確的信念,並為之而行動、力求改變社會,以完滿人類良知的呼喚。

縱觀其五十年歷史,「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已嘗盡一切辦法,以求歷任南非當局回應訴求。「非國大」一直在尋求,得以和平解決國家弊病與問題的方案。在「非國大」歷史當中,向歷任南非政府派遣代表團的例子比比皆是;某些代表團是為了解決特定議題,而另一些,是為了爭取非裔民眾總體政治訴求。本人實在無意煩擾法官閣下,一一說明何時派遣了大大小小的代表團。此時此際,本人僅想指出,除卻前任「非國大」主席所作的努力,當斯揣敦先生成為南非總理時,本人的領導—即我們組織時任主席魯圖利酋長也作出了努力;說服該屆政府考慮並接受我們的意見。魯圖利酋長在遞交給總理的信件中,鉅細靡遺地分析了南非的情勢與危機;並認為當局與非裔領袖會面,已變得必要而迫切。

南非主流人口的領袖,儘管滿是政治家的風範、舉措亦恰如其分,卻始終未得到當局適當回應。面對我們同胞,面對我們的渴求,南非當局的表現始終未臻理想;亦不符合文明人與文明人作嚴肅、高層次互動時,應有的標準。盧圖利酋長的信,甚至得不到合乎禮節的回應—我們連總理辦公室的收件覆函也不曾收到。在「彼得馬里茨堡會議」之後,本人重複經歷了上述情況。在該會議上,本人當選為「國民行動委員會」書記;其後,本人致函總理維沃爾德博士,向其通報相關方案,並呼籲彼等在決議案言及的日期之前行動,召開我等建議的「國民會議」。一國之內,如此重要的社群,選出具如此代表性的領導集群,向當局發出如此合理的訴求;卻得不到最起碼的收件覆函、或表示將予以考慮;如此這般,在任何文明國度,都讓人憤憤不平。再一次,當局與我族同胞打交道時,其標準低於文明世界所能期望。我們的信沒有得到答覆、絲毫未見相關訴求已獲考慮的跡象。在此情況下,非裔民眾,尤其屬於「國民行動委員會」之我輩,被託付著維護同胞利益的重責,正面臨守法與良知的矛盾。面對政府完全無法聆聽、考慮、或回應我們嚴肅提出的反對意見,以及針對即將成立所謂「共和國」的反建議,我們還能怎麼辦?我們應當接受相關規定,不得「違法示威」,從而背叛自己的良知與信念?又或者,我們應當為了自己,也為了這個國度所有人民;為了這個世代,也為了未來世代,而堅守良知與信念,為所信仰正確的事情而奮鬥、而違法?

這正是我輩面臨的兩難,於此困局當中,忠誠的人、有目標的人、講求公德的人,以及有良知的人,也只能有一個答案。受到良知的驅使,他們必須義無反顧,縱然終將為此付出代價。隸屬於「國民行動委員會」之我輩,尤其是作為書記之本人,自必隨良知而行。

如能重來一遍,本人仍會作同樣的事,任何自稱為人者,亦必會如此。按照「彼得馬里茨堡會議」的指示與決議,我們開展了抗爭運動。

關於「南非聯邦是否要成為共和國」公投,導致歐裔國民對立,我輩不感興趣。此與我們的抗爭毫無關係。究竟要繼續與英國君主制保持聯繫,還是建立一個「布爾共和國」?對歐裔國民而言,這至關重要,並由全民公投所表決。我們既不是君主主義者,亦不仰慕「布爾先民」類型的共和國。我們相信,鼓舞我們行動的追求,比起上述公投任何一方的追求,都要有價值得多。我們就是被這樣的追求所鼓舞—將南非變成民主的共和國。所有南非人民都享有人權,連最輕微的歧視也不存在;原住民、非原住民和平共處,我們將擁有同一國籍,向同一個國家—共同的家園效忠。因此,我們反對「南非國民黨」當局提出「共和國類型」;正如我們往昔所反對—作為英帝國一部之「南非聯邦」憲政基礎。當憲法面臨更動,我們反對保留眼前「南非憲法」之根本—白人至上主義、白人統治。此一「政治根本」,致使南非及其憲法,受到舉世鄙夷、在環球聲名狼籍。

現在,本人想談談「抗議運動」本身—其定位,以及隨我們決定而來的發展。打從一開始,我們的運動就旨在讓人視此為終極表態;假如其他嘗試都失敗了,假如所有構想都未能落實,假如沒有跡象當局會接納我們的和平訴求,我們便會罷工,遠離工作崗位、造成經濟壓力。那時,我們完全沒有升級行動的打算。我們所有的聲言,無論是在法庭內外,一律清楚表明:群眾只會留在家中,這次罷工將會是一場和平抗爭。我們的計劃是,一如其他文明國家的示威一樣,這場運動將會和平地進行,不會造成衝突與衝擊。

