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go——抗爭還有什麼路線可行?

反送中運動開始至今,我從未以某人為主要書寫對象,皆以議題或現象為討論重點。不單是因為這是一場強調「無大台」的群眾性運動,而是社運圈的去偶像化之路依然很長遠。實際情況是,到目前為止,香港的這場號稱史上最大規模且最激烈的社會運動依然在造神,而且比很多人意識到的情況嚴重得多。

勇武派將曾經在政治圈迅速浮沉(受歡迎程度亦然)的魚蛋革命號召人之一梁天琦奉為「先知」;到中後期更簡單化將期望放在遠在千里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身上,認為只有他連任,香港才有一線希望;認為英國的BNO政策在「打救」苦難中的香港人,所以對英女王的婆媳之爭咬牙切齒,反之英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Kill the Bill運動視若無睹甚至落井下石。

因為有偶像/神,人們簡單化以這些精神領袖為主要的步伐跟隨對象。這也是為什麼當特朗普無法連任,很多香港支持者可以在明明不熟悉美國選舉及政治制度的情況下意志堅定地宣稱「這是中國在背後操弄的選舉結果」,並因為局勢無法扭轉而產生強大的失落感。這也是為什麼當英國人民聚集起來反對打壓示威集會自由的惡法時,香港上至政治名嘴下至連登網民都漠不關心。

當香港民主運動的大部分精神領袖(及政治素人)相繼入獄或流亡海外後,香港的社會運動也隨之急速進入了對比非常強烈的低潮期,同時也迎來了移民(走難)的高峰期。這正正是在表面的「無大台」幻想下的現實。

Why Figo?

同樣認為香港民主運動存在著嚴重造神文化的友人得知我想寫Figo,第一件反應是「我不想Figo變成偶像…雖然應該不會」。我寫Figo,不是想將他變成偶像,恰恰相反,是想借幾年下來從他身上觀察到的特質,去對抗香港社運圈的偶像化現象。

Figo是青少年世代中偏少數的左翼青年。照片:社民連

一場運動內欣賞或追隨某些意見領袖不是問題,要判斷是否存在偶像化在個別人士身上也很難有統一標準。一個較為容易判斷的準則是,我們是否還有認知一個人言行前後矛盾或雙重標準的能力。

「勿忘初衷」這個口號在運動初期何其響亮,但到後期已逐漸變得廉價,甚至令我不禁懷疑很多人從未認真思考他們的「初衷」是什麼。運動中遇到的很多人,包括年輕及中年以上的「同路人」,總會朗朗上口說要推翻中共霸權。但當我再深究「推翻的目的」、「推翻之後怎麼樣」,不少人都會有片刻的語塞,眼神閃過疑惑或不安,因為他們從未想過這個問題。當中有人會反質疑「不推翻中共如何建立民主香港?」,用問題來迴避我的問題。

右翼本土派那套「只講民主,不談民生」的論述實在不敢恭維。沒有民生的民主是什麼?難道香港人出來街頭打生打死大量抗爭人士入獄就僅為了有「普選」?「普選」之後呢?打完架流完血坐完牢死了人後,依然買不起樓、最低工資依然不符合基本水平沒有最高工時、弱勢依然是弱勢、性別依然不平權…不如在家睡覺。不強調社會資源重新分配的政治抗爭,最終能改變的社會面貌是什麼?

香港的左翼力量原本就處於弱勢,自從反送中運動爆發後更是到了極度邊緣化的位置。青年人當中更是買少見少,「讓本土成為主流」的力量在去年的民間初選已經清楚展現。

Figo是這一輩青年中的少數。2015年,本土派發起反水貨客運動,年僅19歲的他在屯門見證婦人及其女兒如何被示威者包圍辱罵甚至將小朋友嚇至痛哭後,開始反思「咁我算唔算係同胞呢?她既不是水貨客,究竟是否要繼續責難她呢?…同ISIS有乜分別?同之前啲種族仇恨有咩分別呢?」,認為愈來愈多人濫充正義,去做一些想做的行為,宣洩自己的不滿。[1]這番言論,即成為了他日後在右翼本土派眼中的「污點」,同時也引起社民連黃浩銘的注意,努力招攬下終加入該政黨。

