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wati Birla & Kuver Sinha

原文鏈接：The Making of India’s Vaccine Famine–Beyond the Global North v. Global South Duality

2 月初，印度衛生部吹噓國家已經戰勝了新冠肺炎。然而到了 4 月中旬，官方的累計確診病例已達 1340 萬，死亡人數也很驚人，共 174,308人。顯然，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領導的政府需為此負責。

4月16日，印度血清研究所（Serum Institute of India，SII）的老闆Adar Poonawalla呼籲拜登政府解除疫苗相關原材料的禁運，以加快疫苗生產。就這樣，世界上最大疫苗生產商（按生產和銷售的劑量計算）的行政總裁，搖身一變成了印度的「疫苗王子」，呼籲各界關注發展中國家的疫苗供應。Poonawalla更成為了救世主，因為他不僅為了自己的國家，還為了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窮人都能夠獲得疫苗而戰鬥。他不斷強調，原材料、知識產權、生產技術、國際標準，是令各國人民無法得到疫苗的障礙。他重新點燃了核心和外圍的固有二元對立，就是全球南北方之間的冷戰，西方帝國主義與大型製藥公司為一方，另一方則是第三世界。

Poonawalla在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 165 ，同時管理著一家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賽馬企業。 SII 名義上位於「南方」，但其行政總裁屬於全球精英階層，在倫敦擁有一流的資源、私人飛機、蝙蝠車和住宅，置身於一個與周圍發生的死亡和疫情隔離開來的奢華世界。疫苗飢荒的肇事者竟將自己包裝為疫苗主權的堅定捍衛者，甚為諷刺。

疫苗飢荒的肇事者因為將疫苗飢荒的焦點轉移至“帝國西方主義”身上，而成功推卸自身的責任。照片：Poonawalla twitter.

世界各地的公民團體，非政府組織，和社會運動已經在號召豁免專利權和放寬全球貿易法規。著名經濟學家Joseph Stiglitz、Jayati Ghosh、Rohinton Medhora等主張為 COVAX（COVID-19 Vaccines Global Access，由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全球疫苗免疫聯盟、世衛聯合推行的全球接種計劃）提供短期專利權豁免，還有債務重組，以提供更多的資金和政治支持，盡可能減少貧富國之間的接種差距。

然而，南北二元性的框架不止增大南北方的冷戰矛盾，還掩蓋了反資本主義政治應該專注的兩個主要戰場：如印度政府和Poonawalla 這樣的資本家在操控的國際經濟結構；以及法西斯主義和疫情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

SII 和印度的疫苗生產格局

要全面了解 SII 所處的複雜國際資本主義結構，首先需要了解其在印度疫苗製造領域中的位置。

印度在 1960 年代成功實施了天花根除計劃，創建了國家衛生基礎設施，包括訓練有素的疫苗接種人員、儲存設施、和一個健康的監測網絡，走上了疫苗自給自足的道路。 1962 年至 1971 年間，政府建立了近 19 個公共和 12 個私營的疫苗生產單位。脊髓灰質炎疫苗接種計劃（1985-1991）更使得基礎設施的覆蓋從城市擴展到了鄉村。現在所有的印度疫苗製造商，如 Haffkine Institute (1895)，Biological E Ltd. (1953)， 和 Serum Institute of India Ltd. (1966)，幾乎都是早期創建起來的。

隨著 1990 年代自由化的開始，國家通過專利法、外國投資法規、修訂產業政策，國家逐漸放棄了開發和製造疫苗的責任，為 Ranbaxy 和 Cipla 等國內製藥公司創造了有利環境。期間，印度逐漸成為仿製藥製造商和疫苗供應商的龍頭，並開始通過併購進行整合。

1994 年，憑藉WHO的認證，SII 開始出口疫苗。通過與聯合國機構的合作，SII成功將自身置於全球分銷網絡中。1998 年，SII 向 100 多個國家/地區出口疫苗；2012 年，Cyrus Poonawalla收購了總部位於荷蘭的疫苗製造商Bilthoven Biologicals和總部位於美國的 Nanotherapeutics的捷克分支機構，後者為他的公司打開了歐洲市場。現在，SII疫苗出口盈利占了約公司收入的 85%。

後自由化時代的兼併、收購、和公共資金減少，使疫苗市場更有利於壟斷控制，促使了 SII 幾乎佔領了整個市場。Poonawallas 家族經營賽馬場多年，1966年創建了SII後，透過遊說政府保護國內資本，在地方當局的幫助下規避土地法，購買農地用來經營馬場和疫苗工廠。長時間下來，賽馬的投機性業務更為疫苗生產提高了大量的投資成本。