然而,這場抗議運動由籌備階段起始,就充滿著內戰與革命氣氛—我會說那是刻意為之的。但創造這氣氛者,卻不是我們—法官閣下,而是當局。由始至終,政府並不接納我們建議,不理會我們立場,不與我們對話;純粹把我們標籤成橫蠻、危險、無法溝通,意圖暴動的革命者。因而使用壓倒性的力量,通過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壓制我們。當面對群眾以和平、克制、理智,和民主的方式表達訴求時,當局採用了與任何其他文明政府相比,都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回應。她動員武裝力量,去恐嚇我們的和平抗議。她逮捕了許多活躍於非洲政壇並支持非裔同胞爭取民主的知名人士;並通過特殊法律,在未有審判的情況下,拘留他們十二天,而不是以前的四十八小時。這些被捕人士,大部分沒有被帶到庭上審訊,而是待罷工完結後釋放。假如在此期間,國內局勢有演化成暴力衝突之危,當局,就是引發暴力的始作俑者。當他們只懂以暴力去回應民眾,以及民眾的訴求,那就只會留下暴力的範例。當局之反應,其實清晰反映了他們日感不安;那是因為我們的主張,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和他們恰恰相反。顯然,當局試圖通過恐怖統治來抵擋我們的抗議運動。當時,有報紙指罷工失敗,說我們沒有得到民眾支持。我反對這種講法。只要當局不通過民主方式徵詢非裔同胞意見,本人將繼續反對此觀點。無論如何,這證明了我們抗爭的成功,得到民眾熱烈迴響。即使罷工尚未達到預期規模,那也並非因為民眾不願支持,而是因為當局壓迫我們運動;迫使人們違背意願和良心,在強權、暴力,和武裝下屈服。

本人想再次回到那個問題-為什麼像我這樣的人,心知肚明當局沒有能力推進民主;知道當局除了使用壓倒性的蠻力以外,不會對我們作出其他反應;為什麼我和像我這樣的人,仍然決定繼續做我們必須做的事情?我們的想法和態度,一直被歷史所局限,然而,那並不是我們所創造的歷史。於這個國家,我們一直受到過往白人政權的歷史所局限,早已接受了,每當非裔同胞有力提出自身要求、或有一定成功機會時,就會遭逢當局武力和恐怖手段對待。這不是我們教給非裔同胞的東西,這是非裔民眾從自身痛苦經歷中所學到。我們是從歷屆政府那裡所學到。我們是在史末資將軍政府兩次屠殺人民時,所學到:1921年布爾霍克大屠殺,殺死了一百多名男女老少;1924年在南非西部發生的德沃特族大屠殺東中,約有二百名非裔同胞殞命。從歷屆政府身上,我們一直學習到的,是這些。

政府行使暴力,只會帶來一個結果—那就是對應暴力產生。我們反覆警告過,若政府不採用理智手段,繼續以暴力應對,那麼這個國家的人民之間,將會滋生反抗的暴力;直到最終,當局和人民之間的分歧,就只能以暴力和武鬥解決。在這個國度裡,如今已經有跡象顯示,人民的行為愈趨激烈;皆因他們已然認知—這是當局唯一能夠讀懂的語言。

