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領獎台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意義

——香港粉絲文化的連結在未來的政治鬥爭中至關重要

作者:WF

原文鏈接:流傘Lausan

2020年東京奧運會男子個人花劍決賽上,香港選手張家朗努力競逐的同時 ,很多觀眾聚集在觀塘區 APM 商場觀看現場直播,高呼「香港加油」和「We are Hong Kong」(我們是香港人)。張贏得比賽後,支持者向中國國歌喝倒彩。當晚觀眾的情緒,驚人地與2019年全年聚集在香港購物中心參加「和你Eat」及「和你Sing」集會的人群相似。兩年前的他們高呼民主口號,唱反送中「國歌」《願榮光歸於香港》,高舉橫幅、藝術品、標語牌,和其他抗議工具。人群中甚至有人展示香港殖民旗,一個具爭議性的用以表示對中國共產黨及其統治反抗的象徵。四日後,香港警方宣布逮捕了展示香港殖民旗之人,指控他煽動人群對國歌喝倒彩。他因此被控侮辱中國國歌,成為第一個在新《國歌法》下被檢控的人。

《國家安全法》的陰霾也籠罩著商場的觀眾。慶祝香港奪金的同時,民主抗議者唐英傑的審判也在進行中,這位24歲的年輕人在張勝利後的第二天被定罪。作為第一個在《國安法》下被定罪的人,唐是否有罪的關鍵,是他高呼的「光復香港」口號是否能夠煽動分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親自挑選的三名法官小組認為,答案是肯定的。這項裁決加上《國安法》下一連串的逮捕,不僅壓制了群眾對政治問題公開討論和直接參與政治活動和組織的自由,現在還延伸到了文化表達層面,例如支持者對張勝利的反應。

面對這種對異議的嚴厲鎮壓,名義上「非政治性」的香港奧運會勝利慶祝活動,例如游泳運動員何詩蓓的兩枚銀牌,已成為香港人表達身份認同的方式。推而廣之,這也成為了香港獨特的語言,社會,和文化的頌揚,作為對北京政權的專制和全面的一國言論的反抗。隨著即使是最溫和的政治組織形式,包括學生會、工會、以及公民社會團體也被打壓,我們可以看到,對香港體育的集體熱情,以及由此形成的社區意識,現在已經成為一種隱性的存在,作為誕生於 2019 年抗爭精神的避風港,這對於渡過政治鎮壓風暴可能有幫助。

這種帶有政治色彩的事件並不是第一次在香港體育賽事上發生。早在2017年就有香港球迷對中國國歌喝倒彩並高呼「We are Hong Kong」。在 2019 年抗爭活動最激烈的時候,香港青年隊與鄰近的深圳隊之間的一場曲棍球比賽,香港隊以11比2領先,在深圳隊成員開始攻擊香港對手後,演變成了一場鬥毆。香港球迷在2019年抗議運動之前的熱情本土主義可以歸因於足球球迷和球隊作為香港集體身份代表的共同角色。1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2019年的反抗和隨後在政府鎮壓下的政治話語空間的收縮賦予了體育更高的政治維度。尤其對於那些本土身份受到挑戰或壓制的人來說,成為體育迷往往是一個相對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以維護他們對「民族」身份的自豪感。

20世紀初,統治階級和資本家經常利用體育來安撫工人的不滿情緒,透過提供體育設施和賽事作為對有組織勞工的讓步,或如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言,作為沙文主義和服從權威的培養土壤。2 另一方面,奧運會的全球性質長期以來一直使奧運會成為激烈的民族主義的競爭場合。大國爭奪最高的體育榮譽,現在中國取代了蘇聯成為美國在獎牌榜上的最大競爭者。儘管如此,對於被殖民者或受到强國主宰的弱勢方來説,國際運動會也是一個在世界舞台上維護身份和自豪感的機會。就香港和台灣而言,當民族主義言論出現時,與代表中國的運動員的對決就會變得緊張。

例如,1912年奧運會,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官員非正式地將芬蘭(當時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的運動員視為一個單獨國家的代表,是對芬蘭獨立運動的「決定性推動」。與此同時,國際奧委會為了使奧運會「去政治化」,對於有違大國利益的其他地區的運動員團隊,總是壓制這些團隊的政治表達機會。1912年,國際奧委會屈服於奧匈帝國的淫威,禁止波希米亞(當時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的運動員以主權國家身份參賽。來到近期,今年奧委會禁止社交媒體團隊發布運動員單膝跪地抗議反黑人種族主義的照片。即便如此,這種試圖將奧運會去政治化的制度還是可以被顛覆的。香港在奧運勝利後播放的是中國國歌,全球卻知道那是屬於「香港人」的勝利,尤其是在2019年的抗議活動被廣泛報導之後,香港本土文化身份獨特性已經是有力的象徵肯定。

這種現象對香港本土文化的肯定可能是短暫的,但仍然很重要。我們可以回顧196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冰球示威事件。捷克斯洛伐克的冰球迷在1959年的世界錦標賽上已經表現出他們的反蘇聯情緒,為蘇聯隊的美國對手歡呼。3 後來捷克斯洛伐克隊在1969年世界冰球錦標賽獲勝,50萬捷克斯洛伐克球迷走上街頭慶祝。在短暫的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嘗試自由和民主改革,導致華沙條約組織入侵)後,捷克斯洛伐克勝利的狂歡變成了反對蘇聯軍事佔領的大規模抗議。球迷們熱情高呼「沒有坦克,所以他們輸了!」和「捷克斯洛伐克4——佔領軍3!」