疫情期間，SII在幾個因素的加持下更確立了它的中心地位。在國際舞台上，它早期受邀加入了Vaccitech Ltd. 財團，並最終擁有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的技術轉讓權。在國內方面，2021 年 4 月 20 日，SII 從印度中央政府的疫苗接種預算中獲得了 4 億美元，用於加快阿斯利康疫苗的大規模生產，佔了 2021-22 年整個疫苗預算的 10%。值得注意的是，這筆資金是在沒有銀行擔保或抵押的情況下提供給 SII 的，並不符合政府一般財務規則第 172 條的執行情況。儘管疫苗利潤涉及了公共資金，卻出現了醫療保健預算分配不透明，以及公眾無法得知印度政府與 SII 之間合同內容的情況。

賽馬、投機、提取、滲入

各界要求豁免疫苗專利權的論述有二：一是取消專利並不會影響大藥企的根基；其次，那些公司都誇大了疫苗生產所涉及的風險。然而，專利權是阻礙人們獲得疫苗和醫療保健的唯一因素嗎？

SII 以 Covishield 的名義生產和分銷牛津-阿斯利康疫苗，每劑收取印度中央政府 2.03 美元，印度州政府是 4.06 美元，私人市場為 8.12 美元。將 SII 向歐盟和美國的疫苗出售價格用以比較，差別明顯。

顯然，SII賣給印度州政府和私立醫院疫苗的價格遠遠超過歐盟。有人建議莫迪政府把18-45歲的人群都推向私人疫苗市場。印度大約 30% 的人口年齡在 15 歲以下，沒有資格接種疫苗；65% 的人在 15-64 歲年齡段，5% 的人年齡較大，由此可估計，有三分之二的國民可能最終會被迫在私人市場上購買疫苗。這樣一來，印度的疫苗平均價格將約為每劑 6 美元，幾乎是歐盟的三倍。按照同樣的計算法，另一家公司Bharat Biotech 的疫苗在印度每劑售價平均是 12 美元，幾乎是歐盟的六倍。如果將購買力、人均 GDP、 或其他明顯衡量印度和歐盟之間貧富差距的指標考慮在內，價格差異將變得更加明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數據顯示，SII在貧窮國家（孟加拉，斯里蘭卡，非洲聯盟）的疫苗定價同樣高昂，甚至更糟。

印度絕大多數人民是工人階級，負擔不起兩劑 Covishield 或 Covaxin 的價格。顯然，大規模為人民接種疫苗並不是莫迪政權的優先事項。這種兩級的疫苗接種計劃，再加上大規模的網上疫苗接種登記活動，和對人口需求的故意錯誤估計，導致了疫苗飢荒的情況。

經濟媒體為 SII 和 Bharat Biotech 辯護，稱利潤是投資新產能所必需的，並指責政府沒有及早投資。有人將印度成功接種小兒麻痺症和痘疫苗的例子來做比較，被印度教企業形容為「似是而非」。《經濟時報》稱，SII每劑 2 美元的價格（中央政府的費率）沒有任何盈餘。首先，阿斯利康也是以每劑2美元的價格出售給歐盟的。就算人們接受這個價格無法獲利（尚未得到證實），但正如我們所見，印度的平均價格為 6 美元，是歐盟三倍的價格。

事實上，SII預計到 2021 年為止將通過 Covid 疫苗生產賺取10 億美元的利潤， 2022 年預計利潤將達到 40 億美元。根據印度企業事務部的數據，SII的年收入和2020 年的利潤分別約為 8 億美元和 3 億美元。總的來說，Covid 對疫苗公司來說尤其有利可圖。根據人民疫苗聯盟（People’s Vaccine Alliance）的一份報告，SII 和其他疫苗公司的財富不斷累積中，且已產生了新的億萬富翁。在此期間，Poonawalla Finance 進行了多元化業務並收購了包括 Wellness 藥房連鎖店在內的多個控股公司，預示著印度製藥行業的潛在垂直整合。

疫苗資本主義的結局是什麼？印度製藥業的強大，以及國家和疫苗資本的榨取預示著怎樣的未來？在未來，Covid 對中上階層而言是一種可治療的疾病，對窮人來說卻是一種持續性的致命傳染病。後疫情時期的疫苗定價和專利權幾乎保證了未來對疫苗的無限需求，疫苗的價格將遠高於目前的價格，大量財富將從公共領域流向私人界；同時，印度政府將把疫苗供應用作軟勢力貨幣和外交政策的武器。

超越南北二元對立：疫苗飢荒的形成

「疫苗帝國主義」這個分析框架因爲夠連貫而令人注目，好像揭示了相互對立的政治立場。疫苗的地緣政治已經在專利、多邊採購協議、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和金融債券等複雜領域上演。

外交事務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的一份出版物指出，金磚四國中的三國（俄羅斯，印度，和中國）「採取了全球疫苗外交法——即向三大洲或至少十個國家提供疫苗…與他們國家的戰略利益保持一致。」2020 年 5 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承諾讓中國的 Covid-19疫苗成為「全球公共產品」。隨著中國開始在埃塞俄比亞建立運輸疫苗的冷鏈，各家中國企業開始簽署協議，向巴西、土耳其、墨西哥供應疫苗，或與摩洛哥等國進行試驗或合作生產。2020 年 11 月，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RDIF）與摩洛哥製造商加倫西亞（Galencia）簽署了一項協議，在當地生產人造衛星。2021 年 3 月上旬，澳大利亞、日本、印度和美國宣布了和 Quad 疫苗的合作夥伴關係，承諾 2022 年底將額外提供 10 億劑疫苗，旨在對抗中國和俄羅斯在疫苗市場的主導地位。