在世上其他地方,法庭會對本人說:「您應該向政府提出訴訟陳述。」但我很有信心,眼前的法庭,不會這麼說。很多在本人之前的人,一次又一次地作了訴訟陳述。既然這場官司由本人發言,我便選擇不再重複這些陳述。在當局不斷通過行為顯示對此類程序的鄙視和無視下,法庭不能指望非裔民眾還會尊重訴訟陳述這些法律程序。但本人相信,在這種情況下,法庭不會禁制我國人民的發言和行為自由。如果法庭是這樣說,或認為應當如此的話,我認為這是錯誤的,並且自欺欺人。在不公正的制度和壓迫下,人們不可能視若無睹;他們會為社會和美好生活而奮鬥。在這個國度,他們也會採取這樣的回應。也許法庭會說,儘管我們有權利進行抗議、反對,和表達意見,但我們仍須遵守法律規定。法官閣下,本人想說的是,是當局,及其執法的手段,才使法律陷入被藐視和聲名狼藉的狀況,以至於在這個國家許多人不再相信法治。本人將根據自己的經驗進行說明。政府利用法律程序,對本人生活、職場和政治工作中,以我認為是故意的方式進行妨礙。1952年12月,當局下達針對本人的判令,但這不是從法庭上所進行的審判和定罪而來,而是來自偏見,或政府內部「星室法庭」秘密審判。根據該判令,本人被限制在約翰內斯堡轄區六個月,該段期間本人被禁止參加任何聚會。該判令本於1953年6月到期,但此後三個月,在又一次沒有進行任何聆訊或聽取本人申辯,亦沒有對本人提出指控,或作出任何解釋下,這兩個禁令又延長了兩年。其後本人又被增添另一個禁令:司法部長命令本人從「非洲民族議會」辭職,並永久不再成為會員或參與其活動。1955年底,本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再次到處走動,但這只維持了一段短時間。1956年2月,在沒有審判的情況下,上述禁令再次延期五年。再一次,本人被政府以法律的名義,與其他同胞,那些和本人有共同想法和相信本人的人,分隔開。本人發現無論走到哪裡,都被警察保安部的人員跟蹤。簡而言之,本人發現自己被視為罪犯—一個未被定罪的罪犯。本人不能挑選同伴,參加他們的政治活動、加入他們的組織。本人無法脫離警察的不斷監視。本人被法律定為罪犯,但不是因為所做的事,而是因為立場,因為想法,因為良心。一個人就這樣被定罪,沒人覺得這樣有問題嗎?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本人被逼與妻子、孩子分開,告別昔日美好時光。在辦公室度過了艱苦的一天之後,本人期待與家人在一起進餐,而不是活在警察追捕之下,每每面臨著被調查和逮捕的危險。與入獄相比,這無疑是更加艱難的生活。正常的情況下,任何人都不會自願選擇過這樣一種生活,而不是每個文明社會中極為普遍的正常家庭社交生活。

但正正是因為那時代的呼喚,就如本人遇上時代的呼喚,當一個人確信的生活權利被剝奪時,他別無選擇,只能成為亡命之徒,因為政府利用法律強行這樣做。本人逼不得已面對如此困境,但絕不為自己的決定感到後悔。在這個國度,肯定還有人會步我後塵,同樣被起訴、被政府以行政手段逼害,步入一樣的苦況。即使警察的迫害無日無之,本人也必須繼續執行彼得馬里茨堡會議的決定,因為那不只是個人的決定,而是我與獲民眾信任領導—這場運動的同志共同協定的。當時我們很清楚,在運動初期,當局忙於煽動一種歇斯底里的社會氣氛,為暴力打開序幕時,我們這些號召罷工的運動領袖必須極力嘗試避開警方特別部門的非法襲擊,避免警方未經審判非法拘留抗爭者12天,以及警察和政府部隊對人民合法進行政治活動作出的非法干預,否則非洲人民的意見不會獲聆聽,也不會有渠道對外表達。彼得馬里茨堡會議期間,本人有段短時間沒有被下禁令,但不會天真相信這種狀態有機會長時間持續。即使我繼續處於正常的環境,過上正常的生活,政府也會對我有所動作,迫我成為法外之徒;但當時本人還未履行彼得馬里茨堡會議商討出來的工作,因此我不能面對政府束手就擒。新的形勢,需要新的戰略。在彼得馬里茨堡會議之後,我們還未行動,但面對當時的社會狀態,明顯地需要我最後採用、也是我認為正確的策略。

彼得馬里茨堡會議之後,很多事件相繼發生,更多發生在我被捕之後,很多令本人感到自豪,但當中也有很多誤解。有人認為,我們人民取得的進步及成果,建立善於表達的一面,以及在國內外贏得普遍認可,都應歸功於本人。但我必須把話說清楚,我只是群眾之間的一員,所有的成果都是透過群眾行動所達成的;改變及進步絕非單憑我個人之力,而是透過本人與國內外同志的集體行動所建構出來的。在本人的政治生涯中,我有幸能與很多有識之士共業,他們為爭取民主所展現的能力及貢獻比我更大,他們為這個國家的自由、和平、公義而奉獻自己,也因此受到非洲人民的普遍愛戴和尊重。有些報導指本人當年被捕,是組織內有人因一己私利出賣了我,這與事實完全相反,聽到這些報導使我感到沮喪,只能說這些聳人聽聞是部分欠缺操守的記者所為;在這場民主運動裡,本人為非洲人民的自由而戰,缺席時我的同志繼續為之奮鬥,這裡沒有空間容納叛徒。不單只有我一人,我們所有人都願意承擔刑責。或者,本人就得承擔因為跟隨內心良知及信念而帶來的刑罰,正如我的一眾同志。在這個國度,許多人比我更早付出代價,之後亦將有更許多人要付出代價。