這位自認後天受黨友影響,逐漸關注清潔工、外傭、性小眾等問題的左傾青年[2],恰逢在反送中期間與同樣來自社民連的岑子杰任職民陣的正副召集人(Figo原是副召集人,召集人岑入獄後由Figo頂上召集人一職),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大時代的風口浪尖。

Jimmy和Figo本是民陣的正副召集人,Jimmy入獄後由Figo頂上召集人一職,隨後Figo也已入獄。照片:Figo臉書

我眼中的左翼青年Figo

夜貓的覃俊基在<左翼的失語——當運動和世界和你有所距離時應該如何自處>中普遍描寫了香港左翼份子在反送中運動中經歷的失落與格格不入之感。[3]隨後引起了一陣有關「左翼失語」的討論,當中有人批評左翼這種自怨自艾主要源自於自身的「離地卻不自省」等論述。

無意在此展開宏偉的左翼與香港政治歷史脈絡的討論。「左翼失語」聽得多次後,抱歉的說,對我而言已變得矯揉造作。「失語」固然有其社會脈絡及資源不公下的無奈,但我更在意的是,在這個殘酷的現實下,某些自稱左翼份子的自我閹割。

運動發展至中後期,我親眼見證了身邊左傾朋友的逐漸噤聲,敢想而不敢言。反送中之前,在很多人眼中的後雨傘低潮時期勇於捍衛新移民、高呼階級矛盾問題之人,不少在反送中運動開始後反而退縮了。各人面對的顧忌、考量、難題都不盡相同,我亦無意指桑罵槐,借用Figo去指出其他人的不是,但他確實令我看到了不一樣的風景,令我在目前萎靡的香港社運氛圍中看到值得期待的可能。

69的第一次百萬大遊行當晚,到達終點後,我親眼見證部分年輕人如何試圖鼓動在場的示威人士衝擊立法會及警察防線。Figo很沉穩地拿著大聲公,語氣平靜地請示威人士保持冷靜安全離場;身旁(不足兩米距離)的數位十幾歲年輕男女浮躁地對他發出責難的聲音「就是要趁這種氛圍去鼓動大家衝擊,情緒過了就沒有了…」。只比他們虛長幾歲的Figo不為所動,也不反駁,繼續號召大家和平離場,612再戰。

忘不了國安法通過後的七一遊行。香港一片人心惶惶,過去不少激昂的人都難免恐慌,甚至猶豫要不要照常上街。我在街上派發和朋友自製的「反國安法」文宣,很多人都不敢接,與以前的示威現場相比,緊張的高壓氛圍很明顯。當日,舉著示威橫額 的Figo與長毛等人在人群中高喊口號,帶領隊伍徐徐向前進發。震撼我的是Figo當時面上燦爛又從容的笑容,那個畫面一直深烙我記憶中。

國安法通過後的七一遊行人心惶惶,Figo與長毛、朱凱迪、胡志偉以個人名義發起遊行。對比眾人的緊繃,Figo神情輕鬆。照片:社民連

這個笑容,在整個運動的很多次示威現場中我都看到,尤其當情況越危險沉重,他會越平靜,面上依然是這幅笑容。這種笑容直到他被扣押宣判前(甚至入獄之後從記者拍到的照片中可見)仍在,雖然我知道他也會在少數知心朋友面前痛哭,看著他笑著輕鬆地模仿姜濤唱跳《蒙著嘴說愛你》的畫面,我卻不爭氣地哭了。[4]

反送中運動前,試過幾次在會議上見他與意見不合者爭辯得臉紅耳赤。做社運的,都是心中有火之人,因為在意有時有些爭拗也實屬平常。但運動開始後,我幾乎沒有再見過這畫面,至少在人前他很努力去維持這份沉穩平靜。我知道,他在包容(包括對我),Figo又長大了。

當很多人在網上高呼要揪出林鄭兒子身在何處並對付之的時候,他是極少數有勇氣公開表明堅持「禍不及妻兒」,不要被仇恨及憤怒沖昏頭腦之人。他很努力地在這場運動裡的世代分裂,本土/泛民的差異中試圖成為那座連接的橋樑。他不會指責港獨/勇武路線,但也毫不違言地表明不支持。不卑不亢的氣度,遠超於他的年齡給予我的想像。尤其當某些政治人物因為各種考量而不斷聰明地在立場上徘徊於泛民及本土之爭之間,遊走得如魚得水(原諒我說句見風使舵更為貼切)時,Figo的始終如一和單純是感動我的。