SII是 COVAX 和 Quad 疫苗的主要生產基地。據印度政府外交部數據，SII 在印度生產的疫苗正供應給超過 95 個國家，包括南亞和東南亞的傳統勢力範圍，同時也透過COVAX計劃供應給非洲地區。

各疫苗分佈圖。

資本擴散、多孔病毒：疫苗債券，GAVI，和大筆資金

當我們陷入地緣政治和疫苗外交的理論框架內，就會掩蓋了資本（不同程度上不受國家束縛）在疫苗生產、製造、和分銷中發揮的主導作用。研究阿斯利康疫苗的案例具有積極意義：公共資助的研究最終如何落實到千百萬的人群中？

發表在《藥品法律與政策》（Medicines Law and Policy）上的一篇名為「『牛津』Covid-19 疫苗如何成為『阿斯利康』Covid-19 疫苗」的論文，顯示了各大學、製藥公司、和風險投資公司之間在生產阿斯利康疫苗上的關係。牛津大學詹納研究所（Jenner Institute）的研究人員首先開發了作為阿斯利康疫苗基礎的病毒載體技術；然後，他們於 2016 年成立了一家名為 Vaccitech Ltd. 的衍生公司，以進一步開發這項技術。Vaccitech Ltd. 的少數股東是牛津大學和個人研究人員的組合；大多數股東是風險投資公司的組合，其中最大的一個是 OSI，它是騰訊、谷歌風投（Google Ventures）和紅杉遺產（Sequoia Heritage）等其他公司的保護傘，以及 Wellcome Trust 等慈善基金會。Vaccitech Ltd. 於 2020 年 4 月與阿斯利康簽訂了一項獨家協議（由比爾蓋茨設計），以「進行疫苗的國際分銷，特別是努力供給中低收入國家使用」。阿斯利康隨後與美國、歐洲、和亞洲的幾家公司（特別SII）簽訂了技術轉讓協議。

這個由風險投資公司和製藥公司組成的迷宮式網絡嵌入在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的每個生產階段中。利潤從 SII等次級技術轉讓公司流回主要專利者阿斯利康，再流向構成 Vaccitech Ltd. 的風險投資公司。這引發了對資本萃取、政府，及其相互關係的性質的深刻質疑。

疫苗聯盟 GAVI 的資助機制展示了他們如何同樣受到資本網絡的束縛。GAVI 於 2000 年啟動，匯集了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銀行、蓋茨基金會和政府代表，旨在為低收入國家的疫苗項目提供資金。捐助國政府通過在資本市場發行疫苗債券，這些認捐可立即轉化為全球疫苗免疫聯盟的可用資金，購買這些債券的投資者將獲得利息。發行這些債券的是國際免​​疫融資機制IFFIm。資產管理人、養老基金、保險基金、銀行和公司在市場上從 IFIm 購買債券，半年利率為 0.375%。

因此，疫苗債券不僅為投資者提供了一個有利可圖的來源，使他們的投資組合多樣化並獲得低風險回報，而且得以在履行社會責任的幌子下進行。IFFIm 董事會主席Cyrus Ardalan大聲宣稱：「今天沒有接種疫苗的孩子可能明天就會喪生，讓我們現在就投資於生命吧。」GAVI-IFFIm並不是疫苗債券市場的唯一玩家。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的國際金融公司等都在 2020 年發行了疫苗債券，發行水平是 2019 年投資的 12 倍。疫情是一個大金庫；債券市場非常活躍。為 35 億人接種疫苗的前景會進一步激發這個市場的活力。2021 年 4 月，IFFIm 發行了 7.5 億美元為期5 年的疫苗債券，半年利率為 1%。

從大學的研究到大規模生產，再到最後一次注射，疫苗的機制由複雜的資本網絡決定。印度的第二波疫情浪潮再次揭示了支撐疫苗製造的全球供應鍊和民族國家的多孔邊界，是由材料、人員、病毒、債券、風險和投資的流動造成的。

結論

地緣政治的語言真的能反映當前的現實嗎？地緣政治傾向於將世界分為製造國和接收國；人們接種疫苗的問題隨後被轉化為國家間資本和外交關係。這種觀點將地球分為南北兩部分；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富有和貧窮；善與惡。這使得人們對全球貿易的理解偏向以國家為中心。

除非堅決反對疫苗資本主義，包括公共衛生和醫藥的商品化，以及公共財富的掠奪；除非積極準備對抗風險投資和疫苗公司的巨大力量（從阿斯利康到 SII），否則，那種把全球分爲北方發達國家和南方窮國的分析框架，最終只會迫使大家在這個或那個資本形式之間選邊站。

編譯：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