法官閣下,本人希望法庭即使判本人有罪,也不會認為展示刑罰能夠阻止人做確信為正義的事。歷史告訴我們,憑良心行事的,不會被刑罰嚇怕,正如刑罰不會阻止到我的人民,或與我共事過的同志。

本人已準備好承受刑責,儘管知道非裔同胞在南非監獄的處境,有多痛苦、多絕望。本人曾到過這些監獄,知道鐵窗之內對非裔同胞的歧視有多嚴重,對待非裔同胞與白人的待遇有多不公。不過,這從不停止我行我當行的路,也不會阻止到像本人一樣的其他人。因為在自己土地享有自由,永遠是人心之所向,身之所往,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動搖抱有堅定信念的人。本人對人民在監獄以外整個國家遭受的嚴苛對待之憎惡,比起對我可能承擔的刑罰的恐懼大得多。

本人厭惡種族歧視的操作,當發現絕大多數人也同樣厭惡時,就更堅定。我厭惡有系統地對孩子灌輸種族歧視,當發現海內外絕大多數人亦同樣厭惡時,堅信絕大多數人在支持我。

本人厭惡種族優越感,因為它剝奪了大多數人享受人生中的美事,而只讓少數人有權享受。而且,種族優越感令大多數人感到侮辱和自卑,讓大多數人只能成為無投票權的資產,只能在少數統治階層容許的地方工作和行動。當發現海內外絕大多數人都與我同在,這一直在支持我的信念。

法庭的判決無法改變本人對種族歧視的厭惡,唯一方法只有消除這個國家的不公義及違反人道的行為,也就是本人過去一直透過政治及社會參與來嘗試解決的問題。

無論法官閣下現在就本人被控之罪,判本人刑責為何,當完成服刑,仍會憑良心而行,正如人總會憑良心而行;服刑之後,我對種族歧視之厭惡不會改變,這種厭惡仍然會不斷推動我,盡我所能發出抵抗,直至這種不公義徹底消除。

本人現在希望處理第二庭。

當本人和同事獲邀參加東非和中非泛非自由運動會議時,已決定了要離開國家,並前往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加入我國代表團參加會議。這授權我出國訪問並與非洲領導人直接接觸。

本人之所以沒有申請護照,是因為我很清楚知道不會獲批。畢竟,「南非國民黨」政府整整14年的高壓統治中期間,一直拒絕了許多非洲學者、教育家、藝術家、運動員和牧師的出國申請,我不想浪費時間申請護照。

這個旅程給本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人生中第一次是自由人。擺脫了白人的壓迫、愚蠢的種族隔離和種族優越感、警察騷擾、屈辱和侮辱。無論到哪裡,都被當成人來看待。我遇到了坦干伊加總理拉希迪·卡瓦瓦和尤利烏斯·尼雷爾。埃塞俄比亞皇海爾·塞拉西一世、蘇丹總統阿布德將軍、突尼斯總統哈比卜·布爾吉巴、馬里共和國的莫迪博·凱塔,一一接待了我。又會見了塞內加爾總統利奧波德·桑戈爾,幾內亞總統塞庫·圖雷,以及利比里總統亞圖布曼。

阿爾及利亞總統本·貝拉、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總司令布邁丁上校也會見了本人。我看到阿爾及利亞青年對抗法國殖民者鬥爭的紀念,他們的英勇為國家帶來了自由與幸福。

在倫敦,工黨黨魁休·蓋茨凱爾、自由黨黨魁喬·格里蒙德和其他英國政要都接待了本人。

本人又與烏干達總理奧博特會面。另外,也見了非洲傑出的民族主義者,例如肯尼思·坎達、奧廷加·奧丁加、約書亞·恩科莫等。我們在這些國家受到盛情款待,我們的事業得到堅定支持。

由此可見,逼使非裔同胞長期處於附屬地位的南非終將失敗。正如昨晚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決定對南非施行外交及經濟制裁,這表明了南非並沒有跟上文明世界的步伐。在非洲各地,我看到黑人和白人一起在酒店及戲院裡和平共處,在同一場地買賣,使用相同的公共交通工具,並居住一個社區。

本人必須回到家園,向同路人匯報和分享所見所聞。

本人已履行了對人民及國家的職責。無疑,我的後代將宣布本人無罪,該被帶到這個法庭受審的罪犯,是維沃爾德政府。

譯者:左膠甲乙丙丁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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