儘管有抗議,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黨專制統治繼續了二十年。捷克斯洛伐克冰球迷對蘇聯沙文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反抗印證了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說法,即體育是「沒有射擊的戰爭」,但同時也證明,儘管「政治經常促使人們隱瞞真實的感受」,但體育卻有時容許表達政治情緒。《國安法》下,香港人可能無法公開發表政治異議,但集體慶祝香港獨特文化象徵——無論是體育、流行歌星、音樂團體,還是這座城市獨特的雙層巴士——仍然是讓人們聚集在一起並在共同身份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場域。這種連接在未來的政治鬥爭中至關重要。

在當前的政治氣候下,由於擔心不透明和專斷的《國安法》被用來針對親民主派的組織和個人,香港運動員似乎不太可能成為香港鬥爭的直接倡導者。政府官員已經開始發出近似的信息:一位親北京的政客譴責一名香港羽毛球運動員在奧運會上穿著一件沒有標記的黑色運動衫,因為這個顏色讓人聯想到2019 年的抗爭者。

1968年,非裔美國短跑運動員湯米·史密斯(Tommie Smith)和約翰·卡洛斯(John Carlos)在奧運會領獎台上以行動表達強而有力的政治聲明,向黑人權益致敬,以抗議反美國黑人的暴力。在《國安法》下,若有香港運動員仿效前兩者的行徑,危及的可能不僅是他們的體育事業。法國最頂級的足球前鋒之一,阿爾及利亞人拉希德·梅克盧菲(Rachid Mekhloufi),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的高峰期從法國叛逃,轉而為民族解放陣線隊效力。香港足球員似乎也不太可能追隨這些前輩的步伐。最近,白俄羅斯短跑運動員克里斯蒂娜·齊馬努斯卡婭(Krystsina Tsimanouskaya)在東京奧運會上批評了國家體育官員的決定,隨即遭受政府和國家奧運代表隊成員(由亞歷山大·盧卡申科總統的兒子率領)發出的遣返和報復威脅。這表明了面對專制政權,即使運動員只是提出最溫和的批評,也會面臨危險。現在她已在波蘭獲得庇護。齊馬努斯卡婭的情況表明,依靠名運動員反對專制政權是一種既不合理也無法持續的鬥爭形式。我們也不能僅依靠奧運會作為抗議的場域,因為它本身就是無能管治,和任人唯親制度的佼佼者,這是香港人一直反對的:奧運會和國際奧委會長期以來一直因腐敗,促進中產階級化,和警察軍事化以清除世界各地奧運城市的無家可歸者而受到批評。

香港人慶祝體育勝利的熱情程度,跟本地製作的熱門電視劇《大叔的愛》(一位親北京的政客因劇中對同性戀情的描述而對其發出攻擊)的受歡迎程度,或大眾對MIRROR的熱愛(非常成功的粵語流行男偶像團體)程度不相伯仲。他們都不是明確的政治偶像;事實上,作為依賴政府監管的廣播網絡的傳統娛樂形式,他們也擔不起這種身份。儘管如此,作為香港製造、且與香港密不可分的流行文化偶像,他們仍是香港社區及其價值觀、特質、俗語的自我認同的象徵。在香港人身份受到攻擊,以及公開集體反抗政權的機會越來越少的時代,這些文化表現形式的連接力不容忽視。由於民主工會、民間社會組織、媒體,都已成為警察、司法機構、政府官員和親北京政客的攻擊目標,許多人出於對組織成員安全的擔憂而自願解散,只剩下寥寥可數的傳統集體抵抗方法。

我們很容易將這段香港民主鬥爭的停滯期誤認為徹底的失敗和政治能量的喪失,尤其是與 2019 年和 2020 年相比。但將現在視為休整、重組、並在社區中重拾樂趣的時刻可能會更有成效,這些行為建立了對各地政治鬥爭都至關重要的關懷和團結網絡。與那些在中國大陸有多年逃避共產黨審查和鎮壓經驗的人一樣,香港人將本土身份的表達作為對「大陸化」(真實的和想像的)的一種隱性抵抗形式,這種流動和移動,是現在也是永遠的目標。成為體育迷,這種團結的實例,從外部看可能是短暫的,一旦受到壓制就會以新的形式出現,但在重建社區的內部工作中同樣有個強大的力量。

最大的可能是,在2019年反抗中形成的反獨裁情緒和與香港同胞團結一致的牢固連接,將通過集體參與和共同的本土身份的認同(無論是在體育,電視節目,還是其他領域)繼續隱蔽存在。

注:

  1. Tony Collins. “The Second Revolution: Sport Between the World Wars.” Sport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A Short History, Routledge, 2013.
  2. Noam Chomsky, “Spectator Sports.” Understanding Power, eds. Peter R. Mitchell and John Schoeffel. The New Press, 2002.
  3. Oldrich Tuma, Mikhail Prozumenschikov, John Soares, and Mark Kramer. “Complexity in Soviet-Czechoslovak Hockey Relations.” The (Inter-Communist) Cold War on Ice: Soviet-Czechoslovak Ice Hockey Politics, 1967-1969, ed. James Hershberg.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ilson Center. 2014. 

譯文: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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