Figo常說自己「讀書不多,英文很差」,就連在庭上也聽不懂雙方律師和法官的陳詞。對在學院呆了大部分時間的我來說,學術的理論性對思考訓練固然有其積極性,但Figo他的「草根」令我明白「修煉在人間」的重要性。他在我心目中如武俠小說裡寫的骨骼精奇,天賦異禀的小朋友,雖不出身武當少林等名門大派,靠自身在江湖的闖蕩練就一身好功夫,比很多高級知識份子有著更大的智慧和胸襟。

這場運動裡,很多人身上都或多或少看到計算的痕跡,Figo是極少數在他身上看不到這些的人。運動中後期,警方不再批准民陣發起的各大遊行,Figo極力遊說泛民與他以個人名義發起遊行承擔責任,也讓他不得不面對牢獄之災。當很多人為了逃離政治獄而紛紛離港,Figo不止一次強調自己不會離港,選擇留下繼續未完成的事。[5]不太擔心他被捕或入獄,我知道他的能量足以讓他面對一切。從他身上,我看到了其中一種無懼叫做「不做自己承擔不了的事,但有能力承擔的就笑著去承擔」。聽起來好像很容易,但做到這個分寸的人真的真的很少。

反送中運動期間,Figo經常要以一己之力與警察對峙,尤其戰友陸續入獄後,成為民陣秘書處的“最後一人”。照片:社民連

左翼失語?Who Fucking cares?!

講到香港左翼,其中一個代表人物是甘浩望神父。甘神父這個人其實沒什麼新意,每次見面,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句。他不是政治人物,不會計算怎樣可以贏得更多選票,他只知道每天睡醒就要繼續去監獄探訪沒什麼人在意的囚友,去給難民上課,誰需要他幫就去。反送中運動後,他堅持繼續為中港家庭團聚權利發聲,表明立場不支持特朗普,多麼不合時宜。

幫孿生馬來西亞運毒姐妹爭取同囚改變不到世界,但在28年的監獄生涯裡她們可以相互陪伴扶持療愈,至少已注定被虛度的年華裡有一絲安慰。每個星期去探望被強迫和生母分離的難民小女孩Alicia也改變不到世界,但他可以做小朋友和生母的訊息橋樑,讓不能合法見面的母女知道彼此的狀況。

這些人沒有選票,沒有權勢,沒有利用價值,忙於感嘆自身命運的香港人更無暇去兼顧他人的苦難。今天無論誰贏了選舉,也不會改變他們的命運。但甘神父在改變他們的命運,哪怕只是一點點。對我而言,甘神父才是真正體現了不畏強權,不放棄的反抗精神,矜貴之處在於不受潮流影響。

對比起成為眾人的偶像,甘神父和Figo展示的卻是不畏懼被討厭的勇氣,不害怕被「同路人」責難的承擔,然後做該做的事。我從未從甘神父及Figo口中聽到「左翼憂鬱/失語」,他們亦不太談論左翼路線。雖然我認同這些理論的討論是必要的,但還要更重要的東西。

左翼路線是否可行或符合世界趨勢固然重要,但到後來,越來越多人在說話前,最先考量的不是對錯,而是會否得罪「同路人」。不能否認策略的重要性,但是當策略和初衷或目標有根本性的衝突時,孰輕孰重?當市場考量變成首要,已經本末倒置。

已至垂暮之年的甘神父,到青春正茂的Figo,我還見到香港的希望。

20201年1月8日,當香港的“本土”風氣逐漸提高,無暇顧及他人權益時,甘神父為了難民小女孩Alicia爭取與母親見面。照片:立場新聞

撰文:陳怡


[1] https://pub.orangenews.hk/news/system/2015/03/11/010009588.shtml

[2]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hk-young-politician/111277

[3] https://theowl.hk/2019/06/18/%E5%B7%A6%E7%BF%BC%E7%9A%84%E5%A4%B1%E8%AA%9E-%E7%95%B6%E9%81%8B%E5%8B%95%E5%92%8C%E4%B8%96%E7%95%8C%E5%92%8C%E4%BD%A0%E6%9C%89%E6%89%80%E8%B7%9D%E9%9B%A2%E6%99%82%E6%87%89/

[4] https://www.facebook.com/ChanMelody/posts/10165302754720711

[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ib_qcVQ9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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